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幽默大师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煜斓  页数：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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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12月58日，漳州师范学院在漳州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举办了“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70多篇论文、10余部专著和文献资料编著，漳州师范学院学者的4部林语堂研究专著也在研讨会期间首发。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如何坚守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建设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开放和谐的民族文化。因此，新世纪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语堂研究为我们新世纪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切入点。林语堂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可以说融会中西、和谐共进是他的文化理想。他以独特的智慧、卓识、才华、情怀，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使者。　　林语堂是从闽南走向世界的，在林语堂的家乡漳州召开“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林语堂诞生和出发的地方开始研究林语堂现象，追踪林语堂的文化轨迹，标志着我们对林语堂有了更深切的理解。林语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在林语堂身上体现着某种民族文化新发展的可能性，这是我们从闽南文化人手研究林语堂的重要意义。为了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了建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林语堂。学术的林语堂研究已获较多成果，但我们还是力求在国际化的背景下，重新认识文化的林语堂。

内容概要

　　2007年12月5日至8日，由漳州师范学院等单位举办的“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林语堂的故乡—福建省漳州市举行。来自海内外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相聚漳州，以“走近林语堂”为中心议题，从多种角度和多个层面对林语堂进行了深入研讨，涉及领域广泛，内涵发掘深刻，《走近幽默大师》就是从此次会议的上百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论文集。这是林语堂研究的新的里程碑，对今后的林语堂研究必将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

书籍目录

论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论林语堂与基督教的关系林语堂之于白璧德主义的意念沼泽现象他者的反叛——林语堂与萨义德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同途径的选择从鲁迅和林语堂讨论“打落水狗”说开去“半在尘世半为仙”：林语堂的信仰之旅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现代性语境中林语堂革命观的变迁林语堂与梁实秋美学观念之辨异林语堂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与超越——林语堂小说创作论论林语堂的中国古代小说观林语堂与《浮生六记》及老庄哲学的文化塑形论林语堂对中国古代侠义文化的两次“翻译”论林语堂的幽默文学观林语堂的幽默阐释法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林语堂写作观探询全球化想象与文化怀乡——对林语堂中西文化综合观的考察林语堂：跨文化对话中的解读异教徒？基督徒？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望者！——论林语堂的中西文化选择林语堂：中国式的生命本位意识略论林语堂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林语堂：散文“个人化”的先行者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林语堂林语堂身份叙述与文学史建构维度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历史形象——以林语堂为例论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创作语境与读者接受的变化及对当下的启示隐喻的《奇岛》——林语堂的“乌托邦”在中国文学中的意义林语堂、许地山、杨骚三作家合论晓风堂上语，残月林家诗——林语堂诗歌论略谄媚特定接受者与非经典性——关于《京华烟云》小说与电视剧的同质性分析林语堂笔下的孔子形象——以《子见南子》和《孔子的智慧》为中心殊途与同归：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从对“母性形象”的塑造解读林语堂、赵树理小说之传统观林语堂《中国传奇》的“传奇”表达策略晚年林语堂文学的原乡文化修辞林语堂的人生品味与文学人物——以《京华烟云》主要人物为例《京华烟云》与中国民俗文化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英汉对比研究——汉语国俗词语的英译方法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格式塔意象再造阐释——以林语堂译介的《浮生六记》做个案分析林语堂《论语》英译与跨文化阐释重译林语堂林语堂《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之文本选择与编译策略林语堂语言研究及其成就述评林语堂的“高地方言学观”浅谈——拜读先生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林氏刊物的流风余绪——以上海沦陷区散文期刊为例《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半世纪的酝酿从《中国新闻舆论史》看林语堂的新闻审查观异质文化语境下的文化传播——试论林语堂的文化传播策略海外“林学”的风景——以余英时的论述为中心林语堂研究历程扫描浅谈万平近对林语堂研究的贡献解读“幽默大师”：“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后记

