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哈维尔桑蒂索  页数：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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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3个国家，总人口5亿多，经济总量约2万亿美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我国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也是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的重要伙伴。我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关系。早在1988年，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战略家的眼光，对世界发展前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  “人们常讲21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他还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2004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的重要指示。2004年11月12日，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作演讲时指出，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如下发展目标。（1）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3）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

内容概要

近年来的修修补补、走走停停证明，拉美依然沉迷于那种无所不能的经济模式，仍在寻觅一个能够使他们百病全消的秘方。或许回顾近几十年来发生在拉美的巨大变革，能够通览本地区的发展进程。今天，拉美再次站在了十次路口。因为，2006年伊始，许多拉美国家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些国家必须在不可能和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之间做出抉择。巴西的卢拉和智利的拉格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条新的、可能的政治经济之路。这样，作为正面角色的革命者和自由市场分子就可以鞠躬谢幕了。不过，或许他们将重返历史舞台令依然温热的不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灰烬复燃。拉美的历史演进，如同投掷硬币一样难以预期同时又充满了各种可能。据我们所知，拉美最大的新闻是：在那些给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优劣利弊以优先地位的国家中，开放的社会正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崛起。

作者简介

作者：(西班牙)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 译者：高静 谢文泽 王鹏哈维尔桑蒂索（Javier Santiso）西班牙人、法国人。

