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责任

出版时间：2009年3月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美]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  页数：347  译者：秦亚青/朱立群/王燕/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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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11月，我去华盛顿出席“中美日三边对话会议”期间，结识了卡洛斯·帕斯夸尔，他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现任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兼外交政策研究部主任。2006年底，他从华盛顿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讲述了布鲁金斯学会、纽约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准备联合从事一项题为“治理全球不安全因素”的课题研究。由于世界的变化，一批新兴国家在崛起，研究这样的课题，光是在发达国家里研究已经不够了，因此，他们想除去在美国国内组织由两党智库人士参加的国内咨询小组外，同时还打算成立国际咨询小组，吸纳国际智慧，希望我参加。2007年1月，卡洛斯又专门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参加国际咨询小组。我考虑再三之后同意了。我为什么同意参加该课题的国际咨询小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近几年来我参加了许多的国际会议，尽管这些会议的题目各不相同，但是从会上的讨论情况和会下各方人士接触的情况来看，我深切地感到，大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各种国际会议上的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讨论“世界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中国人当然应该参加。

内容概要

　　《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是“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成果，也反映了这一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对话的收获，包括同中美国和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咨询委员会的讨论，也包括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个地区的咨询。21世纪是一个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纪：经济动荡、气候变化、核扩散、冲突、贫穷、恐怖主义、疾病，不一而足。对全球领导力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伙伴关系和国际组织，以便有能力应对面临的挑战。《权力与责任》讨论了美国领导人怎样才能重建国际秩序，在当今这个充满跨国问题的世界上促进全球的安全与繁荣。《权力与责任》提出了一个新的国际安全基础理念：负责任主权，即主权既意味着对本国国民负有义务和责任，也意味着对其他国家负有义务和责任。各国政府必须在各个领域合作，以保护共同资源、应对共同威胁。《权力与责任》指出，美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学会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治理之道，通过合作发挥领导作用，与当今的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一起建立新的国际制度。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布鲁斯·琼斯 (美国)卡洛斯·帕斯夸尔 (美国)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 译者：秦亚青 朱立群 王燕布鲁斯·琼斯，美国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曾在卢旺达、科索沃、中东和纽约等地承担过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工作。卡洛斯·帕斯夸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副会长，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曾担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特别助理、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等职务。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高级研究员，曾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等职务。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序一序二前言致谢第一部分 权力第一章 主权的最后良机第二章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第三章 权力与制度：为负责任主权建立有效的国际构架第二部分 责任第四章 抑制气候变化第五章 第二个核时代第六章 生物世纪的安全第七章 管理民事暴力和地区冲突第八章 打击跨国恐怖主义第九章 加强经济安全的支柱第三部分 秩序第十章 最棘手的难题：大中东地区第十一章 威胁的紧迫性与我们的选择注释索引

