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的故事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社：中国盲文出版社  作者：史铁生  页数：157  
Tag标签：无  

内容概要

　　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

作者简介

史铁生，男，汉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患尿毒症至今。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由此开始文学创作。其中《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性星》、《命若琴弦》、《我与地坛》、《务虚笔记》和《病隙碎笔》等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章节摘录

插图：一去年我竟作梦似的回了趟陕北。想回一趟陕北，回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去看看，想了快十年了。我的精神没什么毛病，一直都明白那不过是梦想。我插队的那地方离北京几千里路，坐了火车再坐火车，倒了汽车再倒汽车，然后还有几十里山路连汽车也不通。我这人唯一的优点是精神正常，对这两条残腿表示了深恶痛绝；就又回到现实中来。何况这两条腿给我的遗憾又并非唯此为大。前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插队的小说，不少人说还象那么回事。我就跟几个也写小说的朋友说起了我的梦想。大家说我的梦想从来就不少，不过这一回倒未必是，如果作家协会肯帮忙，他们哥儿几个愿意把我背着扛着走一回陕北。我在交友方面永远能得金牌，可惜没这项比赛。作家协会的同志说我怎么不早说，我说我要是知道行我早就说了，大伙都说“咳——！”连着几夜失眠。我一头一头地想着我喂过的那群牛的模样，不知道它们当中是不是还有活着的。耕牛的寿命一般只有十几年。我又逐个地想一遍村里的老乡，肯定有些已经老得认不出了，有些长大了变了模样，我走后出生的娃娃当然更不会认得。就又想我们当年住过的那几眼旧石窑，不知现在还有没有。又去想那些山梁、山峁、山沟的名字，有些已经记不清了。我拦过两年牛，为了知道哪儿有好草，那些山梁、山茆、山沟我全走遍……很快定了行期。我每晚吃一片安定，养精蓄锐。我又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当年在晋中插队，现在是北京某剧团的编剧，三十二岁成家，带着老婆到他当年插队的地方去旅行结婚，据说火车一过娘子关这小子就再没说过话，离他呆过的村子越近他的脸色越青。进了村子碰见第一个人，一瞧认得，这小子胡子拉茬的二话没说先咧开大嘴哭了。我想很多插过队的人都能理解，不过为什么哭大约没人能说清。不过我想我最好别那样。不过我们这帮搞文艺的是他妈好像精神都有点毛病。不过我不这么看。一行七人，除我之外都没到过陕北，其中五个都兴致很高，不知从哪儿学来几句陕北民歌，哼哼唧唧地唱。我说，你们唱的这些都是被篡改过的，丢了很多人情味。只一人例外，说要不是为了我，他干嘛要去陕北？“我不如用这半个月假回一趟太行山。”他在太行山当过几年兵。一路上他总说起他的太行山，说他的太行山比我的黄土高原要壮观得多，美得多。我说也许正相反。他说：“民歌也不比你们那儿的差，”他说，于是扯了脖子唱：“干妹子好来果然是好，”我便跟他一块唱：“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扯淡！这明明是陕北民歌。”“扯淡！”他也说，“当然是太行山的。”过了一会有人提醒我们：太行山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陕北也不过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他说，似乎找到了一点平衡。