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赵黎明 页数: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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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总喜欢谈论启蒙之类的大话题,或从外部冲激人手,谈西方影响,这都没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大话题既容易忽略历史的细节,又容易脱离具体的语境,所以有些问题就难以说得清楚。比如谈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光讲启蒙思潮和西方影响还不够,还得注意一个历史的细节,即胡适等海外留学生关于汉字问题的一场争论,是这场争论引出了文字的“死”、“活”与文学的“死”、“活”问题,又引出了胡适与陈独秀的几通书信,进而有胡适的白话诗试验,有“文学改良”的主张出现,有“文学革命”的大旗高擎。而文字问题,或如本书作者赵黎明博士所说的语文问题,又是清末民初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一个与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有关的问题,加上近代教育改良,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胡适等海外留学生讨论的“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的问题,如果再算上社会民众的需求,文字问题或日语文问题,就成了这期间社会变革、文化更新包括文学改良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了。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些具体问题,而且最终还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对这些中国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启蒙和影响之类的大话题,是无法落到实处的。这些大话题落不到实处,也就不能有效地回答五四文学革命何以在此时发生而不是在彼时发生,何以是由此一人群发动而不是由彼一人群发动,何以是由此一人(或几人)领袖而不是由彼一人(或几人)领袖,等等。
内容概要
赵黎明是从已故龙泉明教授门下转入我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他以前治古文献,有较好的语言文字功底,有很强的处理文献资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养成了一种扎实求证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基本上做到了荀子所说的“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这句话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却不容易。黎明能达此境界,甚慰我心。他的论文立意的深新和论析的透辟,因此也就不是虚张声势,而是靠语语坐实。黎明在读期间一直为身体所困扰,但他克服了困难,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篇分量厚重的论文的写作,答辩时颇得好评。现在经过打磨,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放在书前作个装饰和点缀。我遵嘱写了这几句话,也算是他在我门下问学的一点纪念。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语文变革运动第一节 清末文改运动的世俗化趋向与古代文化的现代转型一、突破汉字神圣光环,确认汉字世俗价值二、以“器用”眼光重新审视汉字本质特征以及功能三、文字变革与民族文化现代转型第二节 清末语言变革的文化道路(之一)一、“语言文字亡则种性失”二、明“古韵”、去“夷音”、扬“夏声”三、“万殊”与“齐一”第三节 语文变革的文化道路(之二)一、“万国新语”,“亦即大同主义实行之张本也”二、“非科学时代之文字”与“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三、“以进化淘汰之例,惟良者存,故支那文字应革命”第四节 多元冲击与文言文的危机一、白话报:“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无聊”二、新文体:“距完全用白话也只一步之差”三、通俗小说与“新式国语化”白话四、晚清翻译文与桐城“义法”的崩坏第二章 五四前后的语文变革运动第一节 “汉字革命”理论及其激进主义文化策略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二、“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三、“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激进文化策略第二节 工具革命:“活”与“死”的实用辩证法一、“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二、“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三、“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注重‘历史的文学观念’”第三节 歌谣方言研究与“文学国语”的民族性诉求一、“在这些歌谣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二、“他能暗中摸索,去寻求中国语言的‘心”’三、方言文学:“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第四节 “实验的精神”与“文学的国语”建设一、“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二、“要国语革命,惟有努力从事于新文学的创作”三、“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四、“提倡国语的文学,把白话作为求高等文化、高等知识的媒介”五、“文学是用国语写的,国语是写文学的语言”第三章 30年代的语文变革运动第一节 “为汉字而牺牲我们呢,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二、“亭子式语言”与“大众口头语”三、“旧瓶”与“新酒”;“新形式”与“旧形式”四、“欧化”与“民族化”第三节 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一、“语言”与“现实主义”二、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三、语言与民族形式:能否反映“活的民族现实”四、民间形式(语言):“封建意识体化在生活样相里面”第四节 从书面范式到口头范式:民族解放洪流中的文学迁移第五章 “汉字革命”的外部动力与内在张力第一节 “汉字革命”与“中国”想象一、晚清到五四:语文运动与多样的“中国”二、20世纪20年代:语文运动与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三、30-40年代:语文运动与民族解放第二节 “汉字革命”与“德莫克拉西”一、清末民初:汉字改革与大众启蒙二、五四时期:汉字改革与“平民主义”三、30年代:拉丁化与普罗运动四、40年代:新文字运动与“人民”的崛起第三节 现代民族共同语之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变奏一、清末到五四:“方言”的发现与“国语”的构建二、30年代:“方音”与“普通话”的紧张与对话三、抗战到建国:方言文艺及其“全国性”转化四、新中国成立:普通话的推广第四节 欧化?现代化?民族化一、清末民初:“欧、和”语言与中国语文的“化合”二、五四时期:“欧化”就是“世界化”、“现代化”三、30年代:欧化的资产阶级化与无产阶级化之争四、40年代:“民族形式”与“欧化”的紧张结语:“汉字革命”与现代文学的整体性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人们不禁怀疑,章氏对传统的固守,是否已使他变成了一个顽固拒绝西方文化的传统主义者呢?考察章氏对国粹和西学的不同态度,首先必须与当时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联系起来。人们不能忘记,就政治身份而言,章太炎首先是一位反清排满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文化身份而言,他是一位“爱国存学”的国粹派。对于民族危亡的实质,他从专业的角度认识到文化危机是中国更为本质的危机,因此,他不遗余力地维护传统,以自己所熟悉的经史典籍为革命酿造激情,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他们看到了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因此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呼吁人们重视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② 一般而言,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者,在面对汹涌的西方文化冲击时,一种本能的反应便是坚守自己的本土传统,以“古学”来寻求民族或文化认同。这种古学既包括历史、文学,也包括民俗和语言学。“非西方反现代化者还倾向于刺激或提倡对历史、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的研究,这种研究在面对西方文化排山倒海的影响下,寻求文化或民族认同的一个部分。”③ 文化民族主义者虽然多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也因程度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型。一种类型是唯传统是从,唯西方是拒,表现出一种绝对主义的姿态;一种类型是极端重视民族“古学”但不故步自封,表现出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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