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社：洪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07出版)  作者：洪岚  

前言

洪岚博士是中国大陆研究和关注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较早并有诸多成就的年轻学者之一。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时，她就开始注意国联与中国抗日战争有关问题的研究。2000年，在中山大学开始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时，洪岚又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政策的演变”作为研究方向，撰写了相关论文并获取历史学博士学位。中山大学是一个讲究学术传统和具有很好学术气氛的名牌大学，洪岚在此环境中学习，深受学术环境的影响和陶冶。近年来，她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倍努力，搜集了很多新的材料，用新的视角和思维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我是洪岚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指导教师，我对于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的过程及她所付出的精力深有了解，对她研究问题的方法、视角和问题也有所知。洪岚是个老实人，她研究问题的方法犹如其人，实属老实人做老实事。她重视材料的搜集和运用，有什么材料说什么话，有一分材料只说一分话绝不说十分话，她对问题绝不会根据一种什么材料就天马行空去猜测去乱说一通，读完她的文章，你会觉得她的立论都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对事实作尽量合理的诠释和解读，没有空泛和言之无物的感觉。这也许就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研究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外交的一个重要的突出的特点。洪岚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过程中，不仅注意南京国民政府对国联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而且也注意外交决策群体的作用，并且能深入地考察中国共产党对国联、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国民党外交政策的态度，这在学术界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尝试。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的外交，过去几乎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对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依赖国联来解决中国与日本的战争，也是持批评的态度。

内容概要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内容简介：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一度曾经给中国人民带来西方援助的幻想和希望，但结果是合作了10余年，雷声大雨点小，派来的少数专家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卫生医疗、交通运输、社会服务与救济方面进行一些工作，提出过一些建议，做过一些事情，但由于资助不到位，资助基金力度不大，合作成果相当有限。所以，中国与国联的这种所谓合作，尽管其主流是积极和进步的，但是缺乏实际的意义和效果，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没有发生实质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幻想依赖国联来振兴中华的举措不仅成效很小。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必须依赖西方列强振兴中国的误解，使中国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许多机遇。中国呼吁外国支持抗日战争的要求，叉未能得到国联的有力响应，使中国抗日战争失去了许多主动，给中国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洪岚，女，1965年2月出生，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硕士，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主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2007年度课题《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和2010年度课题《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联盟政策研究》.主持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国联  的政策研究》，目前在《史学月刊》、《广东社会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要研究领域为抗日战争史。

书籍目录

绪论一、学术史回顾／1(一)1949年以前／1(二)1949年以后／6二、本课题研究意义和目的／9三、基本资料／10第一章 国际联合会和《国联盟约》一、国际联合会的创立／12二、《国联盟约》和国联的主要机构／16三、“九一八”前夕国联的国际地位／22四、国联的集体安全保障制度／25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早期的交往一、“济南事变”时期的国民政府与国联／28二、南京国民政府与国联正式交往的开端／43三、在禁烟问题上与国联的合作与矛盾／47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时期国民政府对国联的策略一、“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与张学良对日问题的共同方针／58二、必须恢复原状／71三、先撤兵、后交涉／89四、保卫锦州／103五、“一二八”事变与国联3月3日特别大会／120第四章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各界的反响一、《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与日本退出国联／138二、日本国内各界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142(一)日本政府／143(二)日本军部／144(三)日本外务省／144(四)各政党、团体和舆论界／145三、中国方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态度／146(一)蒋介石、汪精卫的基本态度和南京中央政府的立场(二)国民党其他军政要员和外交官的意见／151(三)学者和社会名流各抒己见／153四、国际方面的反应／157(一)国联内部／157(二)美国与苏联／159第五章 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一、“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161(一)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萌发／162(二)医疗卫生技术合作／165(三)水利建设的合作／167(四)文化及教育的合作／169(五)农业技术的合作／171二、1933年以后的扩大合作／174(一)扩大合作的背景／174(二)扩大合作的性质、目的和经过／177(三)技术合作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184(四)中日两国对扩大合作的舆论反响／188第六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一、1937年的布鲁塞尔会议／194(一)排除阻力向国联提出申诉／194(二)会议前的国际形势和南京政府的外交方略／199二、为争取军事援助继续努力／208结语附录一附录二附录三参考文献一、档案／234二、公报、报纸、期刊／234三、史料汇编／236四、专著、文集、词典、日记、回忆录／239五、论文、文件、报告／243六、传记／245七、外文部分／246

章节摘录

第二，从根本上否定了与国联技术合作的必要性，认为在国联技术人员帮助下的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无一种是能触及问题之核心，“舍本逐末的办法，怎能挽救这个陷于危亡中的中国经济呢？”从技术合作本身来说，它绝不能挽救中国国民经济的危机，从“利用外资”实行这些计划来说，却又加强了帝国主义对华的统治，这种计划，如果让它实现下去，则中国国民经济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提高生产技术，固然必要，可是发展生产必有它的“先决条件”，必须配合着适应这个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一个封建残余仍存在的社会，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双管齐下的摧毁之下，中国的农村经济一天天的破产；中国的民族资本一天天的衰落，在这两个摧毁国民经济的恶势力未肃清以前，一切的一切，都是无从说起的。”①在国联总部日内瓦，有外国专家专门研究中国与国联的早期技术合作问题。威廉·马丁（willian Martin）曾经担任《日内瓦日报》记者，并且受聘于瑞士国立大学历史系。首先，他揭示了现代国际社会在经济上已经构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新特点，他指出：“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还，各国之生产量大为增加，致在原料之供给与商品之推销上，均不能不互相依赖，再无一国可以自足，故今日之国家，虽各有其历史背景及以往环境所造成之疆界，但由经济上观之，实已构成极密切之单位矣，此事实使世界各国有建立共同组织之必要，而国联即为此连带关系之表现。”其次，马丁肯定了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他指出：“在经济的领域与国民生活上言之，今日之中国百端待举，实大有充实国家设备，并使之适应于自选的技术文明之必要，惟此项努力，中国显然不能独立完成，因既无充分之才力，亦无敷用之技术人员，更无行动上所必须之诸种凭籍也。换言之，即中国为经济改造事业，利在能接受西方各国之援助，而西方国家之利益亦在能援助中国，以发展其消费力与购买力，此种关系实不过为前述世界连带法则又一证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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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