十几年前我离开那儿的时候，老乡就说，这一定不晓今生再得见不得见。我那时只是腰腿疼，走路有些吃力，回北京来看病，没想到会这么厉害。老乡们也没料到我的腿会残废，但却已料到我不会再回去。那是春天，那年春天雨水又少，漫山遍野刮着黄风。太阳浑蒙蒙的，从东山上升起来。山里受苦去的人们扛着老镢，扛着锄，扛着弯曲的木犁，站在村头高高的土崖上远远地望着我。我能猜出他们在说什么：“咋，回北京去呀。”“咋，不要在这搭儿受熬煎了。”“这些迟早都要走哇。”老乡们把知识青年统称为“这些”或“那些”。仲伟帮我把行李搬上驴车，绑好。他和随随送我到县城。娃娃们追过河，迫着我们的驴车跑，终于追不上了，就都站下来定定地望着我们走远。驴车沿着清平河走，清平河只剩了几尺宽的细流。随随赶着车，总担心到县里住宿要花很多钱，想当天返回来。仲伟说：“来回一百六、七十里，把驴打死你也赶不回来。放心，房钱饭钱一分不用你出。”随随这才松了口气，又对我说：“这一走怕再不得回。”随随比我几岁，念过三年书。“得回哩？怕记也记不起。”他在鞋底上磕磕烟锅儿，蓝布鞋帮上用白线密密地纳了云彩似的图案。我光是说：“怎么会忘呢？不会。”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好像还有人站在那儿朝我们望……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看看那块地方，看看那儿的人，不为别的。二有人说，我们这些插过队的人总好念叨那些插队的日子，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我们最好的年华是在插队中度过的。谁会忘记自己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时候呢？谁会不记得自己的初恋，或者头一遭被异性搅乱了心的时候呢？于是，你不仅记住了那个姑娘或是那个小伙子，也记住了那个地方，那段生活。得承认，这话说得很有些道理。不过我感觉说这话的人没插过队，否则他不会说“只是因为”。使我们记住那些日子的原因太多了。我常默默地去想，终于想不清楚。夜里就又作梦：无边的黄土连着天。起伏绵延的山群，象一只只巨大的恐龙伏卧着，用光秃秃的脊背没日没夜地驮着落日、驮着星光。河水吃够了泥土，流得沉重、艰辛。只在半崖上默默地生着几丛葛针、狼牙刺，也都蒙满黄尘。天地沉寂，原始一样的荒凉……忽然，不知是从哪儿，缓缓地响起了歌声，仿佛是从深深的峡谷里，也象是从天上，“咿哟哟——哟嗬——”听不清唱的什么。于是贫瘠的土地上有深褐色的犁迹在走，在伸长；镢头的闪光在山背洼里一落一扬；人的脊背和牛的脊背在血红的太阳里蠕动；山风把那断断续续的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咿呀咳——哟喂——”还是听不清唱些什么，也雄浑，也缠绵，辽远而哀壮……又梦见一群少男少女在高原上走，偶尔有人停下来弯腰捡些什么，又直起腰来继续走，又有人弯腰捡起些什么，大家都停步看一阵，又继续走，村里的钟声便“当当当”地响起来……前不久仲伟带着他四岁的女儿来我家，碰巧金涛也来了，带着儿子。金涛的儿子三岁多。孩子和孩子一见面就熟起来，屋里屋外地跑，尖声叫，一会哭了一个，一会又都笑，让人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点。去插队的时候我们也还都是孩子，十七岁，有的还不到。后来两个孩子趴在床上翻我的旧像册，翻着翻着嚷起来：“这是我爸爸在陕北！”“的（这）是我爸爸带（在）清平湾！”“叔叔，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女孩子说。男孩子也说：“叔叔，的道当片（这张照片）我们家也有。”“看，黄土高原。”“才不是呢，的（这）是山！”“也是山，也是黄土高原！这些山都是水冲出来的，把挺平挺平的高原冲成这样的……”仲伟满意地看着他的女儿。男孩子感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把夺过像册去：“我爸爸带（在）那儿（它）插过队！”