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无语

出版时间：2001-1  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作者：项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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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爷爷，一个在神秘和沉默中走过一生的踽踽独行的旅人；奶奶，一个只字不识却充满睿智和良知的农妇，这一对在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关系奇特的生死冤家构成了本书悲壮沉重的主线……。

作者简介

项小米(1952-)， 女，福建连成人。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分校中文系。1971年应征入伍，历任武汉军区一五三医院医务处统计助理员，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学员，总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副编审。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长篇小说《英雄无语》、《小轮和海》，中篇小说集《丑娃娃》，散文《小小世界》、《伊甸之子》，电视连续剧剧本《我要做好孩子》、《虎斑贝》(均已录制播出)等。
中篇小说《遥远三色槿》获1992年《昆仑》优秀作品奖，散文《记忆洪荒》获1997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英雄无语》获第六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

用户评论 (总计8条)

•   　　项小米: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
  　　
  　　
  　　　　一
  　　　
  　　
  　　　　在中国，大概再没有哪一部丛书，能够像《星火燎原》那样传播久远、影响巨大了。这套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如今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曾从这套书中汲取过营养。只要你上过小学，你就不可能不知道《老山界》、《刘胡兰》、《飞夺泸定桥》，不可能不知道《金色的鱼钩》、《七根火柴》和《党费》……那时候，无论去哪个同学家，总会在他家的书架上看到这封面或红或棕、标有“星火燎原”四个字的套书，同学间谈论故事，总会讲到《星火燎原》里的文章。如果人家说了哪篇文章而你没有看过，是一件挺丢脸的事；如若说起哪个同学的爸爸，居然是《星火燎原》里某篇文章的作者或者主人公，哎呀，这个同学——用今天的话讲，可就太牛了!那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时尚。总之，知道、读过、拥有这套书，是那个时代的骄傲与荣耀。
  　　
  　　　　我之所以花这么大力气去开这个头，是因为，我做梦也没想到，在五十年后，自己的一千多天光阴会和这套书连在一起，而且一连就连得那样紧，白天，黑夜，醒着和梦中。老十卷《星火燎原》是从一九五六年总政治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中挑选发表过的文章结集而成，自一九五七年陆续出版后，被选用的稿件仅仅是三万多篇征文稿件中的很少一部分。 由于历史、政治甚至出版方面的种种原因，绝大多数稿件五十年来一直封存在解放军出版社的文库中，而这些稿件历经岁月打磨世事变迁被再度审视，越发显现出珍贵。在二OO七年，将这批稿件重新遴选、整理、结集，这就有了我说的那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新编辑出版的十卷《星火燎原》，我们叫它“未刊稿”。编辑“未刊稿”的过程，是一次长达四年之久的心灵震撼和灵魂洗礼的过程。
  　　
  　　　　这套书的作者清一色是在我军浴血征程中居功至伟的开国英雄。作者中，有九位元帅、七位大将、四十四位上将、九十一位中将、二百五十四位少将，共四百三十七位将军，还有八十四位副省部级以上领导。而这些作者，不过是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他们的战友，绝大多数已经永远地长眠在了他们走过的雪山、草地和战场。对这些战友的深情怀念，充满在《星火燎原》字里行间，令人每每读来，泪不能禁。斗转星移，这些作者如今都已离我们而去，而在一千多万文字的叙述中所描绘的战火纷飞的战争场景和表达出的浓烈情感，都已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绝笔。许多过去知道的、依稀知道的、更多为不知道的秘密，都珍藏在这绝笔之中。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长征路上至为关键的一战，也是最惨烈的一战，许多老将帅都曾在回忆录中回忆过这场战斗，但当你在手底的稿件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对当年那场血战的叙述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战栗。上将李天佑时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负责中央红军左翼掩护，在距离湘江七十里的新墟和广西军两个师接火，第一天就打得十分激烈，但那时红军尚有一些弹药，抵住了敌人多次凌厉攻势，但在第二天情况就异常险恶了。
