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1 出版社:新华 作者:高波 页数: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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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7世纪的明王朝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期跌落到“历史周期律”的谷底;18世纪的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滚滚蒸汽中与腐败高发期不期而遇;19世纪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轰鸣中与高发的腐败形影不离……
如果说腐败是导致明王朝被农民起义和后金政权“破产清算”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却在腐败高发期中实现了改革重组和大国崛起?
本书以17世纪的明朝、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三个腐败高发期为样本,通过大量的案例,生动而深刻地剖析了腐败高发期的特征、类型,提出了治理腐败的路径,是反腐败研究的新成果。
要目
为什么毛泽东说看了《明史》“最生气”?
顶层腐败:空心化的权力核心
官员蜕变:不负责的“执政团队”
“党祸”为患反映的是核心缺位
集权专制者进行顶层治理的四大危机何在?
“提名权”何以成为腐败“含金量”最高的权种之一
从“白金汉现象”看英式“爵位批发商”是如何运作的?
何谓官员竞争中的“不负责任原理”?
“集体不负责甚至比集体腐败更可怕
娼妓的“黄金时代”
美国两党有着怎样的共同“腐败文化”?
好政策为什么“被变坏”?
为什么反腐败可以不复杂?
作者简介
高波,1973年10月生于湖北江汉,法学博士,中央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纪检监察三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研究中心理事。著有《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与皮钧合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政府传播论——社会核心信息体系与改革开放新路径》(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等。
书籍目录
引子:寻找权力透支和顶层治理的真相第一章 顶层腐败:空心化的权力核心——为什么说顶层腐败是腐败高发期的核心标志?一、帝国邂逅资本:17世纪的明朝皇帝为何这么贪二、民主遭逢君主:18世纪的英国国王向谁行贿三、旧制度遇到新大陆:19世纪的美国总统被谁操控四、顶层“空心化”与顶底脱节:权力透支的恶果第二章 官员蜕败:不负责的“执政团队——为什么会出现“无官不贪”的舆论放大效应?一、帝国高层的“张居正现象”:帝师本为“两面人”二、“诺思怪圈”:不负责任的责任内阁和失败的首相三、美国总统的“腐败内阁第三章 政策失败:掠夺性的财税政策——为什么分配不公和物价腾贵具有腐败的政策指向?一、“一条鞭”抽痛了谁二、失败的印花税法案与“独立战争”的失败三、市政腐败:无预算的公共资金黑洞四、透支的治税权第四章 体制衰败:逆淘汰的公职选授——就业市场的“二代现象”是否意味着特权腐败?一、科举体制及其“士一仕”结构的解体二、庇护体制及其恩赐官员的沉沦三、政党体制及其“分赃”模式的混乱四、人不行,政治体制再好也不行第五章 社会颓败:两极化的“消费世界”——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如何诱发腐败泛化心理一、《金瓶梅》即是真明史一、斯密之谜”如何破题三、社会如何被“镀金”四、腐败从真实高发到心理“泛化”第六章 现代腐败的三次变型和接力——为什么说19世纪的美国代表了现代腐败之“原型”?一、转型之“型”:腐败演化的三个轴心期二、17世纪的传统腐败爆发期:毛泽东为什么说看了《明史》“最生气”三、18世纪的新型腐败转折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城市病”和“国企腐败”四、19世纪的现代腐败定型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下“设计成偶然”的必然第七章 大国崛起的黎明和腐败高发的潮汐——英、美如何从现代腐败高发期中崛起?一、腐败高发期:盛极而衰的拐点,或大国崛起之转折二、现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腐败增加“痛苦指数三、“历史周期律”的修正:福利国家及顶层的温和自救四、从泰坦尼克定律看先发国家的“腐败红利第八章 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以美国为例——为什么维护执政安全须靠顶层自救?