章节摘录

　　论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与文学创作　　一　　有关林语堂的研究，迄今已有数十年，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在融会中西文化，尤其是向西方译介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贡献，而对于其创作中接受和融合东西方宗教文化的独特价值，缺乏比较深入的开掘。但是，宗教文化对于林语堂是有着极其独特的意义的，是贯穿他一生的重要问题。他的文化思想、人生信仰及创作道路的发展变化，都与宗教文化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忽略这一点，而泛泛地讨论其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贡献，可能会遮蔽林语堂作为一个复杂的作家兼思想家的独特价值。　　1939年，林语堂在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的同时，写过一篇长文《我的信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大体上我可以说：在我们的脑筋里上帝是愈来愈伟大，人是变得愈渺小，而人的躯壳即变得愈纯洁，灵魂不灭的观念却亦愈模糊了。因此与信仰宗教有关的重要概念，如上帝、人类、罪恶，及永生（或得救）均得重新加以检讨。”“真诚的基督徒惶惑不安了。新的真理总是使人不安的，正如突如其来的亮光总使我们的眼睛觉得不舒服一样。……旧的宗教的外形是变迁至模糊了，然宗教本身还在，即将来也还是永远存在的，此处所谓宗教，是指游于感情的信仰，基本的对于生命之虔诚心，人对于正义纯洁的确信之总和。……人的灵性亦并未受到影响。道德的境界乃非物理定律的势力所能及的。”1966年，林语堂在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语堂随笔》时，又将这段话加以扩充、修订，变成该书的“代序”，定题为“我的人生观”。在此，他强调自己“是一个天性深喜研究宗教的人”，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人类社会，以及对于宇宙和上帝，一向在竭力采取一种合理的并在可能范围内，调和的态度”。“原来这个世界是一个好的世界，而人是一种善良的生物，同时也是一种凶恶的生物。人生有时很快乐而有时很悲惨；人类的社会有时很残酷而有时则不乏真正的善意，知道了这种情形，那么我们除了用格外善意、宽裕和讽刺的思想之外，还有什么旁的良法可以进行呢？大智慧在于不向人性作过分的苛求，而同时也不一味放纵，使其变为腐败。”“人类社会和人类本性的不完善，正使我感到人生的兴奋。”这两段相隔数十年却紧密贯通的表白，可以看做是林语堂的“人生观”，它们说明：林语堂的人生观与其对宗教文化的体认有着直接关联。把握林语堂接受宗教文化的思想轨迹，乃是我们理解林语堂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基点。　　1938年，林语堂在国外开始用英文创作小说。虽然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并曾自许“我的雄心是要我写的小说可以传世”，但真正能显示并代表林氏思想和艺术特质的作品主要还是他自称为“林语堂的三部曲”的《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其中又尤以《京华烟云》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　　《京华烟云》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似乎这本书全然是以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为指针的。该书三部，每部皆以一段庄子语录为题旨：　　第一部《道家的女儿》所引《大宗师》一段：“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第二部《庭院的悲剧》所引《齐物论》之一段：“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第三部《秋之歌》所引《知北游》之一段：“……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且不说《庄子》这几段话本身令人费解，而更为令人费解的是林语堂为何要引用庄子的这几段话。尽管有人评论《京华烟云》“全书受庄子的影响；或可说庄子犹如上帝，出三句题目教林语堂去做”；“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但是实际考察这部作品的内涵，它并非完全是按照庄子的思想去“尽致”、“发挥”的，甚至与庄子的这些思想相去甚远。而林语堂本人却一方面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另一方面又标明“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呢？在笔者看来，虽然林语堂的宗教文化思想非常繁杂，但总体来说有两个基本构成：一是西方基督教文化思想，一是混合了儒家文化成分的道教文化思想。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是林语堂的文化思想趋于平稳、成熟的阶段，他自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故于“四十以上之时”，“久蓄志愿”之后，方着手写作“非意出偶然”。