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陈新明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2-05出版)  作者：陈新明  页数：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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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主要用于教学之用，给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以及研究者和爱好者之用。前言里讲四层意思：为什么要注重对外政策，为什么要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关于研究俄罗斯完整对外政策的现有成果与贡献，《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的体例与叙述特点以及观点评价。

作者简介

陈新明，1957年9月26日出生，甘肃省张掖市人。受教育经历：1979年9月—1983年7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获得学士学位；1983年9月—1986年7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攻读世界近代史专业俄国史方向硕士学位，师从李天祜、李建先生，获得硕士学位；1994年9月—1997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攻读国际政治学专业俄罗斯社会发展方向博士学位，师从刘克明、吴仁彰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工作经历：1976年5月—1979年8月在甘肃张掖市蔬菜购销公司工作；1986年7月—1994年8月在甘肃省委党校科社教研室任教；1997年8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导师、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书籍目录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上卷）》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俄罗斯早期对外政策与帝国轮廓显现（9——17世纪） 一 基辅罗斯王公对外政策 二 基辅罗斯的主要继承者 三 莫斯科公国崛起 四 帝国轮廓的显现 五 王朝更替与对外政策进退 六 对俄罗斯国际关系行为体角色的评价 七 俄罗斯早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特点与生成条件 第二章 彼得一世与俄罗斯进入欧洲国际关系体系（1700——1725年） 一 北方战争的序幕 二 北方战争关键之战——波尔塔瓦决战获胜 三 兵败普鲁特河 四 争取北方战争的最终胜利 五 暂时搁置波兰问题 六 向高加索和中亚以及远东方向扩张 七 对彼得对外政策的评价 第三章 彼得对外政策的遗产及其管理者（1725——1762年） 一 拉拢奥地利 二 俄奥联手对土耳其开战 三 伊丽莎白女皇与别斯图热夫一柳明体系 四 伊丽莎白对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立场变化 五 18世纪中期欧洲“外交革命” 六 伊丽莎白与七年战争 七 对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评价 八 对18世纪上半叶国际关系的总结 第四章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国战略：收获与耗费（1762——1796年） 一 第一次瓜分波兰 二 女皇的第一次对土战争 三 女皇充当调停者 四 女皇的第二次对土战争 五 第二次瓜分波兰 六 第三次瓜分波兰 七 女皇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八 对女皇对外政策的评价 九 对18世纪俄罗斯国际地位的总结 第五章 俄罗斯与拿破仑的“反体系行动”（1796—1815年） 一 保罗一世政策变化无常 二 亚历山大一世政策变化 三 第三次反法联盟 四 第四次反法联盟 五 提尔西特和约 六 爱尔福特会晤 七 卫国战争胜利 八 第五次反法联盟 九 亚历山大一世对战后欧洲的看法 第六章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协调问题（1815年） 一 反法联盟各有打算 二 维也纳会议 三 神圣同盟条约 四 巴黎条约 五 关于维也纳会议对欧洲问题协调的评价 第七章维也纳体系与欧洲“持久和平”（1815——1853年） 一 维也纳会议后的大国关系 二 1821年东方危机与纳瓦林诺海湾战役 三 俄土战争与亚德里雅那堡条约 四 1830-1831年欧洲革命与反对革命的君主联盟 五 1832年东方危机与安吉亚尔斯凯莱西条约 六 1839年东方危机与伦敦协议 七 俄罗斯疏远法国 八 1848-1849年欧洲革命 九 革命后欧洲国际关系相对稳定 十 关于维也纳体系对欧洲“持久和平影响作用的评价 第八章 克里木战争与俄罗斯权势削弱（1853——1871年） 一 克里木战争导火索与外交紧张失控 二 克里木战争开始 三 重启维也纳会议 四 巴黎和会与欧洲大国“演唱会落幕” 五 对于巴黎条约的评价 六 克里木战争之后的大国关系 七 俄法在多瑙河两公国和巴尔干及意大利问题上的协调 八 俄法在波兰问题上决裂与俄普联合行动协议 九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三场战争与俄罗斯的默认及支持 十 俄罗斯摆脱巴黎条约限制性条款 十一 对1856—1871年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总结 第九章 俄罗斯与俾斯麦的联盟“网”（1871—1891年） 一 德意志帝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意义 二 三皇同盟形成与俄罗斯立场 三 俄罗斯在远东和中亚的扩张 四 1875年东方问题与俄土战争 五 圣斯特凡诺条约与柏林条约 六 弥合三皇同盟的裂缝：恢复三皇同盟 七 亚历山大三世对新三皇同盟的立场与俾斯麦编织联盟“网 八 俄英在中亚的争端与三皇同盟的庇护 九 保加利亚危机与三皇同盟态度 十 俄德1887年再保险条约 十一 对俄罗斯在俾斯麦时代的对外政策的总结 …… 《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下卷）》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沃尔斯克拉河战争失败之后，维托夫特集中精力关注内部事务：恢复受损的军队和威望。