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安全与驻韩美军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祁建华，王庆东　著  页数：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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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与朝鲜半岛有关的问题都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现象。因为朝鲜半岛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而且当前围绕半岛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这些问题，诸多研究已经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详尽论述。简言之，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朝鲜半岛因其一端背靠大陆，另一端伸向海洋，地处大陆与海洋之间，构成一个背陆面海的“丁”字形状，地理位置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如果控制了朝鲜半岛，则进可攻，退可守，是主导亚洲大陆和太平洋海域的重要环节，所以历来是大陆和海洋两大力量试图控制的对象。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围绕争夺和控制朝鲜半岛，有关国家之间多次发生冲突，多次引发战争，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等一系列在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战争，背后都渗透着争夺朝鲜半岛控制权的因素，从结果来看，这些战争对参战国本身以及东亚地区格局都产生了重大甚至是根本性改变。时至20世纪50年代在半岛上爆发的朝鲜战争，其影响至今未消。从现实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当前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至今在前线’保持着世界上最集中的火力对峙。更为迫切的问题则是屡起风波的朝鲜核问题。至今，有关各方围绕这一问题，先后展开数次较量，但仍未有可被各方接受的结果，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和整个东亚地区安全局势的重要因素。而且，这一问题因朝美双方在各自坚持的根本性立场上无法达成调和而有陷入僵局的可能性。

内容概要

　　《东亚安全与驻韩美军》把美国国家战略、美国军事战略、美国东亚政策、美国半岛政策、美国对华政策这五个问题与驻韩美军联系起来，形成国际政治范畴中的五对命题，并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这五对命题中的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较为深入剖析，从而整体上来考察驻韩美军这一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

