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立场

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徐友渔  页数：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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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收录的是我近年所写非学术研究性文字，所有各篇都曾发表于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如果说学术文章是用脑写出，那么这些随笔和评论性文字还要加上用心才能完成，因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各式各样的喜怒哀乐、种种值得颂扬或抨击的现象需要心灵的体察，价值立场和理性判断二者缺一不可。对于我来说，写作时心脑结合、感情与理智融合既是自然状态，也是自觉追求的境界。大约10年前，我的学术兴趣从语言哲学转向政治哲学，政治思想中的理念和学说为我观察、评论当代中国的现实提供了概念和框架支撑，而现实中使人心潮起伏的事件和不能简单作答的难

内容概要

本书收有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贯着启蒙和理性的哲思，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透析充满人文色彩，传达出一位当代学人深彻澄明的洞见，书中所有各篇都曾发表于国内各种报刊杂志。     《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没有品德的“品德门槛”》、《我们需要信仰的复兴？》、《以法治约束特殊利益集团》、《处理“恶搞”，应合法合宪》、《安乐死立法应提上议事日程》、《我们要现代还是后现代？》……本书收有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贯着启蒙和理性的哲思，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透析充满人文色彩，传达出一位当代学人深彻澄明的洞见。

作者简介

徐友渔，男，1947年生于成都。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作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现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

书籍目录

前言一、文明和理性  记忆即生命  语言  以理性面对这个世界  理性才是力量  用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反对伪科学二、道德  没有品德的“品德门槛”  专家学者的良心何在  信任是最值得珍惜的稀缺资源  用爵位促进道德？  重温胡适的“易卜生主义”  我们需要信仰的复兴？三、法治  权利来自法律条文？  反腐的关键是对权力要有有效的  监督制约制度  走出婚检问题的困局  拿了白拿？  以法治约束特殊利益集团  处理“恶搞”，应合法合宪  写小说怎么会犯诽谤罪？四、平等  公民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爱心要平等施与  我们争论的是公正问题五、人权  不歧视，并不难做到  在堕胎问题背后  安乐死立法应提上议事日程  克服恐惧也是爱国  思想家和烈士——纪念遇罗克六、改革与全球化  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  市场经济是否需要特定的道德文化作为基础？  文明难分高下  我们要现代还是后现代？  全球化还是“东方化”七、公共事务与公共政策  人民代表专职化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法治史上新的一页  建构吸纳民间思想的制度平台  我们更需要服务意识  汉城改“首尔”之我见  要正视医改的难度  重视县级图书馆的建设八、反思历史  历史需要抢救和复原  继承和超越巴金  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不容消解  顺潮流还是反潮流  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经历：一代人命运的大转折  为什么要扼杀中学历史教材改革？  改革开放30年九、学术体制与学术腐败  学术不端行为应该严厉惩治  我们的人才评选机制有问题  社会科学院士制宜缓行  学术打假，看看人家怎么处理十、国学热  国学应该怎样热起来  别把祭孔活动变成“国祭”  “国学热”还能热多久？  中国的现代化与文化传统十一、大学问题  大学精神为何今不如昔  中国的大学向何处去  每个人都有责任  高官进高校，喜还是忧？  高教大跃进的错误如何改正？  金庸为何难于从浙大脱身？  高校公平竞争关键何在十二、阅读与书评  个人阅读史之一：人性阅读  个人阅读史之二：抗争阅读  个人阅读史之三：探索阅读  保守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  面对欧洲知识分子的背叛  看清黑暗时代

