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尘埃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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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其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一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棉。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棉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其他没有给这片丝棉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巳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下来？”“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Q的欢娱。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那是个八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作“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份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一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拣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餐后休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买的睡衣；躺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闻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的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的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在一九五0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一九四九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它回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替它“洗尘”，便信手把它向废纸堆中一丢。它后来如何的失踪了，我从未追查，也无心追查。它只是像一九四八年我的红帽子朋友所说的钞票一样，一卷废纸而已。它也和它的涂鸦主人一样，同是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随风飘荡的一点尘埃。一阵风来便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其他的还管得了许多！可是丢尽管丢，写还是常常写。日记写腻了，就写周记；周记不写了，就写月记、两月记、半年记……有空还得耍耍笔杆，耍到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封笔”为止，因为板儿所住的“大观园”之内，“所见所闻的小故事”是天天都有；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写在日记上或练习簿上(那时美洲还买不到中国的“原稿纸”)，再想一个题目加上去，便成为“杂文”了。在华侨报刊上编报屁股的朋友们，缺稿了，拿去把它们印出来，它们也就和落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同在了。尘埃给扫掉了，它们也就给扫掉了。这就是这个小册子里这几篇仅存的小文坎坷的命运——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于纽约市大期考之后)

内容概要

《五十年代的尘埃》精选了作者1950年代在纽约发表的部分文章。《梅兰芳传稿》既是作者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我的女上司》等六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作者根据史学家何柄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书籍目录

尘埃里的珠玉五十年代的尘埃(代序)梅兰芳传稿我的女上司三妇人学跳舞求婚疯院去来露娜今年三十岁了俄国的苍蝇和皮匠昨天的足迹海滩梦公园里的雪莱石像街车鲸鱼夜归微雨金陵怀古无题

章节摘录

就乐器方面说，中国的笛子是很原始的。它只有七个音阶，国乐所谓宫、商、角、徵、羽、少宫、少商。笛子是不能吹半音的。更浅显地说，就是笛子吹不出钢琴上黑键所发出的声音。不用说西乐中几重奏的和音笛子无法应付，就是吹个单调儿，笛子也是不能胜任的。所以以笛子为主要伴奏乐器的昆曲，唱起来也是索然寡味的。严格地说起来，昆曲是近乎话剧的。欣赏昆曲，与其说欣赏伶人的唱工，倒不如说欣赏戏剧本身的情节，熊佛西先生说得好：　“大多数旧剧是只有‘故事’而无‘剧’的。”昆曲尤其是无啥可“唱”的，尽管当今还有批文人雅士如赵景深者流还在继续的唱下去。中国诗人们所欣赏的“小红低唱我吹箫”，与其说是欣赏音乐，还不如说欣赏意境的好。所以到了满清末叶，昆曲就式微了。而打倒它的，却是由南方北传鄙俚不堪的土戏。“乱弹”，也就是所谓“黄腔”。湖北黄陂、黄冈两县所流行的黄泥调，便是后来的二黄，再配上徽调汉调乃成为后来的皮黄。咸丰以后皮黄日盛一日。同治中兴时昆曲就被打入了冷宫。老的昆伶都纷纷改业皮黄。做这个转替时代的枢纽的便是三庆班头的程长庚，和四喜部头的梅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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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尘埃》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用户评论 (总计17条)

•   要了解梅兰芳，还是推荐大家读《舞台生活四十年》。那部书虽然是许姬传等几位文人记录的，但简直就是梅先生的口吻，写得出神入化，实在精彩。
•   老唐是当代少见的通才史家，文笔独到，亦文亦史，但是他的书在大陆不是被禁就是《袁氏当国》一类的“洁”本。能见到这本新书也就聊胜于无了。
•   纸张印刷感觉很好，内容方面须看自己的要求，个性化的讯息是可以获取的，并非客观，可有时候主观的更可靠。
•   被广告迷惑，此书对梅的事实描述太过间接。
•   这是唐德刚著作中我唯一不喜欢的，除了梅兰芳传稿等一两篇文章还行以外，都与唐德刚后期作品不可相比。
•   很不错，特别是关于梅兰芳的，栩栩如生
•   怀念梅大师，怀念那个辉煌年代
•   真实，平和的写历史-记得唐德刚
•   唐先生不但是史学名家，文学功底也真是了的。散文写得也叫好呀！这首篇《梅兰芳传稿》写得真叫传神，妙极了！其余的几篇散文写得也真不错，一股海处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惭愧在下也在国外呆过半年，也略微有些感同身受 ，心有戚戚焉！读斯人的文章，确实长见识，人生的阅历，真是不得了呀！
•   没有啥意思。除了写梅兰芳的文章可读意外。其他篇章不值得一读。这书是唐德刚早年的文章。估计那时他还不是大师。写的东西没有文学色彩。
•   唐德刚先生的书，我必存之。
•   唐先生写的梅兰芳传稿果然名不虚传。
•   书的内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题目：五十年代的尘埃！文字中有尘埃的味道，好像事情确是发生在几十年以前的事，但是能让人有会心一笑之感。很好！才知道唐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口述历史很好。都想看看！
•   很好的一本数，质量是正版的，内容我只是把梅兰芳的传记看完了，其他的还没来的及看呢
•   其他的小说都没看很简短，但唐德刚先生的手笔当然不能错过什么时候一定要去听个昆曲--小尼姑思凡
•   感觉不错！值得推荐
•   必须要说，这本书里面对梅兰芳先生的生平及戏剧的细节描述实在是太详细了！读过之后，方能了解一些对于京剧和梅先生的知识。对作者和梅先生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