  　　
  　　　　李天佑这样写道：“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在战士全部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十四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十五团参谋长何德全同志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五百余人(注：那时红军的团都不是满员团，即所谓‘小团’)……”由于十五团团长政委负伤，李天佑命令师参谋长胡震去十五团，接着，他“抓起电话找十四团的黄冕昌团长，要他适当收缩下兵力，把团指挥所转移到我们师指挥所位置上来……”“黄团长冒着弹雨来到我们这里，他刚来到，十五团就来了电话报告：师参谋长胡震同志牺牲了，他是在指挥刚才一次反击时牺牲的。我手捏着电话愣了好大一会儿，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刚刚他还在这里，才这么短的时间，他就牺牲了……”而在这之后没一会儿，重返十四团指挥作战的黄冕昌团长也牺牲了……这就是湘江之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场战斗中，让团的指挥员都上去了，那必是一场恶战。就在李天佑的眼皮底下，短短几分钟内，就伤亡了五名团以上指挥员，战斗之惨烈，血腥可嗅。
  　　
  　　　　而在另一位作者的记忆里，湘江之战是又一幅场景：刘浩天中将当年是红军补充师的民运科长，负责组织民夫抬运辎重，“山路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陡，沉重的机器压得民夫们脖子上、腿肚子青筋暴起，汗流浃背……遇到山路陡坡和转弯处，一两个小时都挪不了窝……我们在风雨泥泞中蹒跚而行，山林中的羊肠小道非常难走，夜里又看不清，常常是一夜才翻一个山头……距湘江五十多公里的路，我们整整走了四天。十二月一日下午，我随同搬家的队伍终于渡过了湘江，看着漫山遍野红军战士的尸体和浮桥一线江面血红的江水与漂浮在江面的红军遗体，我第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和我在一起的十几个民夫被眼前的惨状吓呆了，有的人扔下挑子，当时就号叫着跑了，几个红军战士拦都拦不住……”读了这些文字，才真正读懂了“湘江一战，损失过半”那句话语中的悲壮情怀和沉甸甸的分量，“过半”二字犹如一只顶天立地的巨碗，盛载着五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
  　　
  　　　　如果没有这些稿件，没有这些细节，你所知道的战争和军史，就永远只是一些概念、定义和数字而已。教科书告诉我们定义，而回忆录告诉我们细节。有许多事情，如果不是这些稿件，你自以为知道其实并不知道。
  　　
  　　　　小时候看过一张油画，画面的中心是周恩来、朱德、林彪、叶剑英等我军高级将领，每人脖子上系一条领带，臂上缠一块毛巾，将领们站在台阶上叉腰挥手，下面一群身穿灰色军衣的战士们翘首仰望。这画的名字就叫《南昌起义》，在我小时候的理解中，南昌起义就是这个样子的，领袖人物振臂一呼，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就打响了，我军从此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而真实的历史比这不知复杂多少倍！南昌起义失败之后，朱德副军长带领起义残部转战闽粤赣，革命的前程如何，队伍究竟该往哪个方向去，无人心里有数，包括朱德。
  　　
  　　　　少将张树才在《跟着朱德司令转战闽粤赣》一文中，真实地记述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所部的坎坷经历：张树才先是跟着二十军教导团转战江西、南下汕头，敌人的疯狂追杀、形势的扑朔迷离，令起义队伍一时不知所从，失去方向的队伍就失去了斗志。“这支部队失去了往日的精神，我们照旧穿着南昌起义时穿的、又经过长期行军战斗早已被汗污磨碎了的破单衣，南方大山里的十月天虽然不像北方那么冷，可是风餐露宿的我们，在那种夜凉寒露中还是冻得受不了，我们只有抱膝背靠背地挤在一起，用身体来温暖身体；草鞋穿烂了，长期打着赤脚走山路，脚掌磨得像猪肝肺，又紫又黑……又遇上南方倒霉的发病季节，拉痢、打摆子的天天增多， 一个个面黄肌瘦， 眼眶塌成了黑窝窝……当部队到信丰会合(与朱德率领的二十五师会合)时，上千人的教导团，几乎减少了一半，有病、体弱的掉了队，意志薄弱的人脱了队。二十五师在朱德副军长率领下，减员好一些，但由信丰出发到赛泉圩宿营的第一天，师长不见了，第二天，三个团长也不辞而别了……”两个月后，部队仅剩下了八九百人，但就是这八九百人，成为南昌起义后保留下来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一支部队。为了将这宝贵的几百人保存下来，朱德曾带人去寻找军阀范石生。在寻找范的途中，又遭了匪徒胡风鸣的袭击险些丧命。为解决部队的供给，部队曾一度不得不依附于范石生部，在人们眼中，这时的朱德也不过就是个山大王。不久，部队脱离了范石生部，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挺进湖南宜章。在追寻同路人的历程上，先后与军阀许克祥、白崇禧作战，直至遇到苦苦寻找他的何长工。