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权力第一章 主权的最后良机全球安全遭受威胁的警钟已经长鸣。跨国犯罪分子将尖端核武器非法运送到世界上冲突四起的地区一些不稳定政权的手里；在企图制造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恐怖主义集团那里发现了如何使用生物武器的培训手册。海平面上升；旱灾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暴风雨更加频繁。能源价格飙升，导致粮食价格飞涨，在一些贫穷国家引发了骚乱，预示着饥荒的爆发。经济动荡和不安全状态使得世界上许多地方储蓄告罄，就业艰难。致命性病毒跨越国界，在各大洲和不同物种之间传播。这就是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人民和政府的行为，或是无为，都会影响到千里万里之外的其他人民。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相互依赖，主权国家采取单方行动已经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却毫无准备。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特点：美国的领导地位根基不深，有时还会导致失误，但同时又是十分必要的。在这个世界上，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必须达成一致，在国际组织的框架中进行合作，支持适用于所有国家的新的责任标准。只有这样，它们的人民才能够安全繁荣。本书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相互依赖全球化带来的一个深刻事实是：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高度相互依赖，已经不能分割。但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即便对于最强大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比如，在美国，大多数人会同意，下列因素影响了他们的国家安全：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扩散、新型致命性疾病的蔓延、全球变暖、经济不稳定和经济危机。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威胁同样也会威胁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世界其他地区面临的威胁也不是孤立的。贫穷、内战、地区冲突等问题与美国面临的威胁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跨国恐怖主义分子利用无人治理的地域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招募人员、聚敛财源、扩充武器。他们利用了由于长期内战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不满情绪。气候变化加剧了人们对土地和水源的争夺，使贫困人口的负担更加沉重。贫穷不仅加大了内战和国家失败的危险，还助长了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这些威胁汇集起来，加之它们之间的关联，就对国家保护主权的能力形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于许多国家而言，国内贫穷、内战、疾病、环境恶化等问题都说明了一点：要与国际组织建立伙伴关系、要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则。遵守规则或是接受援助并不意味着削弱主权。恰恰相反，这意味着维护主权。即便是强大的国家，为了保护主权，也必须与国际组织合作，抗击诸如致命性传染病及核武器扩散等跨国威胁。没有持续的国际合作是无法应对这类威胁的。美国对外政策至今仍然没有抓住安全相互依赖的意义。尤其是在过去七年里，华盛顿强调了一种威胁，即跨国恐怖主义，将其置于全球变暖、贫穷、致命性疾病以及其他威胁之上。这就忽视了一个事实：恐怖主义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并非严重威胁，并且这些跨国威胁大部分都是相互关联的。美国没有理智地将自己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置于全球框架中加以审视。由于忽视了这个事实，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国际合作的机会。在各种具有跨国性质的威胁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事实是很简单的：你必须与别人合作，只有这样才能换得别人与你的合作。后冷战时期出现的真空我们在2008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后冷战时期已经进入了第17个年头，后“9·11”时代也进入了第七个年头。有些专家认为，现在需要一个“后后‘9·11’对外政策”，但也没有清楚地解释这样的对外政策有哪些内涵。这些都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由于缺乏远见而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深信，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们的制度、政策和领袖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世界的变化有多么深刻。现有的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促进合作、实现和平与繁荣。这些组织建立的时代与现在不同，当时的威胁和权力结构也与现在迥异。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际组织已经过时。有些国际组织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而另外一些则是面对变化中的现实应付调整。有这些组织总比没有强，但是它们在活动能力和采取集体行动方面已经力不从心，不足以应对如今出现的新的威胁。同样，新的国际规范已经出现，但是这些规范仍然停留在“应该做什么”的阶段，没有达到“实际做什么”的程度。因此，国际秩序现在处于一种紊乱状态。我们做过承诺，却不遵守规则；我们寻求解决方案，却没有决心。面对今天的挑战，我们充满不确定性的困惑，也缺少对国际应对挑战能力的信心。国际秩序需要权力资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这种权力资源。美国当时领导创立了国际安全和金融组织。当这些组织有效发挥作用的时候，它们有利于美国实现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有助于美国的盟国实现它们的安全利益。实际上，除了最顽固的国家之外，世界所有国家都从中得益。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主要盟国以及这些国家中大多数民众都将美国视为维护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现在，这种信任已经消逝。世界上很少有人接受或是信任美国，或者说很少有人认为美国的行为是合法的。过去几年的国际舆情调查显示，许多人认为，自从2001年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2003年入侵伊拉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对美国与盟友和对手的关系，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但是，如果将美国面临的一切难题都归罪于发动伊拉克战争或是美国进行这一战争的方式，那也是不正确的。美国当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了一个事实：15年来，我们未能建设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美国军事力量无所匹敌。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手，似乎取得了胜利。美国财富和权力都在上升。1992年以来，克林顿和布什两任美国总统也都面临历史性机遇，原本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建立符合当今世界需要的新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并达成国际谅解。冷战结束之际，也是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爆发之时，这正是形成全面的国际性变革、重建国际秩序的成熟时机。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国际秩序问题是如何将苏联和中东欧国家纳入民主和平阵营的问题，还要将后冷战时期的外交变成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的动力。这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决策者先是扩大北约以图控制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末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金融制度之中。他们努力应对因苏联解体在核扩散领域产生的影响，确立新的项目防止核扩散，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让这些国家放弃领土上的核导弹。除了冷战后重建带来的挑战之外，还需要将日益多元化的世界聚合在一起。这个多元化世界的特征是：破坏性行为体日益增多，可控制行为体日益减少；全球市场提供的机遇增多，但污染、疾病、武器的跨国界流动危险也在加大。面对这些问题克林顿政府完成了一系列谈判，包括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全球变暖、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组建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但是，克林顿政府自己也承认，它从来没有形成一种全球秩序的大视野。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融人一个扩大的、和平民主的跨大西洋共同体，克林顿政府基本上是无所考虑。像其他许多政府一样，美国政府只是朦朦胧胧地感到，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发生了重大变化。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和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十分简洁的文章，指出世界将会迅速分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核心区，这里基本上是和平民主自由的世界，康德思想战胜了霍布斯意识；一个是边缘区，由赢弱乏力的国家、腐败无能的市场组成，充满暴力，在意识形态上对自由思想满怀敌意。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这样的评论家也认为，如果边缘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得到控制，就会破坏世界秩序，使全球发展失去可预见性，而秩序和可预见性是繁荣与和平的必要条件。克林顿政府原则上是坚决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伙伴关系的，但是它往往嘲笑唯一一个可以对失败国家采取负责任行动的国际权威组织：联合国。克林顿政府把在索马里的失败归咎于联合国，这就增强了美国国会对联合国的不满情绪。索马里行动失败之后，美国立即要求联合国在卢旺达面临种族灭绝的时刻撤出在卢旺达的维和部队。在伊拉克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最初的政策是与联合国特别委员会（United Nations Special Commission）合作，但正如一个外交官兼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后来却蜕变成为“萌动的单边主义”：克林顿政府自诩有权决定如何实施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1998年，也是克林顿政府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是政权更迭。美国未能加强联合国，未能解决边缘区安全问题，比如贫穷、赢弱国家、内战、地区动荡等，这就使得世界在过去15年里成为一个更加危险的地方。这些安全问题在2001年9月11日迸发。在这一天，盘踞在世界上最贫穷、最具暴力冲突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对美国领土实行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打击。“9·11”恐怖主义袭击改变了美国观察自身安全威胁的视角。布什政府开始意识到，失败国家和国际体系中的治理空白地区是跨国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根源。但是，虽然“9·11”改变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看法，却也大大加强了这届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人们很容易忘记，“9·11”之后，国际上纷纷表达对美国的同情、关心和友谊，国际援助也纷至沓来。美国与中国、印度、欧洲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领域具有共同利益，这表明大国之间的广泛合作是可能的。美国的政策和领导能力本来是可以实现国家秩序变革的。

