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王嵎生  页数：287  

前言

我从事外交50年，有些什么愿望和追求？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我？我就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本书的开篇吧。这实际上也是本书的自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是客观的规律，是任何人一生中不可避免的事。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生观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人们对什么是欢乐、什么是悲伤，理解和体会也是不一样的。人们可能要问，那你这一生怎么样？我从一个地主家庭的儿子，逐步转变成长，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最后当了国家的驻外代表，这艰苦的历程是可想而知的。那么什么是主要方面呢？酸甜苦辣，欢乐与悲伤，可以说：“剪不断，理还乱。”但奋进精神始终留在我的心头。不停的奋进，不断给我带来欢乐与快慰，使我几乎可以忘却一切悲伤和忧愁，至少可以暂把这一切抛在一边。我不是完人，更不是圣人，只不过是个凡人，但我愿做一个“不寻常的凡人”。

内容概要

　　一个外交大使是怎样成长的？如果你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如果你想未来在这个领域发展，那就看看这本由一个外交大使亲自撰写的成长经历，学学他的成功经验，或许，能为你未来的职业规划与发展做出一份不小的贡献。

作者简介

王蜗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兼英文《外交季刊》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和全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外交笔会国际时评小组成员。
    安徽南陵县人。浙江大学中国文学系肄业。195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同年人外交部。曾任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和驻外大使。1993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高官，并兼任南开大学教授。1998年至2004年，任外交部特邀研究员。
    现兼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和亚非所研究员与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
    安徽南陵博文中学名誉校长。
    主要著作有：《亲历APEC》、《难忘的外交岁月》、《国际形势旗与剑》和《千万莫被“忽悠”了——时代的变迁和中国外交》。主编的有：《动荡的世界——中国外交官眼中的世界热点》、《国际热点追踪》和《资深外交官看世界》等。