“我爸爸也在那儿插过队。”毕竟姑娘脾气好。“你爸爸旦（干）嘛它（插）队？”金涛说他儿子从来不懂什么叫没话说，就是有点大舌头。小姑娘转过脸去询问般地看着她的爸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评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得失功过了。也许，这不是我们这辈人的事。后人会比我们看得清楚（譬如眼前这个小姑娘），会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不象我们带了那么多感情……我、仲伟、金涛也都凑过去看那些旧照片。有一张是：十个头上裹了白羊肚手巾的小伙子。还有一张：十个穿着又肥又大的破制服的姑娘。这就是我们一块在清平湾插队的二十个人。背景都是光秃秃的山梁、山峁、冒着炊烟的窑洞，村前那条没不了膝的河。金涛和李卓坐在麦垛上。仲伟一本正经扛着老镢站在河滩里。袁小彬一条腿蹬在磨盘上，身旁卧着“玩主”。“玩主”是我们养的狗。数我照得浪漫些，抱着我的牛犊子。那牛犊子才出世四天，我记得很清楚。去年回清平湾去，我估计我那群牛中最可能还活着的就是它，我向老乡问起，人们说那牛也老了，年昔牵到集上卖了。可惜的是，竟没有一张男女生全体的合影。——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刚刚不吵架了，刚刚有了和解的趋势，就匆匆地分手了，各奔东西。那时我们二十一、二岁。那张全体女生的合影，还是两年前我见到沈梦苹时跟她要的。她说：“那时候刘溪几次说，男女生应该一起照张像。”我说：“那你们干嘛不早说？”她说谁敢跟你们男生说呀。我说：”恐怕不是不敢，是怕丢了你们女生的威风。“她就笑，说：“真的，是不敢。”“现在敢了？”“现在晚了。”“不知道谁怕谁呢。”“谁怕谁也晚了。”那条河叫清平河，那道川叫清平川，我们的村子叫清平湾。几十户人家，几十眼窑洞，坐落在山腰。清平河在山前转弯东去，七、八十里到了县城，再几十里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岸边陡岩峭壁，细小的清平河水在那儿注入了黄河。黄河，自然是宽阔得多也壮伟得多。我们那二十个人如今再难聚到一起了。有在河北的，有在湖南的，有的留在了陕西。两个人出了国，李卓在芝加哥，徐悦悦也在美国。多数又回到北京，差不多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各自忙着一摊事。偶尔碰上，学理工的，学文史的，学农林的，学经济和企业管理的，干什么的都有，共同的话题倒少了。唯一提起插队，大家兴致就都高。“那时候真该多照些照片。”“那会儿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光想革命了。”“还有饿！”“还有把后沟里的果树砍了造田。”“用破裤子去换烟抽，这位老兄的首创。”“不要这样嘛，没有你？”“饿着肚子抽烟，他妈越抽越饿……”话多起来，比手划脚起来，坐着的站起来，站着的满屋子转开，说得兴奋了也许就一仰在床上躺下，脚丫子翘上桌，都没了。规矩，仿佛又都回到窑洞里。反复说起那些往事，平淡甚至琐碎，却又说到很晚很晚。直到哪位忽然想起了老婆孩子，众人就纷纷看表，起立，告辞，说是不得了，老婆要发火了。三去插队的那年，我十七岁。直到上了火车，直到火车开了，我仍然觉得不过象是去什么地方玩一趟，跟下乡去麦收差不多，也有点象大串联。大串联的时候我还小，什么都不懂，起哄似的跟着人家跑了几个城市，又抄大字报又印传单，什么也不懂。其实我最愿意这么大家在一块热热闹闹的，有男的有女的，都差不多大，—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干一点什么事。火车很平稳地起动了。老实说我一点都没悲伤，倒也不是有多么革命，只是很兴奋。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那么兴奋都是因为什么。譬如说，一想到从现在开始指不定会碰上什么事，就兴奋。