章节摘录

　　记忆即生命　　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19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20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20世纪和21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20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1971年，我们4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　　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遵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　　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3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68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是价值的所在。　　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3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五年中就来一个循环！当我思考原因时，我发现个人叙述的局限和无力：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进入公共话语，成为集体记忆，下一批中学生充盈于耳的，仍是当年那种对我们灌输的理想和信誓旦旦的保证，谎言对一批人失效后，立即物色到另一批轻信者和受害人。　　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记忆的保存、记录、复制与传播，是揭露谎言、避免悲剧的必要条件。试想一个人在街头碰到行骗者，他上当后，不论是否遭到损失，只顾走自己的路，不在大庭广众之下揭露和斗争，那么，受骗者还会接踵而至。我曾经想不通，在远远不到一个人生的时段内，运动一个接一个，弥天大谎一次又一次，为什么都能成气候，都能得手？难道真如俗话所说，日常假话易于辨识，而欺世谎言反倒容易使人信以为真？我坚信原因在于记忆中断，关键在于受骗者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谎言对新来者永远有效，那么玩弄权术的人必然稳操胜券。　　我和一家杂志曾策划过一个“激活记忆、抢救记忆”工程，每期刊登采访当年红卫兵的对话和反思性文章各一篇，以期对“文革”作出深入揭露，警示后人，确保悲剧永不重演。这个工程进行到1996年5月--刚好是“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日子，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我由此体会到，阻断记忆、扼杀记忆并不仅是偶发事件。 　　捍卫记忆　　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不论是对个体还是对民族，记忆就是历史，记忆就是生命。是否具有健全的记忆，是衡量个人和群体精神状况和精神素质的一个标尺。对个人而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有良知的人敢于直面记忆中的创痛，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一个民族难免有悲剧发生，但不论祸患是起于内部还是外部，当它的代表以言谈举止表明自己并不健忘，就不会丧失尊严。如果记忆中充满涂痕抹迹、空白或发霉的片断，那这一定说明，不但记忆所对应的历史有羞耻和阴暗之处，而且记忆主体的心理也有阴暗可耻、不可告人的东西。　　记忆在本真的意义上是人的精神资源、精神财富，但它往往被某些政治和社会力量当成权力合法性资源，因此，记忆必然有可能被利用、歪曲或垄断。每当出现改朝换代或异族统治，刷新臣民记忆的行为就会大张旗鼓地进行。新的神话、新的创世纪、新的福音书和教义将居于民族记忆的核心。如果出现了骇人听闻的暴行，集体记忆中将留下空白和断裂，某些事件被列入话语禁忌，一段鲜血淋漓的记忆不翼而飞。有人会对此心安理得，他们懦弱的心灵无法承受记忆的重负，他们只愿意享受当下。但毕竟有人要捍卫记忆，竭尽全力搜寻被偷窃和藏匿的东西，他们坚信，记忆的遗失不仅是过去的缺损，而且是未来的坍塌，他们捍卫的是民族的灵魂。 　　在古希腊人那里，记忆的地位高如神灵。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与众神之王宙斯结合，生下了9位掌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她们不仅包括音乐舞蹈之神，而且包括科学和历史之神。确实，不论科学、艺术还是历史，都与记忆的母体有血肉关系，都从记忆那里获得哺育和养分。记忆是意义的渊薮，是真善美的源泉。我们必须以虔诚和敬畏之心对待记忆女神，决不要轻慢，更不可背叛。　　语言　　一千年的历史证明，人类往往受制于自己的创造物。语言本应是思想、交流、生活的工具，但它常常成了误解、敌意的渊薮，自由的牢笼。　　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对语言的神秘和敬畏感。原始人害怕敌人知道自己的真名，借以施展法术；文明的中国儒生在姓名之外还有号，他们相互称号而不叫名，可见在避讳上的良苦用心。　　对语言威力的崇拜源远流长。圣经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由他创造的。”而据大神学家奥古斯丁解释，道即语言。他在《忏悔录》中宣称：上帝以一言而万物始，上帝是用道，也即是用语言，创造万有。　　在刚刚过去的一千年的开始，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是西欧的哲学家、神学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争论，这就是著名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之争————关于语言与外部事物之间关系的争论，这类似于中国古代关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辩论。才智之士花了一千年的时间，但问题并未彻底解决。　　在那一千年的中点，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大概是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和创立新教。他虔信上帝，但痛恨教会的专横和教士的腐败。他宣扬一种新信念：每个信徒都能够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皇、教会、教士在中间传递信息。路德把自己一生中的许多时间花在翻译《圣经》上，有了人人可读的德文本，每个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沟通，教士阶级依靠拉丁文垄断《圣经》解释的特权就被打破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端于文学革命，为什么发动白话文运动的胡适能暴得大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居于执牛耳的地位。语言的社会作用是如此之大，语言变革有时会成为新时代来临的先声。当然，反面例证也同样触目惊心：暴虐的时代会将其暴虐施之于语言，丑恶的时代会使语言变得丑陋，无人性的时代会使语言令人难以忍受。在“文化大革命”中，八亿中国人成天听到的就是“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以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语言的千篇一律和夸张，反映了精神的枯萎：八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在思维，八亿张嘴只有一张嘴说出的话管用。　　人类对语言的关注在20世纪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我希望这种对语言的过分热情也是绝后的）。看一看这个世纪顶尖级思想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开创了英美语言分析的传统；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栖居之地；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本身体现在语言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当代最负盛名的社会批判家、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把他的理论称为交往行动理论，提倡一种所谓语言交往的伦理学。他认为，当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占支配地位的压迫方式已经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到扭曲，变成了伪交往，人的本性和道德的基础都存于语言交往的作用中。他的社会批判集中于文化批判，而文化批判则深入到语言的层面，他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最深层次。　　把问题提到语言的高度来看待，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语言，甚至把世界和人类的本质都归结为语言，这就是许多人理解的发生在20世纪的所谓“语言的转向”。在这种思路下，20世纪的第一显学便是语言学，乔姆斯基的天才是人人表示佩服的，虽然能弄清他那符号化的“转换生成语法”的人，实在是屈指可数。但语言分析的方法和成果，确实大举人侵，进入到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领域。而在文艺批评中，传统的艺术理论几乎完全把地盘让给了语言分析。审美心理学成了弃妇，新宠是各式各样的话语理论和文本分析。　　其实，在五光十色的话语理论和使人摸不着头脑的术语后面，很可能并没有深奥的思想，只有一大堆文化泡沫。最近在美国学术文化圈中发生的“索卡尔事件”就是明证。物理学家索卡尔为了教训那些否定自然科学的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左派，投书其刊物《社会文本》，假装同意他们的时髦观点：物理对象和社会没有区别，都是语言文化的产物。他故意把文章写得胡编乱造、逻辑混乱，但因为大量使用“文本策略”与“解构术语”而大受编辑青睐，登了出来。这件事在西方引起的轩然大波应该引起国人的警觉，因为中国人中趋赶时髦者也为数不少，他们肤浅地把“语言转向”当成语言戏法，以为给事情冠上语言学名称就是一种深刻。比如，他们不说“阅读一个作品”，而说“解构一个文本”。他们无限制地搞泛文本化，甚至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文化大革命”）当成供他们任意拆解、拼合的文本，以文字游戏代替道义立场和价值判断。语言的无所不在往往是障眼法，掩盖的是无所不在的、尖锐逼人的社会问题；文本分析和话语策略表面深奥复杂，技术性十足，其实是糊弄人的轻佻手段，当你无话可说，或者必须发言而三缄其口时，你可以用语言对付语言，让它们相互撕杀，把自己的空虚和逃避掩饰起来；对某些人而言，语言是学术上发家致富的资本，“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捷径。这种种泡沫当然不会持久，但对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生态的破坏作用却是明显的。　　语言问题的重要性，不在于它给舞文弄墨之士提供了驰骋的天地，而在于，语言的隔阂体现了民族矛盾，语言的冲突可能酿成暴力与流血。当今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武装冲突、分离运动，都有语言方面的根源。这似乎印证了《圣经．旧约》第八章中的一则寓言。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和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到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泥灰。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要为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那！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语言，如今既作起这事来，以后他要作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意即“变乱”）。　　这段经文看似简单，实则含意深刻，它提出，人类彼此间最根本的隔绝是语言的隔绝，那是因为冒犯上帝而招到的惩罚。因此，语言的隔阂和原罪一样，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重负。人类的得救，一定包括拆语言的墙，填平语言的鸿沟。　　在技术上解决语言意义的传达与交流问题并不难。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这一个一千年的第一个世纪中，人类将借助电子计算机，解决文字和语音之间的自动翻译问题。但种族、宗教、文化的矛盾，利益之间的冲突，却不会轻易消除。　　地球上一共存在5000多种语言，但人类却只有一种。语言是分歧的，而理性却是普遍的。人类能否依靠理性，使这一千年比上一千年少一些战争和苦难，多一些祥和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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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有知名学者徐友渔先生近年来所撰写的随笔，字里行间流贯着启蒙和理性的哲思，对于当今社会转型期诸多问题的透析充满人文色彩，传达出一位当代学人深彻澄明的洞见。

