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6卷）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海洋  作者：曲金良 编  页数：319  

前言

　　本卷内容，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06JJD840013）的成果之一。　　《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研究》项目于2006年由教育部招标立项实施。按照研究计划，项目承担单位教育部重点基地、国家985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于2006年8月主办了“东北亚海上交流历史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承办，山东省蓬莱市文物局协办，会期三天，分别在青岛、蓬莱两地举行。来自本项目组成员所在单位的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十几所高校，和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等地的东北亚地区学者40多人与会，参加了本项目内容的研讨和在蓬莱市对古登州港遗址遗物、尤其是新出三艘古船的实地考察。这些中外学者的已成论文，均收入本论文集中，许多著名学者提供了或宏观或微观的精深研究成果，本集在手，读者自可检读；另有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山东大学陈尚胜教授等多位学者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或多媒体演示，虽不能反映在本论文集之中，但与本论文集中收集论文同样，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智慧财富，都将被反映在本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之中。这里，我作为本课题项目负责人，向这些学者们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谢忱。

内容概要

本研讨会和本文集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研究》集刊的一部专集，就是基于此而成为本课题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共同研究的成果之一的。论文作者们针对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专题领域，各以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的视角研究其中的重要问题，开拓了许多以往不曾涉及或不曾深入或不曾认识的学术空间，以充分的史料、严谨的论证阐发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值得充分重视。需要指出的是，本专集论文作为本课题研究的成果之一，尚非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因此，作为一部会议论文集，本专集在编辑过程中只对个别文字、个别表述作了适当订正，史料、观点等，均尊重各位作者的原文原意。

书籍目录

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进程与网络体系　殷人东渡美洲新证——从甲骨文东传墨西哥看商代文化对新大陆的影响　古代东亚海上航路的开辟与国际贸易网络的形成和变迁　先秦时期山东半岛与东北亚地区海上交流的考古学观察　15世纪、16世纪的东北亚海域贸易——以中日关系为中心　明成祖为日本封山勒铭史事考论　朱纨事件与东亚海上贸易体系的演变　试论琉球国在清康熙朝封贡体系中的地位　东北亚的全球化：族群与国族主义的交错　“环日本海（东海）”地域交流的现状和展望东北亚海上交流的港口与航路　东北亚海上交流史上的庙岛群岛　吴越文化东传日、韩的海路航线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见山东半岛出海口考述——以乳山浦一带海湾为中心　崔致远东归羁泊山东半岛行迹考——以大珠山、乳山、峻山为中心　海洋沉船考古所见东北亚历史上的海路交流——以13～15世纪为中心　朝鲜入明海上贡道考　庙岛群岛与明代中朝海路交流　晚清中朝海上交通述略　清代琉球贡使在京馆舍之变迁　江户时代来航长崎的山东商船　日俄直通定期航线的开通和甲午战争后的东北亚海域东北亚海上交流历史上的文化传承　历史上的东北亚海产贸易与海产文化传承　朝鲜时期的海上漂流：经历与信息的利用和局限——以信息传递与通商的的差异为中心　明清中琉交往与历史文化遗产　水密隔舱海船历史文化遗产研究　韩国西海岸洞祭的中国系神格田横研究　妈祖信仰的国家化与在东北亚地区的北传　妈祖文化遗产在东北亚的信仰与发展　满族海洋女神崇拜的文化意蕴东北亚海上交流的遗产遗迹及其开发与保护　对徐福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的思考　韩国徐福传说的意义及其旅游资源化应用　舟山群岛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历史遗存　胶东半岛及庙岛群岛与高丽有关的海洋遗址和传说——以唐太宗年问高丽战争为中心　唐朝山东半岛港口网络与新罗侨民的沿海分布及其遗迹　中国沿海地区新罗侨民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开发　山东半岛与朝鲜半岛海洋文化遗产的研究与国际合作

章节摘录

　　宋朝东亚海上贸易活动的展开，推动日本武士与商人建立同盟，促进了海上贸易圈的扩大。12世纪下半叶，推动日、宋海上贸易的是日本的平家。时任播磨守和备前守的平忠盛（1096－1153年），曾伪造院宣（命令书），使宋船置于其支配下；其子清盛（1118－1181年）拥有“中国的扬州之金，荆州之珠，吴郡之绫，蜀江之锦，七珍万宝，无所不有”。他兴建大轮田泊（神户港），拓宽音户的瀨户航道，把宋之商船引进大阪湾，使日宋海上贸易相当兴旺。南宋中期，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86－1333年），宋商与日本的中央贵族，九州与中国地方的豪族以及博多商人间的贸易关系的发展，刺激了日本商人的冒险精神，北宋以来华船独往的局面结束，海盗与倭寇日益成为东亚海上正常贸易的最大威胁。　　这个时期，宋、丽间的贸易和海上往来已经严重萎缩。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六月，宋为借“路迎请（被俘徽、钦）二帝”曾遣国信使杨应诚使丽；1136年，高丽也遣使回访，除此外，在以后的114年间两国几乎没有一次使节往来，双方官方关系似完全断绝，“维系双方关系的唯一纽带是宋商的活动，而其来往相等稀疏”。据《高丽史》记载，整个南宋时期赴丽贸易的宋商只有34次，其中在1127-1165年的39年间有26次，1166-1279年的114年间有8次；而且他们的身份有的相当模糊，如高丽明宗三年（1]73年）六月。不过，同北宋相比，这时参与每次贸易的人员却多了不少。北宋时期平均每次人数在50人左右，南宋时期则平均超过80人。例如，1148年（高丽毅宗二年）八月，有宋商都纲郭英、庄华、黄世英、陈诚、林大有等330人赴丽贸易。　　南宋后期，宋丽间海上往来骤减与倭寇对高丽的侵犯有直接关系。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前半叶，倭寇开始出没高丽沿海。1223年，《高丽史》出现“倭寇金州”的记载。日本学者称倭寇是日本商人由被动转变为主动行动的“极不成熟的形态”，是日本自由商人的先驱；“寇商一体两面，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丽末，受蒙古势力的压迫，高丽国力疲弊，日、丽间“进奉船交易”全绝。日本的对马、壹歧、松浦的领主和领民遂转为倭寇，并在半岛南部沿岸建立武装移民的倭寇据点。这些倭寇“贼船出没无有定时，……彼贼多则千百成群，小则什伍为队，妖谋诡计，言所难穷……往往出我不意，肆其陆梁，多则虚张声势，指西向东，俟我兵势互分，潜为袭捣，或弃防戍而直趋居民，或舍居民而先袭防戍，少则预遣间谍，伺其富贵之家，潜为剽窃，比官兵得知而追逐，贼已饱载而遥遁。”1259年、1263年，高丽曾两度遣使日本要求严禁倭寇，但毫无效果。14世纪末，高丽将军崔莹、李成桂等对倭寇先后两次进行毁灭性打击后，倭寇向中国山东半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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