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比较文学

出版时间：2003-07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孙景尧  页数：261  
Tag标签：无  

前言

　　初版序　　杨周翰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比起其他人文学科，它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因此，它颇像一个青年，具有青年人的探索性的特点。我们只要看看比较文学的发展史，人们对它的性质、任务、目的、方法，不断在辩论，迄今对它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大家公认的定义，只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因为它还是在探索前进，所以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所谓开放性，一般指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超出文学以外，成为跨学科研究：文学和艺术、文学和社会科学、甚至文学和自然科学。有一年在奥尔本尼纽约州立大学举行一次讨论会，题目是文学与航天科学。比较文学可以发展成许多边缘学科，这也正是反映了它的不断扩展、不断探索的特点。比较文学，由于时间空间的局限，一向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欧洲文学虽然丰富可贵，但不能囊括人类一切文学。随着世界历史形势的变化，西方比较文学学者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要使比较文学真正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它的地理疆域也必须扩展。从这意义上说，比较文学也正在成长，就像一个在成长阶段的人。　　在国内，比较文学虽被称为“显学”，其实它也只“显”在学园的一部分人之间，并未被社会普遍认识和接受。许多人恐怕对它不很了解。而要把这门有用的学科推广，必须求得广泛的社会认可，引起各方面，包括创作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的兴趣，因为青年是生力军的来源。这就要求有一部特别适合青年阅读的有关比较文学的著作。这部著作不仅要介绍比较文学的发展、原理、内容、任务，而且要联系我国实际，指导实践。因为徒然引起人们的兴趣，人们跃跃欲试，而不提供范例，不提供方法，还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孙景尧同志这部著作却是满足了这些要求，也是这部著作和国内现行的其他这类著作不同而优胜的地方。　　我想这部著作除了对有志于比较文学的青年十分有用以外，对一般文学爱好者，也应不乏兴味。爱好文学有不同的爱法：消遣解闷、求得教益、扩大知识。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事可做。例如，若有人间，你读过的一部小说好在哪里，或坏在哪里，你应能说出一些理由。这就是文学评论。比较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评论。评论有两重涵义：一是批评、判断，一是解释、指点。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解释、指点（当然也做判断）。例如，把一部中国作品同一部外国作品比较，指出其异同，提高我们对这部中国作品的独特性的认识，同时也提高对那部外国作品的认识。这样我们就能说明这两部作品各自的特点，说出一个道遭来。当然，比较文学的任务远不止此，这不过是一个浅近的例子罢了。　　世界是一个整体，闭关锁国已证明绝非上策。比较文学恰恰顺应开放潮流，这也是为什么它应当成为“显学”的一个原因。今后我们阅读或研究任何一国的文学，恐怕都应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范围中吧。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途径是多样的。比较文学可以扩大我们的知识面，开拓精神视野，提高文化修养，珍爱我国各族的文学，在建设精神文明方面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孙景尧同志虽和卢康华同志已经合出过一部《比较文学导论》，但那部书比较专，出版以后，有些观点也有所改变，而这部书深入浅出，更能指导实践，所以我很乐于把它推荐给广大青年读者。　　1987.8.16　北京大学

内容概要

　　《简明比较文学》共十讲。介绍了比较文学的由来历史、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种类任务和性质特点；讲解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准备、基本步骤和学理要求；讲授比较文学各分支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特点等内容。

书籍目录

初版序致读者第一讲　让我们走近比较文学一、当今文学研究的“不速之客”——比较文学二、比较加文学不一定就是比较文学三、什么是比较文学第二讲　有自身历史的独立学科一、你来我往的中西古代文化文学关系二、17、18世纪中西文学文化的交互影响三、中西都有比较文学“史前史”四、比较文学学科的“呱呱落地”第三讲　探索发展中的开放性学科一、“片甲不留”之战二、“比较文学危机”之争三、“十字路口”的方向之探第四讲　比较文学的种类与范围一、民族文学、外国文学、世界文学、总体文学二、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三、比较文学的种类及其范围第五讲　比较文学研究的准备与步骤一、“知识装备”二、科研案头工作三、研究、撰写论文第六讲　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要求一、“比较”与“可比性”二、可比性与影响研究三、可比性与平行研究第七讲　影响研究举隅一、西来东去的“志怪”和“加帆车”——渊源学二、赴欧做客的“赵氏孤儿”和来华落户的“罗摩衍那’——流传学三、飘洋过海的寒山诗——媒介学四、不会外语的林纾何以成为翻译大家——译介学……后记