一、顶层治理理念:理智改革,让国家危机“软着陆”二、顶层治理路径:“保障个人和民族发展的大动荡”三、顶层治理方法:“情绪应转变为行动第九章 现代社会的两大趋势和现代腐败的原始病灶——为什么腐败的“泛化”比腐败本身更严重?一、公域与私域的两大变化趋势二、权力透支不忍看:传统腐败与现代腐败的区别与联系三、现代腐败的“二元基因四、现代透支型政府:能否解决“蛋糕分配”难题第十章 关于腐败治理的神话——为什么腐败治理的最大失误是顶层自乱?一、神话之一:政府越小,腐败越少二、神话之二:政党越多,腐败越少三、神话之三:反腐败靠制度,不靠运动四、神话之四:大德防贪,高薪养廉五、神话之五:贪源在官,清流在民六、谁是“真正的改革的最危险的敌人”第十一章 腐败的顶层治理和顶层危机的救济——反腐败的信心源自哪里?一、历史从未被终结,二、治理腐败需要顶层设计:为什么反腐败可以不复杂三、不能就反腐败反腐败:大国反腐需要“强政府一好社会”四、从反腐败中学习反腐败:请远离“速胜论”和“速朽说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可笑的是,1620年夏万历死后仅3天,内库就发出了200万两帑金以供军需,3个月后又从中发出了180万两。到1621年,熹宗即位后即从皇帝内库划出50万两白银以支付军用开支。对于万历而言,辽东的国门哪里有自己的“小金库”之门这般紧要?万历三十二年,万历突生重病,在交代后事时大概不想躺进定陵后遭人唾骂,于是当着阁臣、太子和诸王的面宣称“废除矿税使”。首辅大臣沈一贯马上出去拟好圣旨,送进宫中盖上玉玺准备颁告天下。谁料想,第二天万历病情回转,马上反悔,立刻命令一名太监取回圣旨作废。沈一贯不给,太监便挥拳相向,从堂堂首辅手中为万历强抢回了这道业已生效的圣旨。皇帝贪财的虎狼之心,阉人乱政的爪牙之利,实为古今罕见!2.大内倦怠:皇帝的作为与不作为大明第13任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一度被认为天赋聪颖,当做“不世出”的圣主苗子加以悉心栽培。6岁那年,他看见父皇穆宗(隆庆帝)独自策马宫中时,上前劝谏其以“天下主”自重,传为佳话;少年万历还在《咏月诗》中写道“惟有圣人心,可以喻澄彻”,自喻明月之才思可见一斑;1574年(万历二年),12岁的万历皇帝在“属对”课上面对大臣出的上联“天地泰”,即对“日月明”,颇合天子气度。万历10岁左右就能写出“径尺大字”,赐给大臣的书法作品“奇秀天成”,但在张居正以李后主、宋徽宗等耽迷“小技”误国的案例予以劝导后,他即专习《大学》、《尚书》、《资治通鉴》等“帝王之学”,不再炫耀书技。在即位后的前10年里,在母亲李太后和帝师张居正的严格教诲下,坚持日讲、经筵、读书、上朝累日不辍的万历皇帝,展露出国朝久已未见的明君气象,似乎给朝野带来家国中兴的曙光。然而,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却在24岁时(1586年)就传谕内阁说自己“头昏眼黑,力乏不兴”,28岁(1590年)时自称“腰痛腿软,行立不便”,甚至在40岁时(1602年)因病情加剧一度宣召首辅人阁嘱托后事。从一位天资聪慧、精明勤勉的“圣人”,蜕变而为孱弱虚脱、自顾不暇的“病人”,使得“圣人治国”的梦想迅即幻灭,而“病人误国”的闹剧不断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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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内容简介:17世纪是全球化的起潮期,马克思称其为“世界史形成”期。颇为巧合的是:为什么近现代以来似乎没有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能规避腐败高发的“富贵病”?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穿越经济起飞与腐败高发交叠的“混沌时期”,而另一些政府却没有迈过这道应可逾越的“发展之坎”?走出腐败高发期的路径究竟在何方?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执政安全的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顶层救济的能力。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腐败高发期及其“历史周期律”,将会得到持续有效的修订……毛泽东为什么说看了《明史》“最生气”?“次级代理人”的“小官大腐败”为何如此猖獗?“能干能贪”为什么屡见不鲜?何谓官员竞争中的“不负责任原理”?“胥吏之蠹”如何蛀蚀执政体系?社会风气败坏到底是谁之过?为什么说19世纪的美国代表了现代腐败之“原型”?美国两党有着怎样的共同“腐败文化”?“直接民主”为什么会失效?为什么会出现“无官不贪”的舆论放大效应?“好商人”为什么会变成“坏政客”?为什么反腐败可以不复杂?反腐败的信心源自哪里?为什么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是反腐败的基础性工程?如何解决分配不公引发的腐败“泛化”问题?怎样进行最有效的反腐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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