书籍目录

开篇（代自序）第一部分　洗礼篇　一、启蒙教育　　二、未见过面的老师　三、投笔从戎　四、初恋的洗礼第二部分　学徒与情侣篇　一、外交第一课　二、“三八线”上的情侣　三、难忘两次挨批　四、笨鸟先飞　五、领路稿和“形势、政策、点子”　六、学习李双双招来的麻烦　七、一字之差　八、贤内助和夫人外交第三部分　初出茅庐篇　一、我也得了“冠军”　二、要用银子，更要用脑子——一篇文章的启示　三、阁下，你并不是“超级大使”　四、将军的友谊和义气　五、青年人的闪光思想　六、“我等的就是这一句话”　七、“你们百年后一定会上天堂”　八、“美国怎么办？”　九、中国绝不会吞下这颗“苦果”　十、再谈一字之差——苏联加速解体对中国的利弊和影响第四部分　亲历篇　一、我与女总统及其家族的情缘　二、一次难忘的使命　三、红色通缉令　四、我与哥伦比亚女外长的交锋与友谊　五、茅台伴我外交行　六、奇妙的贩毒和反贩毒战线　七、“亚太经合组织”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韩柏晶女士问　八、“APEC方式”的诞生及其深远影响　九、APEC涉台问题和“西雅图模式”　十、一个大使的欢乐与苦恼第五部分　晚霞篇——静观国际风云代表作　大国“核心利益一致”吗　国之相交，礼尚往来——写在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　“金砖四国”的魅力和发展趋势　谨防挑拨离间　入木三分话“笨伯”——美国外交元老指迷津　我喜欢罗斯福总统的坦率——对美国推行民主和人权的一些认识　世界进入“反恐战争”时代了吗　美国心目中的“十字路口”国家　美国军火商快乐的春天　发人深思的幽默与讽刺　自由女神在哭泣　黑暗岂能驱走黑暗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是“福音”还是“祸根”　“醉翁”和他的两把尺子　金童、玉女和时隐时现的影子　赖斯女士差矣　美国何不痛饮这杯“苦酒”　美日同盟何处觅知音　“奥巴马主义”有待新的洗礼　美俄“修好”路在何方　奥巴马“赞梅批普”意欲何为——奥巴马自己是否“脚踏两条船”　美俄都有自己的“红线”　布什、普京：“情未了，怨难消”　普京的眼神　普京总统的话意味深长　　　戈尔巴乔夫痛批布什总统　印度对美日宣传说“不”　“美国因素”严重影响巴基斯坦政局　“换位思考”岂可滥用——对中日关系所谓“新思维”的一些看法　有钱未必能使鬼推磨　李明博外交新政和中韩关系附录　时代的变迁和新中国外交——“实践外交学”讲座系列之一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洗礼篇一、启蒙教育我不幸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我有一个过着寄生生活的父亲。据说，我们的祖家原来本是书香门第，传到了我祖母和父亲这两代就不行了。我祖母中年守寡，不知从哪儿学会了抽鸦片烟。好像是“有其母必有其子”，我父亲也逐渐染上了这一恶习，而且还学会了赌博。他倒好，32岁就“仙逝”了，也解脱了，可是他欠下了沉重的债务（800元大洋），丢下了我们兄妹五人，最大的不过10岁，妹妹还在娘胎里，害苦了我母亲——他年轻漂亮的妻子。那时她才不到30岁啊！但我很幸运，有一个善良、慈祥和勤劳的母亲——谢锦云。她知书达理，会刺绣、绘画，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还懂一些诗词歌赋。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外有逼债，内有逼嫁（伯父是个伪保长，图谋在我母亲改嫁后夺取我家的田地房产）。我母亲坚决不改嫁，含辛茹苦，一步一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还清了债务，并把我们抚养成人。她呕心沥血，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上天对她却很不公平。她的两个儿子——我的兄弟在抗日战争时期死了。我的大哥，虽说是县里公认的进步分子，后来竟然成了“右派”，病死在劳改中。母亲1959年逝世时，只有我妹妹在她身边。她闭目之前，嘴里不断念着我的名字，她最心爱的儿子的名字，希望能见我一面，为我祝福。可这时我远在驻锡兰大使馆工作。当我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时，已来不及满足她的最后愿望，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不便去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赶回国内为她奔丧。我母亲如地下有知，定会原谅她这个儿子的“不孝”，同时也定会为她的儿子没有辜负她的希望，为人勤恳、正直，并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而含笑九泉。我是含着眼泪写这篇“启蒙教育”的。在那个历史时期，我母亲是当地社会上公认的女中强人，她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伟大的母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她对我的教育使我终生难忘。她既是我的慈母，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四五岁时，母亲就给我讲“狼来了”的故事，要我千万不要做撒谎的孩子，说那个一再喊“狼来了，快来救我”戏弄人的孩子，后来真的狼来了，他喊破了嗓子，也没人去救他，因为大家都认为他又在撒谎。结果这个孩子被狼吃了。我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又给我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她虽然特别疼爱我，甚至有些偏爱，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首先要给我留一份，但仍经常教育我，不要太贪，不要只想着自己，要经常想着自己周围的亲人，尤其是自己的兄妹，要注意谦让。她还结合实际教育我牢记古训，念古诗。印象最深的是“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时候，我们吃饭时，是不准掉饭粒的，掉在桌上的饭粒，一定要拾起来吃掉。当我再大一点的时候，她又进一步教我背诵白居易和杜甫诗歌中的名句，如“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并且像说故事一样给我解释，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撒下了极其珍贵的种子。在我上学以后，母亲经常含泪向我诉苦，说她年轻守寡，受尽家族的欺侮，活下去全是为了我们兄妹，希望我们好好念书，做个正直的人，有本事的人，长大了为她争一口气。母亲的哭诉和对我的期盼深深震撼着我，影响着我，鞭策着我，使我比较早地开始懂事，开始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一切为了我可怜的母亲！