而寻找朱德的经历，在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一文中，更是像传奇一样，毛泽东听说朱德的部队和自己正在彼此寻找，遂派何长工下山去找朱德。何长工走到沔都被民团捉住，眼看要砍头，急中生智化险为夷，继续在湘南、粤北一带寻找朱德，却遍寻不见。完全偶然的一个机会，何长工在无计可施之际，在韶关的一个澡堂洗澡时，听到范石生的部下议论，说“王揩(王揩即朱德)的部队到了藜埠头，我们要警戒”，这才找到了朱德和陈毅，才有了后来的朱毛井冈山会师。仅这一次何长工寻找朱德，一路上就三次被民团、军阀所抓，三次差点掉脑袋。每读到这样的稿件，我总会一边读，一边满脑子胡思乱想：“如果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如果胡凤鸣手下的匪徒不至于那么愚蠢以至放过了朱德”，“如果何长工那天没有去洗澡”。如果真有这些“如果”，一部军史还会这样写么？但我们看到，在这看似充满偶然性甚至戏剧性的细节之后，展示的是坚强的信念、百折不挠的勇气、超乎常人的精神和意志……有了这些，无论革命的中途发生怎样的偶然，革命的方向也最终会指向一九四九年的那个结局。
  　　
  　　　　我们早已熟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艰苦卓绝，但过去我们习惯更多地谈胜利，很少披露一些我军历史上的“败仗”。在这些稿件里，恰恰是这些记录“败走”历史的稿件，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革命道路的坎坷和斗争的残酷，从而通过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军将士的英勇顽强，为理想为革命奋不顾身的战斗牺牲精神。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后，红二六军团先是在湘鄂一带活动，后又转战千里深入黔滇，牵制了国民党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在这一牵制敌军的行动中，孤军作战，四面受敌，战斗极为激烈残酷。中将郭鹏在《杀出重围》一稿中，记述了自己当年所在的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在贵州梵净山被国民党军包围突围的经过。突围之前，被迫留下了所有的伤员，突围的同志想到留下的伤员， 知道他们唯有一死，不免伤心落泪，可伤员们反过来安慰突围的同志：“你们放心地走吧，我们决不会在敌人面前屈服。”“再三地珍重，再三地叮咛，再没有比当时告别的情景更使人感动的了”，他们突过了一道山，又一道山，牺牲的人在不断地增多，“同志们那种顽强的战斗精神，是我永生不能忘记的。特别是三连连长，早在鸡公山战斗中即负伤，右臂被打断了。战后他因右臂已碎，自己竟毅然忍痛用菜刀将断臂剁去。在连日转战行军中……遇有断崖陡壁，便抱住伤口滚下去。”在一次战斗中，“眼看挡不住敌人的冲击，正在危急之际，忽然从后面跑过来一个人，他迅速地冲至前卫连阵地，左手持枪高呼：‘同志们，拼刺刀，跟我冲!’大家一见这血迹斑斑的空袖筒，就知道正是三连长”，“但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医务人员和药品，三连长的伤口在连日苦战中恶化了，当我最后去看他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团长，我不能再和同志们一道战斗了!’不久他便牺牲了。”我们只知道古时候关公刮骨疗毒的传说，要知道，关公再坚忍，毕竟是在忍受医生为他治伤，而郭鹏中将的战友挥刀自断臂，那种坚忍、顽强，是关公远不可比的！这样的一些稿件，在老《星火燎原》里之没有被选用，原因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它们描述的是“败走”的经历，记录的是伤痛和坎坷。但在今天看来，恰恰是这“败走”，这“坎坷”，给了我们一部更加真实和令人震撼的历史，难道不正是这无与伦比的艰难，才更烘托出了革命的不易和辉煌吗？
  　　
  　　　　今天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对于许多早有定论的历史，喜欢反着说，似乎不如此显不出思想者的特立独行，不如此不足以骇世惊俗。比如：国民党共产党不过是兄弟相残，若国民党执政，今天的中国一样会走上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靠的是政治权术……奇谈怪论并不让人惊诧，惊诧的是某些媒体也常跟着起哄，让人想不明白他们的屁股到底坐在哪儿。其实，这许多问题的答案，早就存在于《星火燎原》之中了，细读这些稿件，许多本来就清楚的问题，变得更加有根有据，更加坚信历史不可被人随意涂抹。
  　　
  　　　　在一九四九年那个当口，国民党早就烂掉了，烂的起始阶段还要更早，在围堵红军的时候，就已经烂得不轻。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初到国民党部队时见到的情形，令他触目惊心，每一级长官都在利用自己的权力巧立名目、谎报人头、截留物资贪污军饷，他不谙此道提出质疑，立刻被周围同僚视作异己而遭疏远排斥，他当时心中就有了疑问：这样的现状，如何战胜共产党？而共产党这边的情形呢，李桂林在《我的第一个指导员》中这样写道：在滇东，他认识了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指导员跳下水田和他一起劳动，打消了当地农民对红二军团的顾虑，也打动了他的心，从此跟着红军走上长征路。