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社：李洪峰 新华出版社 (2008-08出版)  作者：李洪峰  页数：134  

内容概要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丰碑，凝聚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心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在团结和带领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坚定不移地把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开创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邓小平虽然永久地走入了历史，他的思想和智慧却永远属于当代。　　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政党，开创未来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尊重自己走过的道路，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包括尊重自己的伟人。歌德说过，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可比于空中的巨星，当它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便不禁向他们瞻望。如果我们有幸能分享这种完美的品质，我们便感到鼓舞和受到陶冶。　　《论邓小平》综合论述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做的政治建设，思想论著建树，以及邓小平理论的分析。

作者简介

李洪峰，1950年生，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研究员，兼职教授，学者。主要著作有《论十七大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章程学习笔记》、《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伟大复兴与战略思维》、《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学习纲要》、《西安农村调查》、《论现代领导之道》等。主编有《毛泽东邓小平论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邓小平论中国国情》、《毛泽东邓小平论实事求是》、《老一辈革命家论党的建设》等。《论十七大的理论贡献》、《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等十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转载。

章节摘录

当年，恩格斯曾经写信给劳·拉法格，幽默地跟他开玩笑说：“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30页）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同当年恩格斯年龄差不多，而他面临的环境和任务，却严峻艰巨得多。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邓小平一出来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人手。思想上政治上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首先是思想路线。有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118页）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刊登经胡耀邦审定的《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从而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有力地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为全党摆脱“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完全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是'两个凡是'。”（《邓小平年谱》上册第345、346页）邓小平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邓小平年谱》上册第539页）“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7页）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的先导。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报告。这个报告实质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是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有阻力、有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右的干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针对这股错误思潮，邓小平在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他说：“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在解决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之后，组织路线问题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邓小平及时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的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要从上到下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真正坚持我们现在政治路线的人、正派的人、党性强的人。现在有人才，被盖住了，没有发现。人才要放到领导位置上，不然锻炼不出来。”（《邓小平年谱》上册第539页）他强调，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并立即着手解决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问题。他首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指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我们党顺利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干部健康成长起来。一系列拨乱反正，使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中走出来，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中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开始深入思考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长远的战略问题。——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1979年6月，邓小平提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7页）——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1979年12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注：指日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6、271页）“要加强党的领导，无非是三个方面：一、方针、政策的领导；二、组织领导，搞好民主集中制，处理好党政、党群以及党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三、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邓小平年谱》上册第595、596页）——1980年4月，邓小平提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所以，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1、312页）——1980年5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314页）——1980年8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1982年4月，邓小平提出：“我们自从买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米，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403页）——1982年9月，邓小平提出：“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0页）——1982年9月，邓小平提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1983年4月，邓小平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1984年2月，邓小平提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半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

编辑推荐

《论邓小平》由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