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张金梅 页数:382 字数:320000
前言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内容概要
本书以毛泽东诗词的12个英译版本为材料,以多种学术背景为依托,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统计等研究方法,着眼于诗词形式的转存与叛逆、修辞格的传译、意象的再现、语言风格的传达、文化的传真、不同的翻译策略等诸多方面,集中研究毛泽东诗词的英译问题。 本项研究属于翻译批评当中的文本研究,具有实证研究和文学翻译批评的双重性质。通过对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本书试图给翻译批评,特别是诗歌翻译批评或中国古典诗词英译的翻译批评,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启示。
作者简介
张智中 生于1966年8月,河南博爱人。郑州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天津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典籍翻译及译论研究博士。曾在中学任教,后做过四年翻译和编辑。大量的翻译实务之外,英译汉有美国经典电影系列和美国华纳公司电影计五十余部;汉译英有中央电视台拍摄的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电影《刘三姐》等。2000年在高校任教以来,出版编、译、著12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发表译诗、译文两百余首/篇;另有诗歌创作发表。2003年11月,获第十五届全国韩素音青年翻译征文(汉译英)优秀奖。2005年,被评为该年度国际最佳翻译家。现为中原工学院外语系教授、学术带头人、系副主任。
学术兼职:《世界诗人》季刊(混语版)客座主编;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副主席。
书籍目录
重铸雄奇瑰丽词,别求知音于异邦(序)绪论 第一节 本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三节 毛泽东诗词英译文版本概况 第四节 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创新点 一 研究目的 二 研究方法 三 创新点第一章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成就 第一节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修改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的地位 第三节 毛泽东的诗词观 第四节 毛泽东诗词的美学特征 第五节 小结第二章 诗歌形式的翻译 第一节 视觉形式的翻译 一 视觉形式的重要性 二 视觉形式的传译 三 视觉形式的叛逆 四 跨行与形断意连 五 句式与节奏 第二节 听觉形式的翻译 一 尾韵与格律 二 诗行内韵 三 头韵与谐韵 第三节 小结第三章 修辞格的翻译 第一节 比喻 第二节 夸张 第三节 拟人 第四节 指代 第五节 双关 第六节 互文 第七节 转品 第八节 叠字 第九节 顶真 第十节 对偶 第十一节 设问 第十二节 警策 第十三节 同异 第十四节 小结第四章 意象的翻译 第一节 关于意象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当中的意象 一 毛泽东诗词当中的静态意象及其英译 二 毛泽东诗词当中的动态意象及其英译 第三节 小结第五章 语言风格的翻译 第一节 关于风格 第二节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及其英译 一 豪爽与婉约 二 飞动与沉思 三 典雅与通俗 四 人称与主体 第三节 小结第六章 文化因素的翻译 第一节 颜色词的翻译 第二节 典故的翻译 第三节 数词的翻译 第四节 小结第七章 翻译策略的探究 第一节 译者的主体性 第二节 散体译诗,还是诗体译诗? 第三节 外国译者和中国译者的翻译策略 第四节 译诗的两种策略:学术性译诗与文学性译诗 第五节 诗歌译者发挥创造性的理据 第六节 小结结语参考文献致谢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章氏先指出所谓“名”乃是“实之宾”,即“实至名归,自然之理”。接着叙述君子对于“名”和“实”的态度是“当务”,即“顺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既有别于“好名者”,“徇名而忘实”的不良倾向,也不同于“有识者”,“后名而先实”的刻意追求。最后说明“义本无名,因欲不知义者由于义,故曰名义。教本无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日名教”。也就是说,“名义”与“名教”是由于“不知”才出现的。如《文史通义—史释》云:“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日:‘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②即三代以前,既无“名教”,也无“文章”。三代之后,“文章学问”与“官司掌故”分途,“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故圣人“立言以垂教”。由此,“名义”、“名教”就产生了。下面我们暂以司马迁《史记》为例,看章氏是如何以“名教”的标准去评判以往史书的。 在《史德》篇中,章学诚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史记》符合“名教”。其理由有四:第一,《史记》一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太史公自序》所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是其撰述的本旨。第二,司马迁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而“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实在是“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何况“《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这原本就是“孝武之秕政”。而“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即早在司马迁撰《史记》之前,司马相如、桓宽就有“发愤”之作,而《封禅》、《平准》属实情,非“发愤”。第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不过是“贤者好奇,亦洵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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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法与中国文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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