在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没有了，部队杀了马，由于他年岁小，不能自制，一块小小的马肉很快吃完了，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际，又是他的指导员将自己分得的一小块马肉给了他，他得以活着走出草地，而他的第一个指导员永远留在了草地……红军基层干部是这样，高层指挥员又是怎样呢？红二军团的士兵吕玉清回忆了这样一件小事：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围困龙山时，吕玉清的团长到前沿阵地去了，团部就留下他一个新兵看家。团部在一座破庙里，晚上，军团长贺龙带着警卫员来了。不一会儿战士们就在破庙里呼呼地熟睡过去，只有贺龙一直坐在破庙前的地上思考着什么。夜深了，下起了雨，贺龙向吕玉清要求能否点一些柴火烧来烤烤，吕玉清为他抱来了柴火。“夜深了，老总好像有点困了，手抱着膝盖，头低着打盹，这时我细细地打量他，只见他腿上糊着好些黄泥巴，脚上的草鞋有一只耳子都烂了。”“我往庙里看看，地上已经睡满了人，确实太挤了。老总一定是觉得挤不下了，才一直这么坐着，于是我说：‘首长，我叫他们腾个地方您睡一会儿吧。’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不要，让他们多睡会儿吧，他们太疲劳了！’我心里想：‘难道你就不疲劳吗？’”这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的官兵关系。像这样满怀深情记述自己的首长是如何爱兵爱同志的稿子，在《星火燎原》中实在是太多了。这样一支军队，当它的首长一声令下的时候，怎么可能不舍身拼命往上冲？连蒋介石自己在逃亡台湾之后，总结国民党军兵败原因时都这样说：“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都不放在心上……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共军干部对于这些，倒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他最后痛心疾首地说：“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看过这些，不知那些认为应该由国民党继续执政的思想家们，作何感想？
  　　
  　　　　
  　　
  　　　　再说毛泽东的才能。上将杨至成在稿件中这样记述：在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中，红军主力三万余人被国民党军重重包围在兴口、龙冈一线，他随着时为红军总政委的毛泽东在山里转了几天也没能跳出去。通过几个晚上在沙地上、山坳里用马灯研究地图，毛泽东下决断：以罗炳辉率十二军佯装主力北上牵引敌人，主力从兴国、宁都交界处一个只有五里宽的山口跳出去。是夜，“三万人马一点儿声息没有，攀藤附葛，翻山越岭向西疾进。走了一个多钟头，突然停下来了，我们随毛政委赶到前面一问，原来没有路了。向导是地方一个区委书记，急得直挠头。毛政委看看指南针，说：‘方向没有错，我们到前面去探一探，实在没有路，我开出一条路来’……”结果，部队跟着毛泽东，用刺刀劈开荆棘，硬是开出了一条路，“两面山上敌人野营的篝火闪着红光”，此时老天又来帮忙，山上突然下起了大雾，满山白茫茫一片，“我们趁着这天然的烟幕，猛力疾进，回望尖岭垴已远远甩在后面了”。看到这里，让人一阵战栗，“实在没有路，我开出一条路来！”这是何等的气魄，这就是毛泽东的气质，一生不怕难，不服输，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目标明确，一旦定下决心，百折不回。这句话，可以说是毛泽东一生军事政治生涯的精髓和写照。每当读到这类文章，总有一句歌词跳出来，那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说的神，不是从封建迷信角度，也不是个人崇拜那种神，而是综合毛泽东身上各种优秀的个人素质得出的结论。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军队、后来是党的领袖，一定是他身上那些不同凡响的东西在起作用。在战争舞台上，毛泽东赢的完全靠实力，靠他的军事战略和指挥天才，靠他周围那些对革命对人民忠心耿耿、无私无畏的开国战友，靠和共产党人鱼水相依的人民群众。而他的对手呢，即便蒋也算得上一个军事家，但他周围腐败丛生，人际关系恶化，与人民群众意愿背道而驰，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形成了一九四九年前后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二
  　　
  　　
  　　　　有一篇稿子写到了军装，这篇稿子激发了我对军装的一系列联想，想起了我刚当兵那会儿。我们刚当兵那会儿军装刚刚改成国防绿，说实话，真不怎么好看，可老兵们不这么认为。我心里最想要的是老兵身上那种一洗就发白的军装，这欣赏多半是从我们连长那儿来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对新兵连连长印象深刻。她姓魏，湖北人，齐耳短发，湖北口音很重，说话水平未见得很高，我却听得句句入耳。无来由地，我佩服她，欣赏她，觉得她特别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的连长，其实无论身高还是长相她和芭蕾舞里的连长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我就是固执地觉得，红军里面的连长就是她这个样子的，永远精精神神地做事，精精神神地走路，小胳膊一挥你就想跟上她冲锋。她就穿了一件那样洗得发白的军装，这军装将她衬托得更加干练、精神。每次站队训话，我的注意力并不在她讲的话而在她的军装上，心里不住地想：我要是有这么身发白的军装就好了，我一定要搞一套。机会很快就来了，老兵复员了。老兵的心思和新兵是如此的不同，他们在临走时唯一的愿望是用旧军装换一套国防绿。于是新老兵们的交易开始了。新兵用崭新的国防绿换下了老兵的旧军装，彼此都十分满意。我也乘机和一个河北籍的老兵换了一套，就是彼此的号不大对头，她比我整整矮了一头，那也不管，一号换四号，先换了再说。许多时候，占有欲就是这样支配人们做下一些并不划算的事情。后来的结果是，新兵全体列队被魏连长狠狠地骂了一顿，她说：“军装是国家发给我们的，就像战士手里的枪，枪是可以拿来随随便便交换的吗？”
