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

出版时间：2002-05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德）乌尔里希・杜赫罗  页数：270  字数：225000  译者：宋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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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自由资本主义使贫困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本书精辟地分析了世界市场及其历史，认为人们有能力抵制世界经济秩序中各种危及生命的机制，小规模的经济和金融替代方式孕育了新的视野和运作方式，政治介入能够在所有层面上促进经济的社会民主化与生态民主化，该书是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最佳读物。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杜赫罗，博士现为德国海德堡大学社会伦理学和神学教授，同时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数个研究机构任客座教授，是“凯罗斯-欧罗巴”这一争取经济公正的民间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自1970年以来，他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并出版了有关世界经济、正义与和平的数本专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序言前言第一部分　现状的背景：贫困化和金融的全球控制 第一章　市场经济的产生，结构和发展　第一节　最初的原理　第二节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被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和后果　第三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要的政治条件　第四节　经济人意识形态 第二章　受害者和社会的抵抗　第一节　欧洲外部的抵抗　第二节　欧洲内部的抵抗 第三章　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现状　第一节　市场和市场参与者的跨国化　第二节　全球金融资本的控制及其在南方,东方和西方的影响　第三节　卷入金融全球控制中的国际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变体　第四节　军队在保护金融的全球控制地位方面的作用　第五节　金融全球控制的意识形态与媒体的作用第二部分　对未来生活的回忆 第四章　传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识形态背景　第一节　古代近东的经济　第二节　政治和意识形态 第五章　为了生命的经济----方法　第一节　以色列以对照社会的形象出现　第二节　通过预言和法律来驯服王权体系的努力　第三节　王权崩溃后的替代方式与波斯帝国一角的变革社会　第四节　对极权的希腊化和罗马帝国进行的反抗与在天启经文中描绘的小规模的替代方式 第六章　对世界诸王国的抵抗及给予生命的替代方式---对今天的启示是什么?　第一节　回顾过去的五项规则　第二节　错误的道路:国家神学和教会神学　第三节　成为教会和迈向给予生命的经济的三种合法途径　第三部分给予生命的经济替代方式---今天 第七章　从帝到全球经济　第一节　人们如何才能比较古代帝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社会结构?  第二节　拥有两千年历史的教会究竟有没有说话的权利? 第八章　摒弃世界经济的极权主义结构 第九章　新视角下的小规模网状替代方式　第一节　给予生命的经济的视角　第二节　社区中给予生命的经济　第三节　替代性微观经济学　第四节　替代性消费　第五节　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　第六节　小规模替代方式的网状化 第十章　为了生命的替代经济政策　第一节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政治行动的机会或者先知与天启声音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现行世界经济，金融秩序(无序)的替代方式　第三节　地方，全国和欧洲范围内给予生命的战略结论译者后记