在这一时期，他接连创作了一系列的长篇小说，特别是《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1）和《朱门》（1952）等几本代表作。他自身的宗教文化思想很自然地融进这些创作之中。尽管这些作品大多用英文写作，在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特别的意义，然而其根本价值在于它们从总体上表现了对于人类社会命运难以把握的种种悲哀和不断寻求这种把握的积极意识。这是林语堂许多作品、特别是他后期这些中长篇小说所潜在的深刻冲突和思想主题，也是其创作独特的文化价值之所在。　　二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相当系统地受到过基督教文化熏染的一个。林语堂的父亲不仅是个虔敬的基督教徒，而且是当地的长老会牧师。这一家庭背景使他自幼即受到浓厚的宗教文化的熏陶，在童年时就是一个热忱的教徒。从小学到大学，林语堂都是在充满神学气氛的教会学校度过的。这种独特的人生历程和教育过程奠定了林氏牢固的宗教文化思想基础，并致使他一度确立过为基督教而献身的理想。　　起初，林语堂对基督教神学的兴趣完全是出自家庭气氛的影响和父亲的引导，但随着眼界和学识的开阔，对基督教那套人生来就是罪恶的，不信教就要入地狱的赎罪学说开始反感和怀疑。他更愿意驱除基督教的神秘色彩，接受一种人道主义的宽容精神和广博的爱心。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在一次探家时应父亲之邀作过一次题为《把圣经像文学来读》的讲道。他提出：《旧约》应当作个体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则是出色的犹太神话和传说。他还特意强调：耶和华无非是一个部落之神，他帮助约书亚灭尽亚玛力人和基遍人。但是人们对上帝的想法演变了，从部落崇拜的偶像演变为一神教的上帝。在这通说道中，林语堂所倡扬的已不仅是圣经的文学意义，而简直是以无神论者的姿态表达出了对上帝的怀疑！　　这种深厚的文化熏陶以及对这种文化深怀疑惑的矛盾很长时间伴随着林语堂，直到五四时期他才摆脱出来，相信人性本善，如果人类的爱要依赖在天的第三者，那么那种爱不是真爱。他转而信奉儒家，相信个人可以自己靠教育而趋于完善。这是他与基督教的一次分手。儒家文化究竟是不是宗教，历来多有争议，但除了汉儒时期，儒家没有宗教那种超自然的神迹、天堂和地狱，而更接近于西方人文主义，则很少有异议。实际上，林语堂就把儒家思想视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文主义学说。　　但他后来愈来愈“发现”：“三十多年来，我惟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即相信人有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受自身以外、比人类更伟大的力量。”然而他又“开始感到不安”，又“对人文主义的信仰逐渐减低”。其问，他曾转向对东方的佛教与道教的思索，但认为佛教的“四大皆空，梦幻泡影”，太重来世、出世的观念和道教“教人尊敬‘无形，、‘无名’，不可捉摸而无所不在的道，也即上帝”以及教人“回归自然和对进步的警惕”等说教均“不能帮助现代人解决问题”。因此他再度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向童年时代的基督信仰。这次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再度皈依基督，竟使林语堂“重新发现耶稣的教训是简明纯洁得无以复加”，认为“没有人说过像耶稣那样充满怜悯的话：‘天父，宽宥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如此微妙玄通的话：‘你只要如此对待我这些兄弟中最卑微的人，你就等于如此对待我’”。林语堂似从中得到了“不可比拟的教训”，“极受感动”，认明“上帝不再是无形的，他经由耶稣变成了具体可见了——这就是完整、纯正的宗教，而不是假使的宗教。没有别的宗教令人具有这种对上帝的亲切感受。建立个人和上帝的关系是基督教独有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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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研究为我们新世纪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切人点。林语堂一生的最大贡献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可以说融会中西、和谐共进是他的文化理想。他以独特的智慧、卓识、才华、情怀，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学者、作家和文化使者。这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走近林语堂”。在林语堂的家乡“走近林语堂”，意味着，我们将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去理解林语堂，还原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林语堂，还原一个曾经生活在我们之中的学者、作家、思想者、文化人的林语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