  　　
  　　　　以后又换了几次军装，质料从的确良换成了混纺，换成了马裤呢，颜色从国防绿变回了黄绿、松枝绿，帽子、领花和帽徽也有了多次改变……可我也不知究竟是为什么，还是最喜欢刚当兵时老兵身上那种洗得发白的军装。平心而论，每一次的换装无论从质地还是样式，比起老式军装来总归要神气或者干脆说洋气，我却偏偏一直对老军装耿耿于怀。前年又换装，这一次的换装大不同以往：礼服、常服，帽子、鞋子。鞋子分夏天的船形鞋和冬天的靴子；然后是衬衣，长袖的短袖的，每样先两件，以后还有；然后是裙子、袜子，礼服上的无数配饰弄得人头大，什么领花肩章、姓名牌、军种牌、绶带，还有你过去见都没见过的资历牌……把礼服照着说明书七七八八弄好挂起来，看上去简直就是一棵圣诞树。
  　　
  　　　　可是说心里话，我还是怀念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老军装。
  　　
  　　　　一位老红军是江西兴国籍战士，从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身上穿的还是在老家当老百姓时的衣服。他在机枪连当战士，每天扛着机枪走几十上百里，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衣服上结了一层白霜，机枪将他的两肩磨出了大洞，只能找块布胡乱补上，补了又破，破了又补，两个肩膀补丁摞补丁，厚厚一层。每到宿营地，累得只想睡觉，可一想到自己这身又臭又酸的衣服，就顾不上休息，赶紧去找个小河沟把衣服漂洗一下，然后挂在树上，可这下行动就不自由了，赶上紧急集合，只好穿上湿衣服就走。遇到派勤务或是站哨，衣服就洗不成了，只能在睡前把衣服晾开，第二天穿着浆过一样的硬邦邦的衣服继续行军。他是多么盼着能有一身替换的衣服啊！
  　　
  　　　　打完遵义，连长给了他一块面子不宽的蓝布，说：“你的衣服实在叫人看不下去了，赶紧想办法找人再做一套吧！”随后又是紧张地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去做衣服，可他只要一想到背包里那块蓝布，心里就说不出的踏实。他背着这块布，跟着部队在贵州、云南、四川转了两个多月，衣服一直没做成。三月里部队来到一个小镇，传说可能会休整两天，他便赶紧找到了一个会做衣服的老乡，老乡答应给他快做。当天晚上想到自己真的就快有一套新衣服了，他竟然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突然号音急促响起；部队夜半就要出发。他顾不上吃饭，冲到老乡家，说明衣服不能做了，部队马上就要走。老乡忙取出裁好的衣料给他，他跑了几步又想起还没给人家报酬，又折回去给人留下一块烟土。离开小镇，又是紧张地行军，三渡赤水之后，来到一个小村，上级传话下来说是要休整几天，他于是又赶紧找了一家老乡赶做衣服。老乡和他婆娘两人上手连夜为他赶做，叫他晚饭后来取。心想这下衣服可以上身了，谁知快到中午时通信员来通知，午饭后出发。他慌了，跑到老乡家，老乡和婆娘正在赶做衣服，眼看快做成了，就差衣袖、衣领、裤腰还没上，扣眼还没锁。他谢过老乡，拿了“半成品”跑了。部队出贵州、入云南、渡过金沙江，一直到了四川。一天，在会理一个村子宿营，因为到得比兄弟部队早些，估计在这里有一天多时间，加上他的衣服已经实在破烂得不像样了，他又拿着半成品去找人，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娘听说有人要赶制衣服，当即表示那晚上一定做完，明天叫他穿上新衣服走。谁想部队又是在凌晨紧急集合，战士去找大娘，大娘为将衣服赶完，昨晚将衣料送到两里地外的儿媳那里，让她连夜帮忙赶做。这下不但衣服没做成，连那块一直是他精神安慰的“半成品”也永远离开了他。大娘红着眼圈拉着他手说：“伢子，对不起你……”战士走了很远，回头看那大娘还在抹泪……
  　　
  　　　　后来，机枪腿将他的破衣服剐了一个大口子，肩膀露在外面，破衣服布已经糟得挂不住线了。直到一次打土豪后，连长向上级要来了一件黑袍子，从中间将袍子剪开，把上半截给了他，下半截留给自己，加上团长给了他一条破旧的灰呢裤，才算终于有了衣穿。从此他就穿着那条灰呢裤和剪成半截的大褂，翻雪山，过草地……老红军刘守仁为自己这篇稿子起了个名字：《征途万里更衣难》。今年的年初我去了吴起，在吴起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有关方面给我们放了一个他们自己制作的视频，里面有一个红军长征进入吴起镇的画面：一队队红军战士穿着整齐的灰军装，精神抖擞进入吴起镇，百姓们在两边欢迎。我忍不住对纪念馆的同志说：这一段内容一定得改改，我给他们讲了《征途万里更衣难》的故事，我说即使不能完全还原当年红军被人称为“叫花子兵”那种形象，也不能让红军穿得这样光鲜，这太不真实了！你可以让他们衣衫褴褛，但他们的目光依旧充满希望……
  　　