他将对外政策注意力转向西部，在这里与条顿骑士团的关系已经到了决定性阶段。维托夫特参加与雅盖洛的军事联盟，于1410年波兰—立陶宛—罗斯三方军队联合打垮德国骑士，后者承认波兰国王的最高权威。这次胜利不仅对于立陶宛人和俄罗斯人很重要，而且对于巩固波兰更为重要，进一步促进了立陶宛大公的殖民活动。以大公和地主及波雅尔为代表的立陶宛—罗斯社会精英来到波兰，所有一切都令他们感到新鲜和着迷：不仅当地与众不同的文化，而且还有社会政治结构，受限制的王权，贵族阶级享有广泛特权。波兰人的语言、习惯和天主教，开始成为有身份的能够体现贵族荣誉和独立地位的象征。随着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罗斯人贵族之间日渐增多婚姻关系，开始出现了人口增加和教权扩张。在立陶宛出现波兰人殖民者——地主和普通人。天主教会占据精神生活优势地位，但并非限于此。除了宗教、教育和文化之外，波兰人的权势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由于免除赋税，波兰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聚敛巨额财富，积极干预国家事务。全面推行天主教和波兰人思想意识的做法撕裂了社会，导致贵族阶级上层跟风追捧新时尚，而那些罗斯人——信仰正教的农民则认为，“波兰性”“拉丁化”就是地主压迫与日俱增的同义语。 为了巩固国家需要非同一般精力和精神鼓励，事实上波兰表现出拥护帝国政策的意愿。但是它的不幸在于因为缺乏真正有力的专制体制而不能承担起这个重任。由于把朝东方向的扩张看得过于容易简单，波兰统治者重新评估自己“帝国”的潜力。他们夺取越来越多的东正教土地，可是不能够借助于实用强有力的专制独裁力量将它们联结成为整体，当然这一点恰恰是那些更有远见和更走运的君主们的鲜明特点，诸如俄罗斯、不列颠和奥斯曼帝王们的所作所为。因为使普通居民和非天主教居民负担过重，同时又没有认真思考过要对波兰化和宗教统一政策进行改弦更张，波兰就为日后尖锐的社会政治冲突并最终演化成国家民族灾难与悲剧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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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主要用于教学之用，给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以及研究者和爱好者之用。前言里讲四层意思：为什么要注重对外政策，为什么要研究俄罗斯对外政策，关于研究俄罗斯完整对外政策的现有成果与贡献，《18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套装上下册)》的体例与叙述特点以及观点评价。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文笔不算流畅，时有语法错误，有种蹩脚译著的感觉。但内容很棒，视野开阔，角度新颖
•   　　一部俄国外交史宏著
  　　——读陈新明教授《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萧 雨
  　　
  　　 俄罗斯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外交史。在俄罗斯国家兴起之前，这是一块“流动”的土地，各种部落、民族征战不休，从西徐亚人到萨尔马特人，从哥特人到匈奴人，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足迹。在俄罗斯国家建立之后，这块土地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栖身和“发展之地”，其边界不断地向外推进，终于由欧洲边陲的一个小公国成长为欧洲幅员最大的帝国。对外扩张成为俄罗斯历史的主线，与外部世界的互动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
  　　 作为一部宏大的外交史著作，陈新明教授撰写的《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 以通贯的脉络、丰富的史料、明畅的叙述、精当的评论，为我们展开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一幅长卷。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巨大的邻国的历史及其对外关系的特点，而且有利于我们认识自己。历史能够引发我们智识的兴趣，带给我们垂训和教益，更重要的是如柯林武德所说的，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 。我们研究俄罗斯的历史，重要的是以之为镜，反观自身。
  　　 目前国内学界撰写的俄国外交史著作还不多见，已知的主要有林军教授的《俄罗斯外交史稿》，它在国内学界具有开创性。陈新明教授的这本书主要用于教学，是一部大学教科书，而不是专题的研究著作，但是如此巨大的篇幅显然已经突破了教科书的规制。他虽然学识淹贯，下笔洋洋洒洒，但构架的搭建极为坚实，材料的取舍非常适度，所发的议论和点评相当精彩。事实上，它不仅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教科书，也是一部厚实的学术佳构。