媒体关注与评论

开创负责任的时代。　　——美国总统奥巴马面对气候变化、核扩散、恐怖主义、冲突、贫穷、疾病、经济、动荡等一系列威胁，本书描绘了一幅以负责任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蓝图。　　——本书作者美国新政府的新对外政策，中国与美国同步首发。《权力与责任》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威胁，但并没有因之表现出沮丧失望。这部著作指出，面对世界无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安全与繁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国际合作，而且国际合作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主权意味着责任。各国政府协力加强国际组织，就能够创造一个使所有人安全繁荣的国际秩序。这部著作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通向这种秩序的道路。　　——前联合国秘书长 科菲·安南《权力与责任》，作为“管理全球不安全因素”项目的一部分，其目的是在2009年启动全球安全体系的改革。这一改革任务既雄心勃勃，又迫在眉睫……现在的确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欧盟理事会秘书长、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哈维尔·索拉纳《权力与责任》的作者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思路、观点和建议有着重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意义。 　　——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权力与责任》选择了如何加强和改进现有国际合作方式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我对此深表敬意。这部著作构建了一个平台，使人们能够探讨如何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更加有效的国际体系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　　——前美国国务卿 M．奥尔布莱特《权力与责任》是一部优秀的决策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做出关键性的决定，才能建设一个人人感到安全、人人得以繁荣的世界。这都著作的作者有力地论证了，在一个跨国威胁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权力的性质和责任的使命。他们敦促我们“利用目益明显的安全挑战，加快全球行动，防止安全威胁造成最严重的后果”。　　——前美国国防部长 威廉姆·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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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