书籍目录

序谢词导言：模式的华尔兹第一章 拉丁美洲乌托邦式的未来第二章 现在的衰落：民主乐园中的拉美第三章 改变时间维度的结构性调整第四章 智利轨迹：从自由主义到可能主义第五章 卢拉之光第六章 墨西哥：伟大的转变第七章 可能主义政治经济模式的兴起第八章 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执着的新民众主义结论：豪猪、狐狸还是变色龙后记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拉丁美洲乌托邦式的未来要分析近几十年来拉美实行的可能的政治经济政策，回溯历史是十分必要的。要了解和把握对拉美有着持久吸引力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就不能够忘记，美洲的发现恰逢世界的时间观念和对时间的表达发生巨变之时。当时，有关未来的现代意识在西方思想领域初露端倪。哥伦布抵达西班牙岛时，欧洲正在经历一场世界观的巨变。当时，透视法刚刚被发现。在意大利，从布鲁奈莱齐（Brunelleschi）到皮耶罗·德雅·法兰切斯卡（PierroDellaFrancesca），无数建筑师和画家正在挖掘透视法的妙用。15世纪，文艺复兴中的欧洲正在创立有关空间深度的思想，并因此构想了理想国。对美洲的发现，才刚刚开始。这时，中世纪的神学时间观念摇摇欲坠，教堂的钟楼正让位给标示俗世时间的商业钟塔和皇家钟表。一个更好的存在初现端倪，统治欧洲数个世纪的旧世界观，即霍布斯（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1651年）中所描述的以“俗世的生活是贫困、污秽、粗野和短暂的”为部分条件的世界观开始转变。时代精神的变化使教士们开始将其世俗权力同播报时间的能力结合起来，钟表因此而纷纷爬上了教堂的尖顶钟楼。意大利的马基亚维利（Machiavelli）发明了政治学透视法，并对日常生活的时间纬度进行了探索。针对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务，有些作者指出，俗世中可能存在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哥伦布发现美洲几年后，一些对改变西方人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书籍得以出版。仅仅十年当中，三部如利剑般强劲犀利的巨作相继问世。它们分别是：1509年出版的依拉斯姆斯（ErasBUS）的《愚人颂》（PraiseofFoffy），1513年出版的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ThePrince）以及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TomosMore）的《乌托邦》（Utopia）。不久，这三部巨作就流传到了新大陆。到1515年，依拉斯姆斯的作品就在哥伦布的儿子艾尔南·哥伦布（HernandoColumbus）的图书馆登堂入室了。莫尔的《乌托邦》成了米乔阿肯（Miehoacdn）大主教巴斯克·德·基罗珈（VascodeQuiroga）最喜欢的作品。1535年托马斯·莫尔被亨利8世下令斩首，巴斯克·德·基罗珈随即在米乔阿肯的圣塔菲组成宗教团体。很久以后，乌托邦感召了墨西哥以南的乌拉圭的耶稣会教士们，法国探险家奥雷利耶一安托万·德·图龙（Orelie-AntoinedeTounens）于1861年在阿劳坎尼亚（Araucania）称王。阿劳坎尼亚是智利的一个省，曾受到诗人阿隆索·德·埃尔西亚（AlonsodeEreilla）的盛赞。莫尔的思想在拉美大受欢迎并取得成功并非意外。在《乌托邦》中，莫尔虚构的乌托邦岛被葡萄牙航海家伊特罗登（Hitloden）发现，伊特罗登是亚美利哥·维斯布西奥（AmerieoVespucio）的伙伴。这个乌托邦恰恰指向新近发现的新大陆。但是，时间观念并没有因为人类征服空间的快慰而立即发生转变。人们思想中的拉美乌托邦更多地存在于时间纬度而非空间纬度，它不是存在于拉美的地理空间，而是存在于拉美的未来。如果说拉美的诞生同世界观的转变不谋而合，那么拉美的兴起恰逢人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间构筑一种新的平衡。当时，时间的表现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神学时代正让位给目的论时代。用波考克（J.G.A.Pocok）的话来说，拉美出生在“马基维利亚”时代，即1492-1530年之间。人类历史乃人类创造的理念正在形成——未来不是上天的意旨，而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努力加运气的结果。中世纪结束的时候，马基维利亚正在构筑政治透视法和一种深刻的未来感。与此同时，与他同时代的人正在发展绘画透视法和空间思想，德国哲学家雷因哈特·柯赛雷克（ReinhartKoselleck）所开创的历史的时间脉络正浮出水面。未来一度被预示为世界的终结，这一概念正趋于死亡，一个向人类的未来洞开的时代晨曦正在降临。在这个时代中，今天是明天的准备，自我管理的重点变成了预期并建设未来，改变和安排时间和空间。让·博丹（JeanBodin）等人开始把宗教同人类历史分开，将时间的终结归纳成为一个数据问题——一个需要由数学和天文学用演算回答的问题。伽利略有关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争辩，动摇了教会所宣传的天国权威的中心地位，强烈震撼了传统制度。在欧洲宫廷，委拉斯克斯（Velazquez）和其他艺术家们，不再去描绘基督及圣徒，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世俗君主。他们采用逐渐退却的点和镜像将透视法应用到作品当中。博丹在他1576年出版的《国家六论》（SixBooksoftheCommonwealth）中指出，新大陆不是一个物理空间而是一个有待征服的时间经纬：“在美洲广袤的地域空间里没有发现乌托邦。黄金岁月和金色年代同样寻而未见。新大陆所给予我们的是一个未来。”在近代演说中，从玻利瓦尔到查韦斯，拉丁美洲都是一个含有强烈目的论色彩的概念。人们不是将黄金岁月定位于过去，而是未来。20世纪以来，在美洲乃希望之地的观念驱动下，欧洲人源源抵达新大陆。这一观念认为，美洲预示着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未来。19世纪初，一个名叫格里格雷-麦克格里格雷（GregorMcGregor）的苏格兰无赖甚至谎称，在拉美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富饶的地方，名叫做博雅斯（Poyais）。