  　　
  　　一
  　　
  　　 这部书虽然名为《十八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政策》，但实际上是一部外交通史。从近代意义上来说，俄国的外交始于十八世纪，即彼得一世时期。彼得之前的俄罗斯，主要致力于以莫斯科为中心整合聚拢俄罗斯土地，完成国家的统一，同时摆脱蒙古鞑靼人的桎梏，以及克服混乱年代对国家内外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只有从彼得开始，俄罗斯才进入欧洲国际体系，才谈得上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因此该书明确了时间上的起始。但是为了铺垫，作者设立了一章，简要地回顾了基辅公国9～17世纪的外交。
  　　 全书分为上下两卷，共二十一章，其中上卷九章，下卷十二章。从大的框架而言，作者以俄罗斯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的脉络：十八世纪之前俄罗斯尚未进入国际体系；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作为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角色，俄罗斯在国际体系的中心和边缘徘徊；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自动脱离了国际体系并自成一体；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新开始融入国际体系。虽然作者在撰写体例上按照王朝世系叙述对外政策，即按照在位的君主或者领导人展开，但是由于在位君主或领导人执政时间长短不同、对外政策内容多寡各异，其历史重要性亦有区别，因此有的好几代君主和领导人缩为一章，有的则用超过一章的篇幅尽情展开。这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有利于集中详述某一时期的对外政策，了解其来龙去脉。例如，作者用了三章（第五章至第七章）的篇幅，叙述俄罗斯成为欧洲国际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这一过程，将保罗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三位君主都包括了进去。俄罗斯在这一体系中的权势衰落则以克里米亚战争为标志，所以作者另辟一章，将尼古拉一世后期的活动与前期的活动剖分开来。这里没有按照完全君主世系来划分，更加凸显俄罗斯与国际体系这一主线。
  　　 本书在史实的叙述方面很有特色。首先，对史实的叙述比较完整、全面，同时线索脉络非常清晰。从章节的设计以及标明主题事件发展过程的小标题即可看出，作者不仅有大局观，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事件，对材料的取舍有了然于胸的把握，同时也不放弃那些使历史内容丰满的细节，并且不使其琐碎、枝蔓。其次，作者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在叙述同一事件的时候引证和参照不同史家的说法，并且作出自己的判断。再次，作者在处理国家的对外行为、对外政策、作为决策者的领导人的性格与动机等方面的关系时进行了深入的挖掘，避免了史料的单纯铺陈和武断的判定，从而使历史呈现出多维性、复杂性。作者基本上对每个决策者的性格偏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等多方面的个人因素进行了分析，这方面的解读与评说相当精彩。例如，在述及保罗一世的对外政策时，针对保罗狂躁无常的乖戾性格以及看似荒谬矛盾的对外政策，作者通过印证克柳切夫斯基的看法，同时对俄加入反法联盟以及随后的俄法接近进行分析，指出保罗的政策不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狂热兴奋，其中也充满了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考虑。他认为，保罗的行为意味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看法行事，“而不是缺少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历史学家有过经典的论述，忽视或过度拔高他们的作用都不可取，他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最后，作者的叙述语言生动活泼，富有张力，在一种内在的节奏之下，不仅提供充分的信息量，而且留给读者以思索的空间，避免了历史叙述的干瘪和枯燥。这种可读性和严谨性的结合在当下的历史撰写中尤为可贵。
  　　 另外，该书在涉及富有争议的问题时非常节制，有时避开直接的论断，而是通过史实叙述的取舍保留争议的空间。例如，在第十九章第七节“苏美首脑频频会晤与冷战结束”中，作者叙及美苏首脑在1985～1991期间自日内瓦到莫斯科的历次会晤，但并没有确定冷战于何时结束。关于冷战的结束时间以及标志性事件，学术界历来分歧较多，意见不一 。对于这些观点，不必强求一致，也不可能达成一致。作为教科书，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必加以繁琐的论证。
  　　
  　　二
  　　