章节摘录

　　至于“况义”则与“格义”不同，是一种在比较探求事理同异中，以西方宗教文化思想来阐释中国古代儒家观念的比较研究。在西方传教士叫“斥释补儒”或“易释补儒”，而在中国西学派人士则称“援圣（即天主教）补儒”。徐光启认为，西方的“圣学”与中国的儒学“理相符合、参互考稽”。李之藻在《刻圣水纪言序》中也说：“如西贤之道，拟之释老则大异，质之尧舜周孔之训则略同。”又在《请译西洋历法疏》中说，西方的著作“按其义理，与吾中国圣贤可互相发明”，甚至认为“夫钦崇天主，即吾儒服事上帝也”。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出版的《七克》，是西班牙籍传教士庞迪我的重要著作。杨廷筠在《七克·序》中比较评述道：“凡所施爱，纯是道心，道心即是天心，步步鞭策，着着近里。此之为学，又与　　吾儒间然为已之旨，脉脉同符。……名理妙趣，醒心豁目，未有不跃然神解，而卷不释手者；此书在慧悟之上，机警触发，见之自有神契。”其间从“名理妙趣”到“慧悟之上”的“神契”，以及对“天主”一词的翻译与解释，即从开头音译成“陡斯”到换成古代六经中的“上帝”，再到崇拜天主就是中国文人的“服事上帝”，就是这种典型的“况义”式比较研究。其同“格义”的根本区别，说白了就是用西方基督教理阐释中国先秦儒学，使之成为神学化思想。　　“况义”，实是当时一本译著的书名，是1625年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国人张庚笔传的《伊索寓言》的中译本。书后所附由谢懋明写的“跋”中，对此交代得非常清楚：“余既得读张先生况义矣，问先生曰：‘况义为况何取？’先生曰：‘盖言比也．”谢懋明进而解释道：“且夫义者，宜也；义者，意也。师其意矣，复知其宜。”意思是说，比较词义才知道它的合适，而且要“师其意”方能更明白它的合适意义。　　该书的译文内容与形式就是“况义”式的中西合璧表达。在《伊索寓言》故事的译文之后，用“义曰”来加以评点作结，而且评点的文字内容，总是将《伊索寓言》的主题来阐释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念。以达到“师其意”的目的。如译本第二则，在译完“北风和太阳”的故事后，概括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显然，这是对孔子《论语．为政》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有礼，有耻且格”思想的浓缩阐述。又如第九则“大鸦和狐狸”，在说完故事后总结为：“义曰：人面谀己，必有以也。匪受其谀，实受其愚。”这又是对孔子《论语》中“巧言令色，鲜矣仁”教诲的析释阐述。其他各则，也都如此。　　可见，从书名“况义”到最后的“跋”，从译文内容到表达的形式，都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新的比较文学研究的特点。其对后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不小，梁启超认为“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写者”。　　历史的重提是为了现实的需要，在此重提这段往事，也正是为了今天发展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提供一个中国自己的历史参照和宝贵资源。这恰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也许有人说，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而且只是孤立的、自发的见解。够不上系统的、自觉的理论。不过，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而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①　　四、比较文学学科的“呱呱落地”　　比较文学学科的最终形成，不在有专门术语及其悠久传统的中国而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欧洲，这绝非偶然。作为比较文学学科形成的渊源及其发展的自身因素，如上所述，在牛国与欧洲都是存在的。但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的国际性和研究视野的世界性，因此它的产生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欧洲，尤其是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的眼光由原来的地中海区域视野换成了世界性的“球型视野”。与此同时，牛顿的力学、伽伐尼与伏打的电学、瓦特的机械学等科技大发展，一方面促进了物质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社会科学和认识方式有了巨大的突破：面对现实世界的科学观察与实验，使归纳逻辑打破了经院神学及其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联系进化说取代了“天意安排说”。这些就为近代欧洲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从视野上、认知上、思维模式和研究方式上，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　　18和19世纪的西欧，随着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伟大胜利，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指出和预言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比较文学，也正是由此开始步人其学科形成与诞生时期。　　西方比较文学界通常都认为，比较文学产生于19世纪，以及对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研究中。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大师梵·第根，在其向来被视作入门书的《比较文学论》中说，“最初论文”是产生“在19世纪初年，德国有许多文学史书稍稍让了一点地位给真正的比较文学”。直到1980年出版的美国霍曼教授编写的《文学手册》中还说：“在19世纪，同比较宗教研究一道，欧洲的学者们也开始去发展不同国家和语言的文学问的比较研究之理论和方法”。事实上，这一囿于“欧洲”及其“影响研究”的传统看法，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欧洲在18世纪不仅出现了中欧文学平行研究，而且也出现了欧洲文学间影响研究的“最初论文”。　　正如上节所述，17世纪之后，利玛窦、汤若望、安德义、王致诚等来华传教士与商人，不仅给欧洲带去了大量的中国书籍与精美物品，而且也开始翻译与介绍中国典籍。作为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中国文学和文献，也终能展现在他们面前。于是，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交会的产物——欧中平行研究产生了。　　欧洲最早翻译出版的中国戏剧，是元杂剧《赵氏孤儿》。译者马若瑟是来华的法国教士，译本初次发表在1735年于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不久，对近代思想文化影响很大的伏尔泰，就在如今收入《伏尔泰全集》第五卷的文章中，将《赵氏孤儿》与欧洲同类戏剧作了比较研究。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学同欧洲各国文学一样，虽然因气候、政治和宗教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总是有许多“合理近情，，的原则，也总还有美好的“理性主义”。他在对比时指出：“《赵氏孤儿》就故事来谈，非常离奇，但又非常有趣；非常复杂，但又非常清楚；若与同一时期的法国等欧洲戏剧相比，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他在推崇中国的同时，还不惜贬低印度与波斯：“戏剧诗最发达并最早的莫过于伟大的中国（虽然它远离他国并被人忽视）和雅典。罗马是400年后才时兴的。虽然印度和波斯都是有很多发明的民族，但想要在他们那儿找到，你是终究找不到的。”　　当然，伏尔泰是推崇古典主义的，即使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也不免失之公允，有时承认莎翁“具有雄伟而丰富的天才”，然而有时却又说他是“乡村小丑”，“没一点好的审美趣味，丝毫不懂得规则”，乃至El出“莎士比亚大粪”等偏见。正因为伏尔泰囿于古典主义，所以当他在进行中欧戏剧比较的同时，对中欧戏剧的差异，又得出了中国戏剧技巧比欧洲古典主义要粗糙和幼稚的看法：“我们只能把《赵氏孤儿》比作16世纪英国和西班牙的悲剧，只有海峡那边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人才能欣赏。”甚至还武断地说中国戏剧只是一个“古怪的滑稽戏”、“一大堆不合情理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