出版时间:2007年2月1日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张晓凌 页数: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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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07中国艺术学2: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经济力量的提升之外,还应当包括一系列文化力量的提高。这其中包括通过文化的方式缩小城乡差距,消除种族对立,化解群体性的心理危机,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提高教育与科学水平,铲除社会腐败等等。不管实现这些目标最终还需要一个怎样复杂,甚至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现在所观注的是:在目前我们通常使用的量化评价体系中,对于以上这些文化内容并没有确定一种可操作,可信赖的量化的文化评价标准。所以,我们除了采用量化的经济评价指娄之外,还应当设定一种量化的文化评价指数,对一个寺庙,一个地区及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总体的评价。进而为我国,也为人类社会提供一种既包括着人文理念又行之有效的评价方法。消除因恋恋不舍评价标准的缺失所可能产生的对地区及国家发展方向的误导。
书籍目录
本期话题艺术研究的真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2006年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分析指数与国家发展的文化标准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原则史学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艺术研究方法与途径方闻(黄厚明)四本《文姬归汉图/胡笳十八拍图》绘制时代的重新审视(上)万历末年嘉兴书画世界中的文人早期的感性选择对钟铙数理提炼的意义理论与方法方位转换中的艺术学研究艺术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与视角舞蹈文化人类学与贵池傩舞研究框架初探美术史视野中的知识和观念德国近代哲学美学和王国维的批评范式田野调查 村落中的文化表演安徽贵池荡里姚村傩仪式乐舞活动考察报告青年论坛 从文本到舞台慕云戏曲本体论诌议近百年朱有墩研究的变化多元与混杂90年代台湾前卫艺术与“本土化”取向海外视线 致王文章院长艺苑掇英 赵建成闫平
章节摘录
这里还要解决一个疑问:有没有可能是在高宗朝画的画,在宁宗朝补的字?从文献记载看,在南宋画院组织的书配画类型创作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先书写文字,预留空绢,在一段不长的时间之后补图;如果有先画后书的情况,也应当在不久之后完工。作为表达朝廷一定政治意图的历史故事画,长期文图分离,对于宣扬政教,可谓事倍功半。而宁宗时实为南宋画院发展的最高峰,人才济济,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能够真正代表南宋绘画的时代风貌,这时把几十年前的旧画拿出来补题文字,似乎没有必要。因此我倾向于把台北李唐本的书法与绘画看成同时期的产品。 当认为李唐册确实源出于李唐时,其创稿时间就是Rorex所主张的高宗时期,并具体到绍兴和议之后的12世纪40年代,多少与韦太后的回归有关。但当绘画与书法的风格都提示了更晚的绘制时间,创稿的时间也不得不向更晚的历史时机中去寻求。创稿需要的历史条件,确为战争之后缔结和约,但不见得是南宋初年战争之后绍兴和议,却更可能是l 3世纪初的开禧北伐(1206——1207)和嘉定和议(1208),这是与台北李唐册和波士顿本的绘画风格、与台北李唐册的书法风格都比较吻合的一次“战争与和平”时机,也是南宋最后一次经历大规模战争之后还有机会享受较长时期和平,从而有余力进行大型绘画创作的时机。至于这种叙事画母题想表达什么思想主题,也只能从当时的历史形势中去寻找。 宁宗后期政治方面最大的事件,是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上台后,推行“嘉定更化”,理学在南宋朝廷获得合法地位,并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逐渐增强势力,终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南宋后期开始,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逐渐渗透到整个国家的思想和制度之中”,理学正统化既是思想沉滞的主要表现,也是其促进动因之一。这时创制的《胡笳十八拍图》,也不可避免地与这项思想文化的重大转型联系起来。传为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诗,首见于南宋初年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同书也收入了刘商的同名诗。到南宋,朱熹编的《楚辞后语》又同时收入了这两首诗。在创制《胡笳十八拍图》时,这两首诗都可供选择。《胡笳十八拍图》作为画院画家的“职务创作”,当然要仰承朝廷意志。他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刘商诗,而没有选择名气更大的传蔡琰诗,或者说没有选择当时人都相信是蔡琰本人所作的诗呢?用传蔡琰诗传播不广来解释,显然不足采信,因为北宋王安石的集句体《胡笳十八拍》诗中已经集有传蔡琰诗的句子。这一选择之中,就蕴含着创稿的意图之所在。 刘商诗和传蔡琰诗在文学意象和思想取向上有明显的区别。传蔡琰诗的风格,确实像郭沐若所说的那样:“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啊!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思想大有无神论的倾向,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既有伤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而刘商诗“呆板得更不能相比”。这些话虽然是站在现代诗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该诗的文字组织、岂术水准是否完美也受到了清人徐世溥、今人胡国瑞等人质疑,但郭沫若指出了一个事实:传蔡琰诗的感情是强烈、甚至是激越的,而决不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它塑造的蔡琰形象虽然也有别于蔡琰的历史原型,但它传达了、甚至强调了蔡琰性格中刚强坚韧的一面,这不是南宋道学家们所认同的。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对传蔡琰诗所作的评语说: 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其雄之恶云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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