  　　 如前所言，该书既然以教科书的体例来撰写，自然侧重于史实，俾使学者对于三百多年来俄国对外政策的更迭嬗递、发展脉络，原原本本得其梗概。但是作者并不局限于在史实堆里打转，也通过史论表达自己的观点，借此使全书的体系更加完备，也使全书具有思想的高度。作者的评论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一是在每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介绍之后，作者会拿出一小节甚至几个段落的篇幅来进行总体的评价。这种评论的方式，令人想起《史记》每一篇之后的“太史公曰”。作者谦称，这些评价不能作为结论，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是否准确还需读者自行判断。但是这些评价极为出彩，或者是综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是发他人所未发，从而成为全书的点睛之笔。这些评判，既显示出了作者的史识，又有力地总结了所叙述的史实，引领读者进行思考。例如，作者在评价彼得的对外政策时指出，彼得是俄国地缘政治传统的奠基者，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国家的属性上，彼得实质上第一次提出了俄罗斯文明的认同问题。时至今日，何处认祖归宗，何处告老还乡，依然是困扰俄国人的中心议题所在。在谈到彼得对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影响时，作者精当地指出，正是彼得奠定的基础导致俄罗斯与其他竞争者发生冲突，并赋予俄罗斯以侵略扩张的形象，这是对追求地缘政治地位的新手的不可避免的报复。最后，作者在评价中指出，俄罗斯国家的紧张状态在彼得时期达到极限，其后继者已经无力维持，所以对人民的力量应该加以珍惜始终是俄国历史的一个忠告。事实上纵观历史，俄国的起落与这种紧张状态直接相关，俄罗斯的专制制度与此联系紧密，而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与此密切关联。又如，在总结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俄国对外政策时，作者指出，俄国当时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不能用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概念来理解，西方虽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挫败了它，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俄国的本质不在于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在于找到最适宜停下脚步的疆界。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中分布在每章之末的精彩论说。除此之外，在叙说史实的过程中，作者的精到论说时时可见，不一而足。即使在前言后记中，这些评论也醒人心目。例如，作者在前言中论及对外政策时，从历史的视角指出，在人类早期历史中，国内政策往往简单粗糙，发挥想象力的空间极其有限，但统治者出于新奇的欲望以及对权势和财富的野心，往往在探索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获取实际的利益，并且藉此丰富国内政治。但是作者在论及俄罗斯时却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内容过于单调狭隘，过于关注使用武力以获得新的领土和人口，缺少经济、文化以及人文的交流。同时作者还强调，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历来地位突出，即使是今天，俄罗斯国家的内部生活仍然是比较简单粗糙的。这些“玩索所得”的见解，实际上都是作者多年来沉潜在俄罗斯历史研究中的积累，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言，这种探索“无疑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些评论也并非为评论而评论，而是在史实的叙说过程中，由史实而发，反过来又加深对史实的理解。例如，在述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混乱的秩序时，作者从历史的经验指出，俄国社会和国家不擅长从事经常性的、渐进的、点滴积累的改良，既没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没有这方面的技能。正是这种“惰性”为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做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所以往往等到问题成堆时，再用极端的方式进行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负面影响又造成惰性的回归。作者以此说明，俄罗斯历史上不乏惊天动地的变革，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好。
  　　 作者的这些论说谨慎、节制，不出尖，不偏颇，都是持平之论。究其缘由，乃是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对于研究的对象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和“同情之理解”，没有用政治和道德的“洁癖”来对待，也不用简单和狭隘的意识形态来衡量。在述及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时，作者评论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手里的好牌大牌有分量的牌一个不剩地全都出光，却不知道索要大致相应的回报和让步”；“他将原本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缓和、裁军、撤军、不干涉的光彩事业，变成了灰溜溜的、令人迷惑不解和遗憾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仓惶撤退，像是被人抛弃一样”。 这样的评说不仅生动形象，也非常到位，而且完全是就事论事，没有使用价值观色彩明显的褒贬之词。
  　　 以上所言，仅是本书之一端。总而言之，本书不仅提供知识，而且引发思考，是值得一读的俄国外交史著作。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