章节摘录

书摘    尽管雇佣者拥有更大的权力，但是，斯密似乎认为工人及其家庭的工资不能长期(在计算中，他包括了50％的儿童死亡率)低于贫困线以下。只是在极其有利的环境中，他才期望工资“在这个比率之上；很明显，最低工资是与普遍的人道主义相一致的”(也只是满足必需品的水平)。这些有利的经济环境导致了工人阶级人口的增长。如果接下来经济下滑，那么，对劳动力的需求也跟着下降，工人们则试图通过提供更为便宜的服务来相互竞争工作职位。这接着导致了工作过度和工人健康的恶化，最终导致较高的儿童死亡率。在经济停滞时期，最低工资是雇主愿意支付的最多的工资。当一国经济萎缩时，社会最底层遭饥饿和死亡的困扰，直到对劳动力的需求重新恢复。“正是以这种方式，对人的需求，如同对任何其他的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决定人的生产”。斯密没有研究就业不足时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预期寿命是否也下降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所有者所享有的优势，最后得出结论：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根本上是与整个社区的利益相对的，因为他们整个活动旨在产生利润，即旨在扩大市场和减少竞争。因此，任何政府在通过法律时，都不应该信任资本所有者，因为雇主试图欺骗和压迫公众。    这意味着，即使是对亚当·斯密来说，经济增长也并不自动地导致所有人福利的稳定增加——更不用说在停滞和萧条时期威胁生命的状况。实际上，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具有最大的权力，并且能够从附加值的分配中(通过其他人的劳动)榨取利润，以及(原则上)只留给工人刚好能够再生产他们自身的必要部分，即维持劳动力的存在。任何超过和高于必需部分的工资只是在少见的、有利的情况下才存在。工人及其家庭成为一种商品，其存在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情况。    在《亚当·斯密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影响》一书中，玛格丽特·艾丽斯·费伊(Margaret Alice Fay)表明，马克思把斯密的著作作为他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首次辩证批评的基础。马克思更加尖锐地突出了在交易中“分享”净利润(附加值)的三个参与者之间的争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提到的这种机械论导致了劳动力和劳动的异化，因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也是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斯密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尽管他没有进行深入思考)。找到工作的人被迫接受最低工资，失业者则更要面临困苦、饥饿和死亡的威胁。这种情况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某个特定的雇主的道德沦丧，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效应。因此，不仅当涉及交易和产品及其交换价值的分配时，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社会的不平等。在生产过程本身，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与被雇佣者之间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还要讨论。    二、土地    把土壤(土地及其支持生命的所有资源)称作“用作财富积累的商品”是一种抽象和虚构。今天我们刚刚开始理解这种抽象和虚构的严重后果。这种虚构要追溯到笛卡尔(1596～1650)和他的关于人类心理(主观)与机械物质(客观)的二元主义。该思想决定了延续至今的“近代”思想。土地是物质，土地上的动物是小型机器。尽管一切都建立在数学抽象的基础之上，但都旨在对物质进行有形控制。    约翰·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继续采用这一方法，把价值归于土地，因为土地由人类耕作。他意识到只有引入货币，才允许一个人获得比他所能耕作的更多的土地。实际上，洛克把这种积累理解为《创世记》中提到的部分戒律：“……要生养众多，遍布满地，治理这地……”这儿，财产的概念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17世纪，威廉·佩蒂爵士(Sir WilliamPetty）(1623～1687)声称，在这种解释背后存在着强烈的男性观点。他把劳动定义为财富的主动要素，而土地为被动要素。    自亚当·斯密起，自由主义理论家们就已经把他们的主要兴趣从土地(即使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这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抽象)转移到对地租问题的研究上。对于他们来说，货币是劳动和土地共同的价值尺度；货币的积累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经济活动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卡尔·马克思也清楚地理解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把土地从属于“土地是商品”这一虚构所产生的后果：    在现代农业中，如同在城市工业中，使用中的劳动的生产率和数量的增加是以荒废和通过疾病来消耗劳动能力本身的代价换来的。而且，在资本主义农业中，所有进步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艺术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壤的艺术的进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土壤的肥力方面的所有的进步是朝着摧毁肥力持久来源的进步。一个国家越是在现代工业基础上开始发展(例如美国)，这种摧毁过程就越快。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技术并把不同的过程合并成一个社会过程，只是靠汲取所有财富的最初来源——土壤和劳动者。    结论是，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只是在其货币价值意义上(更为精确地说，在其积累货币的潜力意义上)才会引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趣。这恰恰是导致它们毁灭的东西。    那么，货币(劳动和土地的“共同价值尺度”)也从属于“货币变成商品”这一抽象的虚构，这说法又意味着什么?    三、货币    关于货币的起源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将考察货币早期对于征税和与《圣经》传统相关的神殿经济的重要性。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亚里斯多德再次涉及了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他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一种是旨在满足家庭成员以及整个社区的基本需要的经济；另一种是以为积累货币而积累货币的形式增加财富的经济。后者从前者中产生，只要货币被用作基本物品的交换媒介(最初是以贵金属的形式，如银和金；后来以铸币的形式)。因为这时人类的欲望开始超出生活的限制和人类的基本需要。他们通过无限制地累积货币，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无限供给和过度享受。“……所有财富的获得者无限制地增加了他们对铸币的储藏。”    通过这种分析，亚里斯多德也确定了货币的两种功能：    (1)作为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的货币；    (2)作为通过赚取利润而储藏财富的媒介的货币。    后来欧洲的传统都建立在这种差别基础之上。直到宗教改革运动，人们继续信奉亚里斯多德的观点，谴责货币积累型经济，并与之作斗争，还通过道德和立法手段防止其扩散。这样的措施包括禁止支付利息、要求不受垄断控制的公平价格以及限制财产权。    随着17世纪重商主义的产生，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约翰．洛克再次提供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哲学。他颠倒了亚里斯多德的价值观。    ……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文版序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说过：“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最近几十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的那种“世界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即今天人们所说的全球化，越来越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        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了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最近几年，我参加过的讨论全球化问题的会议(包括国内的不同规模的研讨会和国际会议)可谓不计其数。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全球化”一词最早是由一个名叫T．莱维(17heodre Levitt)的学者于1985年发明的。莱维在其题为“市场的全球化”①一文中，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而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全球化”一词问世的时间应该更早。       无论“全球化”一词是谁的“专利”，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却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换言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不是去追溯“全球化”一词的起源，而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全球化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全球化的影响，国内外学者有五花八门的看法，有些看法甚至是大相径庭的。例如，J．诺伯格在“保卫全球资本主义”一文(载英国《经济学家》2002年2月16日)中指出，在“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这一句话中，前半句是对的，因为富人(但并不是所有地方的所有富人)确实越来越富；但后半句却不对，因为最近几十年，一般说来穷人并不是越来越穷。相反，极端(extreme)贫因已消失，在贫困人数最多的亚洲，数亿人已实现了稳定的温饱，并且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富裕。诺伯格认为，在1965—1998年期间，世界上的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从2497美元上升到4839美元。对于世界上最穷的1／5的人口来说，他们的增长幅度更大，平均收入从551美元上升到1137美元。    南方中心出版的《南方通讯》(South Letter，NO．38，2001)刊载的资料则表明：    世界的人均收入    7000美元高收入国家(总人口为9亿)的人均收入    26000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总人口为5l亿)的人均收入3500美元低收入国家(总人口为24亿)    1900美元    在1965—1999年期间，富国的实际收入每年增加2．4％，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平均数为1．6％。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了，中东和北非停滞不前。只有东亚的收入增长幅度大于高收入国家。1993年，最穷的10％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高于世界上2／3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在世界60亿人口中，每4个人中有1人以每天不足1美元为生，另1人生活在每天l一2美元的水平上。    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的财富总量比48个最穷国家的GDP总量还要多。最富的15个人的财富多于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GDP总量。最富的84个人的财富比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GDP总量还要多。世界上最富的20％的人口的消费占世界消费总量的86％。    事实上，这样的争论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知名外交家王蜗生大使曾在《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7月9日)上发表过一篇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文章，题为“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吗?”我应王大使之约，也参与了这·笔谈形式的讨论。我在拙作中说，对于“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吗”这个问题，似乎应该对“船”的概念作一明确的界定。我以为，如果把全球化比作大海，那么，应该说世界上的不同国家确实是在不同的船上。换亭之，发达国家是在航空母舰上，发展中国家是在小木船上。而一些非洲国家甚至还没有登船，只是在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