用户评论 (总计12条)

•   买的第一本徐友渔，质量不错，喜欢。
•   作者是我喜欢的学者，这本随笔很好看，很多文章对人有所启发。
•   很喜欢徐老师，他的书很不错。
•   书的质量就不用说了，非常好，内容也不错
•   这本书写的不错。不过很少跟我留下印象。应该是比较学术类型的吧。
•   这本书的封面是很朴素的，没有多美丽的插图，但是好在文字有理性，给人或多或少的启迪。有时间应当多读几遍才好。
•   还没读完，感觉观念还是比较新颖
•   这个时代比较好知识分子，说了不错的话
•   本书是作者的一本评论结集，作为一位专业学者，作者的学养深厚，看问题更有深度，值得参考
•   徐有渔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学者，但这本书与他以前的作品相比，似乎少了点思想的力度。
•   本书收录了徐友渔先生近年来的一些随笔，贴近现实生活，但篇幅不长，未能很好体现他的思想内涵。作者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意义上使用“人文”这个概念，与国家政体、个人权利、法律条文密切相关。本书虽较通俗，但一些观点值得思考。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作为群体却常是记忆的空白和断裂，中国人的历史健忘症并非国民性低劣，而是环境所致。在中国，非科学倾向有深厚的土壤，人们习惯于朦胧、模糊、大而化之的认知方式，不完全能区分哲学和科学对世界所作的论断，倾向于从哲学原理推断、派生出科学结论，以哲学代替科学。文革的虚假、盲目、狂热透支了中国人长时期的信仰，对待信仰的缺失是对那个信仰时代的反动。文革中批孔是假，批周恩来是真。关于巴金，作者的评价是一个善良、真诚的普通人，而非思想巨匠。巴金在晚年提倡说真话，对自己的一些经历表示忏悔，但没有为揭示历史真相做出多大贡献，他基本上局限于只用道德眼光看问题，却无力追问制度的不完善、考虑如何使制度完善。中国的大学精神今不如昔、大学工作和指导思想中的工具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根源在于官本位。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时感到缺乏必要的道德支撑，解决的办法是重申和固守日常道德，而非发明一种子虚乌有的乌托邦式道德。只要没有人为禁锢，市场经济不需特殊道德作为支撑。
•   这本书不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