那时候，我发奋学习，念私塾期间，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论语》和《孟子》；在小学和初中，语文和数学成绩始终保持满分，在班上总是名列第一，偶尔第二，要是落到第三名，就要痛哭流涕（现在想起来，颇觉可笑）。母亲对我的谆谆教诲，是对我最好的启蒙教育，为我尔后的健康成长打下了坚实的、良好的基础。后来，由于先进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影响，我“一切为了母亲”的思想逐步演变为“一切为了祖国”。对母亲的“责任感”也发展为对国家的“使命感”。这种演变和发展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种进步。1957年，在我到锡兰工作之前，我曾有幸把我母亲接到祖国首都北京小住一月。她那时已年近花甲，仍深情地对我说，希望我注意，不要老惦着她，要努力工作，好好报效国家。这说明，她不是一个自私的母亲，她有着广阔的胸怀，期盼我不仅要为了她，更要为了祖国而发愤图强。二、未见过面的老师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人，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如何变，向什么方向变，变好还是变坏，总是同社会和社会发展，以及本人的实践和努力分不开的。人的一生往往要经受各种影响，有些影响可能是关键性的，方向性的。我从小就幻想做一名科学家。上中学的时候，开始阅读大量小说。当时比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并开始幻想成为“觉慧式”的人物。那时我还不懂什么是革命，巴金先生也没有告诉我。但他书中关于“一个人的幸福不应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名言却给予我有益的启示。从这时起，我开始喜欢起文学来了，渴望成为一个文学家。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时，我已经是16岁的青年了，我目睹周边的一些地主亲戚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国民党政府欺压百姓的大量恶劣行径，对照母亲教我少年时背诵过的杜甫和白居易有名诗句，对照社会现实，深有感受，认为社会上少数人的“幸福”和糜烂生活正是建立在普通老百姓的痛苦之上的，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用我的笔写下人间的不平。巴金先生是继我母亲之后社会上第一个对我影响最深、最大的人。他通过他笔下的人物，用生动的故事和语言，把我带人了一个新的境地，追求一个当时我还并不十分清楚的理想。它虽然还比较朦胧，但毕竟是崇高的，美好的，主持正义的，反对旧社会的邪恶，鼓舞着人们向上和奋斗。正因为如此，我始终把巴金先生看成是我尊敬的“未见过面的老师”。人有时是有缘分的。三十多年以后，1978年秋天，我陪同西班牙国王随团记者到上海访问。上海市领导举行盛大晚宴。在晚宴上，我忽然发现巴金先生就坐在我右边的一桌，同桌的还有张乐平、秦怡、孙道临、丁善德和王丹凤。于是我情不自禁地拿着精制的菜单，冒昧地走过去自我介绍，并恳请他们为我签名留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未见过面的老师”，并得到他的签名，我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几乎忘记了当时我有外交活动任务。这张签名菜单至今我仍珍藏着，作为永久的纪念。我的另一位“未见过面的老师”是一位从事光学研究的科学家。阅读各种报刊杂志是我生平一大爱好和乐趣。有一天，我偶然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一篇采访报道。记者问这位科学家“成功的秘诀”何在，他回答说，他根本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那就是“炸油饼精神”。记者听后感到茫然。这位科学家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勒令他去炸油饼。让一位科学家去炸油饼，实在是荒唐可笑，浪费人才。可是在那个非常时期，争辩是无济于事的，反抗可能招致更坏的结果。他只好面对现实。他说，既然让我炸油饼，那我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油饼炸好，要让我炸出的油饼比谁炸得都好，更香更脆。他说，后来又让我去扫厕所，我本着同样的精神，总是把厕所扫得特别干净，可以说比谁扫得都干净。这位科学家所说的“炸油饼精神”或者“扫厕所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敬业精神”，是高度责任感在特定形势下的一种表现，发人深思。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位“未见过面的老师”给了我这种精神。我十分感谢他。我在长期外交工作中，一直就按照这种精神去交朋友和努力开创新局面。遇到过许多的困难和问题，也是本着这种精神去解决的。在我担任大使期间，我还经常同青年外交官谈这种精神的意义和作用，鼓励学习这种精神。三、投笔从戎由于家庭和社会的影响，我懂事较早。在中学时代，继读巴金小说之后，我又看了不少鲁迅、茅盾、高尔基以及屠格涅夫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呐喊”的激情。初中快毕业时，我就不再想将来当工程师，而是梦想做一个作家和记者，要用我的笔“写尽人间的不平”，歌颂美好的事物。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约集了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在学校和县城创办了《拾人风》墙报。所谓“墙报”，就是把文章手抄后，张贴在墙壁上供人阅读。在电脑和激光打印的当今时代，人们很难想像编辑墙报的艰辛，但在那个年代，墙报不失为进步青年表达意见的一种形式。当时我自命不凡，其实知之甚少，政治认识上的局限性更大。我们所谓的“风”或者说“呐喊”，主要不过是一些诸如反映社会不公道、揭露土豪劣绅的糜烂生活以及反对欺压老百姓之类的杂文，外加一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如此而已。但就是这样，也吸引了很多民众围读。每期张贴后的围读现象大大鼓舞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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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半个世纪的外交岁月》：李商隐出神入化的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朱自清的诗，境界更高：“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时代不同了，我们是：“幸得夕阳无限好，更喜朝霞向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