　　祁建华：法学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任（香港）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基金会研究员，主要关注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论著有《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等。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驻韩美军的形成过程　第一节　近代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变迁　第二节　驻韩美军的形成第二章　驻韩美军与美国国家战略　第一节　国家战略的理论界定　第二节　冷战时期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国家战略的调整与驻韩美军第三章　驻东亚美军与美国军事战略  第一节　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与驻韩美军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与驻韩美军第四章　驻韩美军与冷战后美国东亚政策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点的东移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  第三节　驻韩美军与东亚安全困境第五章　驻韩美军与美国半岛政策  第一节　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第二节　　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与驻韩美军第六章　　驻韩美军与美国对华政策　　第一节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变化与驻韩美军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与驻韩美军参考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驻韩美军的形成过程第一节 近代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变迁一、朝鲜发展历史的简要回顾与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从历史起源来看，“驻韩美军”问题与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及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和东亚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就不会出现驻韩美军这一现象。因此，对驻韩美军进行深度分析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回顾并简要分析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及东亚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关于朝鲜半岛格局的历史变迁以及有关大国与朝鲜半岛政治格局变迁的关系，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在他的代表作《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由于朝鲜的地理位置靠近中国，凭借强邻的控制或干预，它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作为自治国家生存下来。一旦中国的强权不足以保护朝鲜的自治，另一个国家，通常是日本，就会想方设法在朝鲜半岛上取得一个立足点。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朝鲜的国际地位大体上不是由中国的霸权决定，便是由中日之间的竞争来决定。朝鲜在公元7世纪的统一本身是中国干涉的结果。从13世纪起至l9世纪中国强权衰落为止，朝鲜臣属中国，以中国为宗主国，在政治和文化上接受中国的领导。从16世纪末起，早先入侵过朝鲜而终未得逞的日本提出控制朝鲜的要求，以与中国的权利要求相抗衡。由于日本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中获胜，它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权利要求。此后，日本对朝鲜的控制权遇到了俄国的挑战，自1896年以后，俄国的影响占了支配地位。日俄之间为控制朝鲜而展开的争夺以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而告终。于是牢固确立了的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而终结。从此，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俄国在朝鲜的野心的制约。中国通过干涉朝鲜战争恢复了它控制朝鲜的传统利益。因而两千多年来，朝鲜的命运不是为一国控制朝鲜这种优势地位所左右，便是由争夺这个控制权的两国均势来决定。①应当承认，虽然摩根索对朝鲜半岛政治格局变迁的描述带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对一些问题的表述也存在诸多偏差，但这位国际政治学大师的论述的确精辟，他除了用简洁的语言描述了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历史变迁外，还准确的揭示了大国力量的变化与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历史进程中看，一直以来，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自身从来没能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只能被动的参与到大国或大国集团在半岛上进行的角逐中。这种情况甚至直到今天都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近年发现的一些旧石器时代遗迹和新石器时代遗址表明，远古时期半岛上就已经有人居住。约在中国战国时期（公元前5～前3世纪），“朝鲜侯”称王，这是朝鲜正式建国的开始。公元3世纪左右，百济统一马韩地区，新罗统一辰韩地区，建立起国家。公元前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高句丽，于427年迁都平壤，于是半岛上形成三雄争霸的局面，史称三国时期。71廿纪中叶，新罗与唐朝结成同盟，借助唐朝的力量先后在660年消灭了百济，在668年消灭了高句丽，于735年统一朝鲜。新罗统一朝鲜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迅速向封建制过渡。这一时期，朝鲜的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对外贸易兴盛。9世纪末叶以后，新罗王朝国力衰弱，统治阶级腐朽，农民起义频繁。900年，甄萱建后百济，901年弓裔建泰封国，朝鲜又一分为三，史称后三国。918年，王建杀弓裔自立，国号高丽，这就是王氏高丽王朝。高丽王朝先后灭亡了后百济和新罗，统一半岛南部。高丽建国后，乘渤海国衰落之机向北扩张，把疆界延伸到鸭绿江下游南岸。此后，连续与中国东北的辽、金两国发生战争。从1231年起，中国北部兴起的蒙古多次派兵进攻高丽。在蒙古骑兵的强大攻击下，1258年，高丽国王降服，元朝在高丽设“达鲁花赤”，监督国政。元末农民大起义后，元朝对朝鲜的统治开始削弱，高丽逐渐摆脱了元朝的统治。1392年，李成桂篡夺高丽王位自立，改国号为朝鲜，即李氏朝鲜。李朝是朝鲜封建社会由鼎盛到衰落的时期。16世纪末叶，壬辰卫国战争爆发，朝鲜人民组织义兵，到处打击日寇，李舜臣等爱国将领则给日本水军以沉重打击。明朝应朝鲜之请，派遣军队援朝御倭，中朝联合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17世纪以后，朝鲜的社会经济又有恢复和发展，同中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自古以来，朝鲜就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一直是唐朝中叶以后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天朝礼治体系或者说东亚封贡体制的最重要一环。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就是指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仪（朝贡）为主要形式的一种特殊国际关系形态。在这种关系中，朝鲜以及其他藩属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相对独立地位，中国中央王朝也向来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中国和其他国家仍然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在主权上并没有隶属关系，双方关系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国际关系形态。这种国际关系形态的形成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在东亚各国中，中国最早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当华夏文明开始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时，华夏文明已经处在十分发达的水平了。因此，中国的先民自然而然地把华夏文明以及这种文明所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由于相对先进、崇尚礼乐教化的华夏文明为华夏民族所独有，华夏的先民自然认为，华夏所在之地，便处于天下的中心；而天下一体，中心之外，便是四夷；相对于四夷来说，处在中心的华夏便是中国。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对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认识。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随着优秀华夏文化自内向外的辐射传播，同时掺杂着经济和战争的手段，本属于国内统治秩序范畴的儒家思想中的君臣等级关系，被中国的统治者逐步地运用到了处理中国和东亚各周边国国家关系的活动中。早期的中原王朝，更多的是追求对周边地区直接的统治。到了明代，被现代学者称为封贡体系的国际秩序才正式完备的建立起来。 在政治上，封贡体系内国家问的基本关系是册封和被册封，朝贡和被朝贡的关系，同时也有同盟的性质。在本质上，这种关系虽然仍是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这种不平等不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的。具体说来，在封贡体系中，中国周边国家的君主作为藩属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确认（即册封）才能拥有合法的统治地位；作为回报，藩属必须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封贡体系中的双方承担一种双向的权利和义务。中国皇帝负有在周边国家中维持正当秩序的职责，并通过向藩属国王派遣使节主持其册封仪式和颁发皇帝诏书来承认这些国王的合法地位。当这些藩属遭受外来入侵时中国要给予他们援助，当他们遭遇灾难时中国皇帝应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在藩属国一方，向中国皇帝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皇帝进贡、请求册封其国王并奉中国为正朔——即按中国皇帝的年号及日月来记录历史。尽管封贡体系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皇帝对封贡体系内的“外国”的内政一般不加干预，而仅对封贡国之问的秩序进行平衡和仲裁。在经济上，封贡体系下的东亚诸国，都从中国获得了贸易的实惠，其国家的经济得到了繁荣和发展。封贡体系下的进贡，主要是一种礼仪上的形式。而经济上的封贡贸易往来，才是维系封贡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并因此而形成了一个东亚贸易圈。在文化上，封贡体系促进了中国向东亚诸国的文化输出，并进而形成了东亚文化圈。在东亚诸国中，汉字是国家的正式文字，儒学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自中国东渐，朝鲜、日本之国家制度深受中华影响，至今不绝。作为东亚天朝礼治体系的最重要一环，自古以来，朝鲜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就有着密切的交往与联系。尽管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曾经征服过朝鲜半岛，中国封建王朝入侵与朝鲜半岛国家反入侵的事件也偶有发生，但朝鲜半岛国家在历史上很长时间里时断时续地作为藩属国向中国王朝统治者称臣纳贡，而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民间贸易、人员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等则一直持续不断，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从根本上而言，赋予这一体系稳定性的是具有相对不变性的、历史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同文化，是双方国力的体现，这也是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关系的深层纽带。从朝鲜半岛的李朝初年开始，朝鲜与明朝开始三年一贡。由于倭乱，中朝军事合作击退倭寇，使中朝册封朝贡关系更为巩固。到清代，中朝之间的封贡体制已经覆盖国家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中朝两国间的封贡关系已经达到几近无所不包的地步，两国间的这种关系相当成熟和稳定。需要指出的是，朝鲜半岛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事大”外交是东亚华夷秩序的必然产物，是当时远东力量格局中强弱力量联合的一种恰当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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