譬如说火车要是出轨翻车了，那群女生准得吓得又喊又叫，我想我应该很镇静，说不定我们男生还得好歹把她们女生救出来。不过由此又联想到死，心里却含糊。这时金涛凑到我跟前来，满脸诡秘的笑，说：“刚才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嘿，说真的你怕死吗？”我忽然说。然后我装出想考考他的样子。“怕死？不怕呀？干嘛？”“不干嘛。问问。”金涛挺认真地看着我，猜不透我到底什么意思。“没事儿。我就问问；你刚才说什么？”“仲伟他妈跟他姐姐真神，”他满脸又涌起诡秘的笑。“刚才跟仲伟说，你们也得对女同学好点，都不小了，要是有什么事你们得多关心人家。神不神？”“这怎么了？”我说，“这有什么。”金涛咽了口唾沫，脸上的笑纹变浅。我的反应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老实说也出乎我自己的意料。“仲伟跟你说的？”“不是。是我听见的，当时我就在旁边。”他脸上的笑纹又加深，紧盯着我，希望我能对他这一发现表示出足够的兴趣。我想着别的：假如需要死，我敢不敢。“蒙你是孙子，”金涛又说。“说真的，你真的怕死不怕？”我说。“你吃错什么药了？”“甭费话，你真的怕不怕？”他严肃地想了大约一秒钟：“不怕。你呢？”“废话。”我说。车厢剧烈地晃动起来，火车在变换轨道，发出令人不安的铁和铁的磨擦声。许多条铁轨穿叉交错。“仲伟他妈跟他姐真够神的。”金涛还在说。金涛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个子并不矮，但是瘦，脸小，脸上纵横着几道皱纹，外号却叫“牛”。这小子在车厢里四处乱窜又怪模怪样学起女人哭来，嘴里念念有词抑扬顿挫，自己并不笑大伙都说学得象，都笑。车起动的那会儿，站台上有个中年妇女猛地大哭大喊，象是死了人。车开之前，车上车下就有不少人在抹眼泪，只是没那么邪乎那会儿我和李卓勾肩搭臂在站台上瞎蹓跶，一边吃果脯；李卓带了一盒果脯，说不如这会儿给吃完就算了。他不时地捅捅我，说“快瞧，那儿又有俩哭的。”“快瞧快瞧，又一个。”我们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希望那些抹眼泪的人能注意到我们泰然自若的神态，同时希望抹眼泪的人不妨再多点，再邪乎点。所谓惟恐天下不乱。我暗自庆幸没有让母亲来车站送我，否则她非也得跟着瞎哭不可。我和李卓又逛了一阵儿，捡个人少的地方靠着根石柱子坐下，开始认真地吃那盒果脯。“你妈今儿早上哭了吗？”李卓问我。“你妈哭了吗？”“我妈这回够呛，她们系里的人说不定要整她。不过她什么也没干。”停了一会，李卓又说：“反正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她们系里说她什么？”“海外关系。你可别跟别人说。”“放心。”我说，然后严肃地向毛主席做了保证。后来我才知道这事本用不着我去跟别人说，他自己跟谁都说。这时候仲伟不知从哪儿喘吁吁地钻出来，说：“你们俩上哪儿了？我这找你们劲儿的！”“你妈和你姐姐她们呢？”我问仲伟。“我让她们回去了。”“你妈哭了吗？”李卓问。仲伟装着没听见，也靠着石柱子坐下。“嘿，你妈哭了吗？”我说：“牛他们也不知哪儿去了。”“仲伟，你妈哭没哭？”我赶紧又说：“金涛和小彬他们也不知上哪儿去了。”“嘿，仲伟，你妈哭……”“你妈！”我说，揣了李卓一脚。火车头开始喷起气来。仲伟一直紧闭着嘴发楞，这会儿问：“吃什么呢你们？”我们三个坐在石柱子那儿直把那盒果脯吃光，然后把纸盒子扔到火车底下的铁道上去。一个铁路工人瞪了我们一眼。火车喷气的声音非常响，如果你站在离车头很近的地方你就知道了，那声音非常响。后来不知怎么就上了火车，火车就开了。似乎一切都太简单，还没过够瘾。我觉得就跟出去玩一趟一样。后来金涛就学那个中年妇女哭，“天呀地呀”的。“牛！别瞎学了，那是徐悦悦她妈！”——不知从哪儿传出了这么个消息。我至今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估计不过是源于一句玩笑。

编辑推荐

《插队的故事》由中国盲文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