  　　　　今天的军衣已然越来越像一棵圣诞树，但恕我直言，我却再找不到穿掉了色的老军装的那种感觉了。但愿这只是我个人一种说不清的情结。祖国强大了，我们才有可能拥有这么阔气的一身行头。谁也不能说行头阔气了，战斗力就一定低下，但纵观风云翻卷的历史，这样的教训却不少。曾经横扫天下的马上英雄，后来不是除了会提鸟笼，连箭也射不准了么？就说共产党的老对手，在败走长江之前，那一身身的行头、装备哪个不比我军光鲜？可仅仅光鲜有什么用？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回首，需要时时阅读历史，需要自省，需要《甲申三百年祭》、需要《星火燎原》的原因。我们在继承了番号、旗帜，在一次次改变了自己行头的同时，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继承这支军队的灵魂？
  　　
  　　　　三
  　　
  　　　　
  　　
  　　　　去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作协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走进红色岁月”的活动。四年前跟随作协长征也是这样一个机会，那时我正准备编《星火燎原》，正在心中盘算没有机会去长征路上走一走，对长征的路线、 自然环境不能有一个感性认识的时候，作协的通知就到了。这次居然又是。作协的这两个行动，恰好弥补了我在编辑工作中对一些事件实地考察的需要，我先后去的几个地方，恰是《星火燎原》按照编年史从头到底的排列。这简直就像冥冥中有一个人在天上或是什么地方替我安排了这一切。
  　　
  　　　　共有七个地方可供挑选，我选中了延安。其实过去多次去过西北，去过宁夏、青海、甘肃甚至新疆，却唯独没有去过陕北，当然就更没有机会去延安。在《星火燎原》稿件中，这是多少人提到的地方，当红军走出草地，在绝境之中听说在陕北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在活动，因而兴奋激动的时候，我真是和他们一同感到幸福和幸运啊！陕北，延安，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到了延安，参观了宝塔山、枣园、杨家坪，拜谒了刘志丹墓，甚至去了一个当年陕北红军藏身战斗的山洞。那山洞之高之险，很有点像我在江西、福建荒山之中所见隐藏船棺的地势。站在刘志丹塑像前，百感交集，长得如此秀气俊朗的一个人，居然是叱咤陕甘、令敌闻风丧胆的一员虎将。如此不禁又联想到了《星火燎原》中关于他的大量回忆和记述，其中有一篇少将孔令甫的文章，这样记载说：刘志丹走遍了陕甘广大村庄，对群众的一切情况真正可以说了如指掌。作者当时是红二十六军连长，有次行军来到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心想这么一个小村怎么住得下一个连呢？“我就给连长提意见说住不下， 当时刘志丹同志恰巧也在场，他就对我说：‘你去吧，那个村保险住得下，那村里有多少户，房子多少间，锅多少口，炕多少个，你们到那里去，煮饭睡觉都不成问题。’我听了，不大相信，心想，你对这个地方再熟悉，和群众关系再密切，莫非连哪个村有几户，谁家有几个锅几个炕，你也知道？我二话没说，敬了个礼走了。部队到了村上，我头一个先进了村，挨家挨户看了看，什么都不说，进门先数有几口锅，几个炕，等我数完以后，果然和老刘说的一点不差，我惊讶地在村外呆了好一会儿。”还有一事，一次，部队同追剿的敌人迂回，到了一处百年无人行走的山梁，孔令甫带队走在前面，不久就迷失了方向，部队只得停下。刘志丹同志赶上来了，他详细地告诉部队：“先从这座山峰的右边绕过去，再往左拐，到前面山峰再往右拐。”按照刘志丹的指点，果然走得很顺利，可到了夜里，白天都容易迷路的路，更找不到方向了。刘志丹亲自上前率队，左拐右绕，一夜之间便顺利地通过山梁，甩掉了敌人。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知道，刘志丹同志为建立陕甘根据地付出了多少心血，可以说他走遍了陕甘的每一道山梁，深入了陕甘每一户百姓家。他的心血、信仰和意志，早已深深地融入了这片土地，你也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在国民党军围困重重、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的情况下，独独陕北红军保存下了这样大一块根据地，最终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诺亚方舟！抵达延安的当晚，志丹县的县委书记特地为我们安排了观看歌舞剧《兰花花》。已经多久了，没看过如此摄人心魄的艺术，一声“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荧荧的彩”，瞬间就能把人的泪给催下来。那是陕北独有的、充满了原始爱恨和天地灵性的歌哭，我们在北京所司空见惯的那些经过所谓艺术家们雕琢的、自以为是的艺术，在这原始歌哭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和造作。就这样看着，走着，走着，看着，你觉得这地方越来越不陌生，所有这些不断释疑着心中早存的那些问题，那就是受尽磨难、走投无路的红军为什么最终能在这方土地上立住脚？为什么红军一路冲杀，从江西走到湘西，走到黔北、滇中，走到川西北都无法止步，却终于能在陕北立足？因为这里有刘志丹，有这世上最为重情重义的人们，这块土地敞开了母亲一般无私伟大的胸怀，将这支受尽磨难的队伍一揽子揽进怀里，用倾其所有的红枣、小米为这支伤痕累累的队伍疗伤，给予了它重新站立起来的安泰般的力量。
  　　
  　　　　四
  　　
  　　