这一投机性的胡编滥造竟然令伦敦金融脉搏跳动的频率加速，使伦敦城的投机者们对博雅斯充满憧憬，并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第一场金融危机。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1959年的古巴革命和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无不是变相地寻觅一个光彩熠熠的黄金时代般的未来，这些革命都得以延绵持续。与此相同但悲剧色彩略逊的美洲地区经济一体化计划也一直没有停止对更加美好未来的追求。增长持续、公平正义的希望之地就像不断后退的地平线那样，一直闪烁不定、难以触及。许多革命性的演说，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货币主义的，都深深扎根于未来的沃土，并萌发出永远的希望之芽。这些伟大演讲的雄辩原则，披着用敏感的伦理和富有感情色彩的华丽词藻缝制的外衣，令其在实践的失败中黯然失色。在整个20世纪，产生于追求理想进程中的、风向不定的“伟大的思想风暴”时而推动拉美大陆前行，时而又对它进行沉重的抽打。在整个拉美大陆，“革命”成了具有操作意义的字眼，一个具体的、能够用来同时表示在时间纬度上的超越、决裂和回归的概念。无论是古巴人或智利人，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分子，“革命”所蕴含的思想是用眼前的牺牲来加快美好未来的实现，一个充满着高调预期的视界因此而产生，以眼前政治和经济上的牺牲为代价的希望最终会得以实现。从秘鲁的光辉道路到查韦斯主义兴奋的华丽词藻，从藤森主义到梅内姆主义，拉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不过是延长了这一不知疲倦，有时甚至充满悲壮的寻觅之旅。从好的革命者到好的自由市场分子30年前出版的一本委内瑞拉人撰写的小书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精神，引起了强烈反响。卡洛斯·兰格尔（CadosRangel）在他的《拉美人：同美国爱恨交加的关系》（TheLatinAmericans：TheirLove-HateRealtionshipwiththeUnitedStates）中谴责了革命者的方法论及其对拉美大陆诗情画意的幻想。他特别批判了貌似大跃进实则大倒退的行为，他的批判很快就得到了逝去的80年代的印证。为了引起争鸣，兰格尔对所有那些用诽谤来散发过剩精力的唯意志论者、未来主义者或者掩盖拉美大陆跌宕起伏的现实的人进行了抨击。最重要的是，兰格尔指出，西方人倾于将自身的思想强加给拉美，而拉美也存在着一种同样严重的倾向，即总是希望把自己变成一支洋洋自得的“文化游击队”，高声宣传具有强制性的革命思想。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多方渗透，拉美，这个“高尚野蛮人的女儿，好的革命者的妻子”变成了“另一个男人命中注定的母亲”，在其他地方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在这里找到了肥田沃土。成见是很难战胜的，而且往往会遇到能够使之枝繁叶茂的沃土。拉美国家不仅变形，而且变色，有时甚至会发生些蜕变。但就整个拉美大陆而言，政治的概念和时间框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多数拉美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们已经皈依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民主”和“市场”取代了“革命”和“国家”在信仰祭坛上的地位。一整套词汇从政治和经济说教中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套新思想的成长。诸如“阶级利益”、“经济规划”以及“进口替代战略”等的表达方式已经让位给“民主共识”、“制度巩固”、“经济解除管制”和“自由的贸易开放”。皈依以市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起初可能有些问题。不管是参照系或者行为的转换抑或是因为信服或者适宜而做出的选择，这一沧海桑田的巨变同对价值观的投人以及利益的恢复重建密切相关。“民主”被当成希望的地平线——柯赛雷克（Koselleck）认为，这预示着一种永远的努力追寻和永远的捉摸不定。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民主是否已经被“革命”的目的论纬度取而代之。“国家”还没有在经济、社会王国的管理者席位上座稳，市场就已经以某种方式取代了它在拉美思想传统宝库中的地位。好的自由市场分子和正面的民主主义者是否已经取代了正面的野蛮人和好的革命者?更为异常的现象是，近20年来的历史证明，拉美领袖是怪异的变色龙。大选当前时，他们为自己涂上民众主义色彩，一旦赢得大选，他们便套上具有鲜明自由主义色调的外衣。这些政治上民众主义和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的变色龙，听从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精妙的分析。教科书中的拉美民众主义宏观经济学难以适应热带色彩稍逊的自由市场经济学。虽然如此，梅内姆还是领导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上演了一场热情奔放的新自由主义探戈。在阿根廷北部，藤森将秘鲁置于一条光辉闪耀但陡峭险峻的结构调整之路。萨利纳斯主义令革命制度党的心跳加快，当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速前进时，墨西哥备感窒息。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试图重复过往时代的革命训示，是拉美变色龙最新的变形。从马克思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拉美是一个惯于走极端路线的地区。她一面饱受暴力之痛，一面又得到及致美丽的眷顾；她不仅继承了可怕的贫困和不公正，而且沿袭了巴洛克式的奢华。在大约30年当中，各种模式和范式在拉美泛滥。观念的转换如同时而乌云蔽日突然又晴空万里的热带气候，而这些观念上的热带气候通常是拉美人自己维持的。这种做法往往会得到因循承袭凯莫（Kennerer）使团中“货币医生”衣钵的外国专家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凯莫使团聚集了一大批社会科学专家，到拉美来探寻事物变化的规律。拉美，被认为是具有可塑性的地区，广袤的地域、开有天窗的巨大实验室，就像是染红南美的广袤的铜矿那样，可以待价而沽。迄今为止，有关外国专家对拉美作用的评价褒贬不一。从拉美发展的角度来看，他们帮助拉美进行了扎实的制度建设。例如，1925年的凯莫使团帮助智利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是，外国专家一般对政治知之甚少，他们往往没有能力让公理和公式适应拉美本地脆弱和剧烈波动的政治熔炉。又如，1955-1958年克雷恩·塞克斯（KleinSaks）使团在帮助智利设计和实施一揽子反通货膨胀的稳定计划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经济学专家塞巴斯蒂安·艾德华多（SebastidnEdwards）指出的那样，使团所发挥的作用在当时的智利是无可替代的，是他们提高了稳定计划最初的公信力。但是，仅从经济方面做技术性的预先承诺并不能够为成功提供足够的保证。政治上的采纳和实施同样十分重要。由于智利国会未能在财政领域采取果断行动，1955年启动的稳定计划没有能够持续地稳定价格。尽管如此，这还是一个良性的例子。试图把一个魔力范式强加在拉美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之上的危害性更大，因为这只能放大繁荣和衰败周期的极端性，这无异于在认识上对拉美实施暴力。有些时候，这种认识上的暴力同使用武力携手相连。事实上，上世纪的最后20年各种模式在拉美呈大肆泛滥之势。这种理论上的“意识形态升级”或者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oHirschman）在他的《走向进步之旅》（JourneystowardProgress）一书中抨击为范式泛滥的现象，通常伴随着极端性的实验活动。这些实验活动的灵感来自赫希曼称之为福楼拜（Flaubert）式的“最后的疯狂”——思想家出于建立理论的冲动而失去耐心，“不顾一切地低着头向虚假的见识猛跑”。僵化的经济模式致使替代方案的设计过于偏激，黑白之间，缺少了明暗搭配的过渡阴影。今天，拉美许多知识分子和领袖们所展示的自由和民主直觉，可能是上述趋势的延续——一场永无休止的范式转换游戏的另一个片段。最后，难道这些皈依行为再次表明，拉美依旧是完全彻底和急不可待地采纳他人激进的理念和思想并视之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吗?换言之，皈依可能再次说明，拉美是透过各种范式的多棱镜来考量和实施政治经济政策的。这些范式不仅阐明绝对变化的规律，而且预测一个又一个永久闪光的未来。现在，拉美的地区主体同观察家们的协议和协调进一步证实，从兰格尔著作的问世起30年来，拉美的思想理念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那时，“革命”和“国家”已经撒落在思想领域里成为无法回避的概念，每一个活着的正面的拉美人都像一个好的革命者那样去思想、说话和行动。同样，在经济领域，国家成为不可超越的引擎，是增长的媒介。没有国家的支持，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那时候，“民主”在概念上被形容词化，成为诸如“正规的”或者“武力的”那样的政治工具。左派视之为工具，右派则将其作为托词。无论古巴人还是智利人，社会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革命就是表达拉美宇宙观的母本，是其他国家借此透视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拉美的多棱镜。后来，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带来了一整套全新的词汇和全新的政治经济语法。这种政治经济政策的字母表中始终可以拼出两个字，这就是“市场”和“民主”。

后记

2008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博士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在北京达成协议，由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中文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2008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和《中国在拉美的有形之手》，以及发展中心主任哈维尔·桑蒂索的《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等三本著作。双方还商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拉丁美洲研究所将连续三年负责翻译出版发展中心的《拉丁美洲经济展望》年度报告，并于每年的2月末3月初双方共同在北京举行专题研讨会。为此，拉丁美洲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小组，由拉美所所长助理、经济研究室主任吴国平研究员负责，并相应成立了三个翻译小组。《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一书的翻译小组由高静、谢文泽、王鹏和郭存海组成，高静为该翻译小组的协调员。全文分工如下：高静翻译序、谢词、导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结论，谢文泽翻译第三章、第四章，王鹏翻译第五章、第六章，郭存海翻译第七章、第八章。高静对全文进行了校订和编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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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经济政策的务实性》所探讨的是拉美国家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重点是作者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变化太多，反复太大，这对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第二，在选择发展模式上的“务实主义”。所谓“务实”，一是要尽量把握住当今国际大环境的特点，二是要充分了解本国的具体国情。要从这两方面的实际出发去探索可行的发展模式。这种探索无疑是艰辛的，而且是只能由本国的政府和民众去完成的。或者说，靠任何局外人的指点恐怕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