  　　　　某一个周末，我应邀参加了一个公司举办的党日活动，公司领导要我给他们公司的年轻人讲一讲《星火燎原》。我讲了其中许多曾经感动过我的篇章，讲了《我的第一个指导员》，讲了《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讲了《陕北的红星刘志丹》。我看得出来，许多年轻人都被感动了。这之后，是通常的提问，有两三个年轻人提了几乎相同的问题：如果在今天，也是过草地，也遇到粮食没有了的情况，您认为今天的人们还会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吗？为救一个已经几乎快要饿死的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值吗？
  　　
  　　　　这问题真是一下把我问住了。愣了一瞬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法替今天的人们选择，但我想说，我们读《星火燎原》，并不是奢望让今天的人们都去成为那样的人，今天的人未必想成为那样的人，而那样的人也不是谁想成为就可以成为的。没有铁和火，出不了钢。《星火燎原》只是告诉我们，在我们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刻，的确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钢铁般坚强的意志，从不被任何艰难困苦所吓倒，他们在绝望的情况下，能够打败比他们强大百倍的敌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有更强健的身躯、更伟岸的体魄，也不是因为他们比自己的对手有更好的装备。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每次冲锋只能得到三颗子弹，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用自己的肉体去与敌人搏杀……但他们所拥有的，是他们的对手永远无法拥有的，他们有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有金刚石一般坚硬的意志。他们无论高低贵贱，友爱如同一人，他们来自人民，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这一切令他们所向披靡无坚不摧，所以他们能集中起全民的意志，夺取了天下。正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有了今天。我们当然无法成为他们，但我们如果能有他们一半的精神、三分之一的意志和十分之一的品德，也许我们的国家会更强盛。也正因为此，他们值得我们永世怀念。
  　　
  　　　　摘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
  　　
  　　
•   　　说不清但又力图说清，作者情感充沛、语言到位，找了一个能够驾驭这个题材的视角，即第一人称，完成了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但缺乏其中人物更多的细节，感慨和情绪的流动遮掩了本想看到的更多的真实。这可能是另一种悲凉吧。
  　　本想考虑影视改编的可能性，但看完后我更承认这部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完整性。
  　　是部好小说，尽管已经出版十年了。
•   　　在火车上，突然有人轻轻说了一句：到德安了。
  　　我透过车窗往外看，迷蒙的山间有着雾气。想象着若干年以前爷爷翻越了这崇山峻岭。。。。。。
  　　静默了一会儿。
•   　　 项与年（爷爷原型）：又名梁明德，福建连城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回国，后在周恩来、李克农等主持的中央特科从事秘密交通工作和军事情报工作，参与营救彭湃、杨殷，处置叛徒白鑫等活动。
  　　 1930年在上海与著名将领莫雄接触，后随莫雄到江西德安，从事情报工作。1934年10月，从莫雄手中获得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铁桶围剿计划”，送往中央，是中央红军在合围前安全转移。
•   历史的轮回……
•   那一代的壮怀激烈，真的佩服！！
•   那是我家呃……
•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福建省连城县朋口乡人。清光绪二十年(1894)出生于朋口乡文地村农民家庭。他聪明能干，机警灵活。家贫，幼年未进学校，乃刻苦自学。民国7年（1918），离家赴南京看望在法院任法官的胞兄项廷爵时，接触到革命的新思潮，而与年当时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一种要求改变社会的责任感促使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编辑本段]生平经历
  　　民国14年（1925），与年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组织派往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等地，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民国16年回国，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而实际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党中央机关从沪迁往江西革命根据地，与年继续留沪从事地下活动，担任上海与苏区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在沪期间，和群治大学读书的同学张雪澄等过从颇密。民国21年，离沪转外地，便将在上海强恕园艺学校读书的儿子项德崇(项南)委托给在沪中华职教社工作的张雪澄代为照料，而自己接受组织安排，改名梁明德，几经辗转，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民国23年（1934）10月，蒋介石自南京飞抵庐山，召开五省军政要员军事会议，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参加会议，并带回《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及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日程安排、战斗序列等有关图表文件。参加完庐山会议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深感事关重大，虽知一旦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但依然义无反顾地派早已安排在他司令部里工作的项与年把计划交给中共中央。（1930年，莫雄通过宋子文在财政部谋个闲差，某次在上海时巧遇原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刘哑佛，此时刘已是中共中央特科成员，在刘哑佛的介绍下，莫雄认识了共产党员项与年）与年看完这批文件，觉得事关重大，便立即将情报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上，连夜起程。他为了安全，敲掉了自己的四颗门牙冒充乞丐，历尽艰辛，从德安跑到瑞金的红军司令部，把计划交给了周恩来。中央三人团据此做出了突围转移的决定。在此意义上，说二人做了一件关乎中国命运的大事，毫不为过。
  　　10月下旬，中央苏区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向陕北转移。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
  　　与年随军长征，中途党组织又派其前往香港，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后来回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在长期艰苦的秘密革命活动中，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对党忠诚，斗争机智勇敢，曾获得上海党组织的“反敌特斗争胜利”奖。
  　　民国25年（1936），其子项德崇由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后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经过党组织和国民党政府县长罗树生秘书罗心如等连城老乡的设法营救，改名项南，前往广西桂林。后来，项南由组织安排，经香港转奔苏北新四军军部。父子异地改名，彼此情况不明，而失去了联系。
  　　民国27年（1938），与年自沪到延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中国共产党西北局统战干事，中国共产党三边地委、关中地委、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民国34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延安到东北，历任松江省延寿县县长，松江省建设厅厅长，辽宁省工业厅副厅长，旅大行署农村厅厅长，旅大市农业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高级专员，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辽宁省第三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等职务。
  　　随着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作之余，自然便想起散失多年的儿子项德崇，于是致函上海张雪澄辗转查访，获悉儿子已在皖工作后，便通过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老战友曾希圣予以查明，父子得到了重逢。
  　　“文化大革命”中，项与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以致丧失说话能力，只能以手势表达自己的意思。1969年与年被迫送回连城。回到家乡之后，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与党的光荣传统，谦虚谨慎，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关心集体，关心群众，把自己节约下来的数千元工资贡献给朋口人民公社(乡)发展水电事业。群众深为感动。盛赞项与年完全彻底为人民的高尚品德。
  　　1978年10月2日，与年病逝于龙岩，终年84岁。中国共产党龙岩地委主持为其召开追悼会，与年生前工作过的单位，辽宁省委等发来唁电以示哀悼，并为其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冤案进行平反昭雪；对其一生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