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人凤、柳和城 编著  页数：全2册  字数：18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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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初，在研究清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过程中，“张元济”——菊老的大名第一次印入了我的脑海。1984年春夏之交，顾廷龙、方行、朱维铮、姜义华诸先生在上海图书馆的一次学术聚会结束后，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被告知，人民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组织筹划一套“祖国丛书”，第一批选题约1000种，其中“张元济传”命我作为撰稿人。之后拜访了菊老哲嗣张树年先生，记得在树年先生家洒满阳光的客厅里，我翻读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捧出的一大堆他多年搜集的材料，其中就有1983年2月叶宋曼瑛女士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完稿不久的博士论文《从清代的改革家到二十世纪的出版家——张元济的生平和事业》，该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张元济的传记，英文本后来由张人凤先生与我合作译成中文，1992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5年5月我应邀参加了浙江海盐张元济图书馆动工兴建奠基礼，在奠基礼座谈会上，陈从周教授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读商务出版的书，很少有人不知道菊老大名的。会上他向学界发出的应该展开有关张元济研究的急促呼吁，至今犹在耳畔。二十多年过去了，学界有关菊老的学术论文已经以千百来计数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原由我承担的“祖国丛书”张元济传一题被取消，但各种张元济传记亦已出版不下十来部，其中就有张人凤的《智民之师》和柳和城的《张元济传》。　　作为近代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旧学者，张元济是朴实的，而关于菊老的研究也是无华的。在众多已出版的张元济传记中，1991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树年先生主编的《张元济年谱》令人瞩目。树年先生将其多年积累的资料，在柳和城、张人凤、陈梦熊先生的协助下，完成了一部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而系以大事，并附有详细的人名索引的年谱，这部70多万字以个人为中心的编年体传记，在已问世的张元济的传记文献中独树一帜。该书以其丰富的资料和翔实的线索，不仅使张元济研究得到了显著的推进，而且使这些年有关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研究，也都呈现出全然不同的繁荣面貌。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推动下，大量书札、日记、稿本和抄本等文献纷纷问世。随着大陆地区档案管理制度的改革，使近二十多年来档案的开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许多原本无法亲眼目睹的有关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新老档案文书，和张元济佚文旧札纷纷现身学界。于是，修订增补1991年版《年谱》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长编》的两位编著者虽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多年来，他们致力于菊老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以各自有关张元济研究的多篇论著而蜚声学界。此次两位再度合作，在1991年版《年谱》的基础上，将有关张元济生平资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展，使《长编》在原有《年谱》的基础上，不仅篇幅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且在考订的精审方面，亦有可喜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新时期中国学术史的步步推进，在张元济研究中可见一斑。相信《长编》的出版，亦如《年谱》，将为学界的菊老和相关研究，奠定更为坚实之基础。　　我曾在《浙江学刊》1987年第1期上发表有《张元济研究概述》一文，对之前的菊老研究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希望学界能够提供一部资料详备的菊老年谱，现在我们不仅已经读到了《年谱》，而且即将收获年谱《长编》，这一个近十年的跨度，亦可见菊老研究之切切实实的推进。二十多年过去了，张元济研究已跨越了“初创阶段”，但我在该文中所提出的关于菊老的“研究面有待拓展，研究点尚须深入”的看法，似乎仍未过时。作为中国旧传统的守护者和新文化的创造者，张元济位居19世纪下半叶文化界的枢纽地位，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期出版界大师级的核心人物，我以为对其生平事业和文化思想的剖析，仍有可以深入的点和拓展的面，点和面的勾连，才能使我们更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出版史、教育史和文化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是为序。　　邹振环　　2009年7月20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内容概要

本书是“晚清人物年谱长编系列”之一。
《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是我国首部张元济先生的年谱长编。采辑资料丰富，多为首次发现的珍贵文献；史实考订严格，纠正了不少以前的错讹。是研究张元济先生最为完备的文献资料之一。本书由张人凤、柳和城编著。

书籍目录

上卷
1867年(丁卯同治六年)1岁
1868年(戊辰同治七年)2岁
1869年(己巳同治八年)3岁
1870年(庚午同治九年)4岁
1871年(辛未同治十年)5岁
1872年(壬申同治十一年)6岁
1873年(癸酉同治十二年)7岁
1874年(甲戌同治十三年)8岁
1875年(乙亥光绪元年)9岁
1876年(丙子光绪二年)10岁
1877年(丁丑光绪三年)11岁
1878年(戊寅光绪四年)12岁
1879年(已卯光绪五年)13岁
1880年(庚辰光绪六年)14岁
1881年(辛巳光绪七年)15岁
1882年(壬午光绪八年)16岁
1883年(癸未光绪九年)17岁
1884年(甲申光绪十年)18岁
1885年(乙酉光绪十一年)19岁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20岁
1887年(丁亥光绪十三年)21岁
1888年(戊子光绪十四年)22岁
1889年(己丑光绪十五年)23岁
1890年(庚寅光绪十六年)24岁
1891年(辛卯光绪十七年)25岁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26岁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27岁
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28岁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29岁
1896年(丙申光绪二十二年)30岁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31岁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32岁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33岁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34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35岁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36岁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37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38岁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39岁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40岁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41岁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42岁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43岁
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44岁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45岁
1912年(王子民国元年)46岁
1913年(癸丑民国二年)47岁
1914年(甲寅民国三年)48岁
1915年(乙卯民国四年)49岁
1916年(丙辰民国五年)50岁
1917年(丁巳民国六年)51岁
1918年(戊午民国七年)52岁
1919年(己未民国八年)53岁
1920年(庚申民国九年)54岁
1921年(辛酉民国十年)55岁
1922年(壬戌民国十一年)56岁
1923年(癸亥民国十二年)57岁
1924年(甲子民国十三年)58岁
1925年(乙丑民国十四年)59岁
1926年(丙寅民国十五年)60岁
下卷
1927年(丁卯民国十六年)61岁
1928年(戊辰民国十七年)62岁
1929年(己巳民国十八年)63岁
1930年(庚午民国十九年)64岁
1931年(辛未民国二十年)65岁
1932年(壬申民国二十一年)66岁
1933年(癸酉民国二十二年)67岁
1934年(甲戌民国二十三年)68岁
1935年(乙亥民国二十四年)69岁
1936年(丙子民国二十五年)70岁
1937年(丁丑民国二十六年)71岁
1938年(戊寅民国二十七年)72岁
1939年(己卯民国二十八年)73岁
1940年(庚辰民国二十九年)74岁
1941年(辛巳民国三十年)75岁
1942年(壬午民国三十一年)76岁
1943年(癸未民国三十二年)77岁
1944年(甲申民国三十三年)78岁
1945年(乙酉民国三十四年)79岁
1946年(丙戌民国三十五年)80岁
1947年(丁亥民国三十六年)81岁
1948年(戊子民国三十七年)82岁
1949年(己丑)83岁
1950年(庚寅)84岁
1951年(辛卯)85岁
1952年(壬辰)86岁
1953年(癸巳)87岁
1954年(甲午)88岁
1955年(乙未)89岁
1956年(丙申)90岁
1957年(丁酉)91岁
1958年(戊戌)92岁
1959年(己亥)93岁
引用资料
人名索引
后记

章节摘录

7月14日(六月十八日)致盛宣怀书，谓：“丧事少竟，展阅各报，乃知东南十余省之安全，患由我公调剂之力，不能不俯首顶礼矣。报称江督札饬沪道遇事奉承方略，岘帅固知人善任，然非我公感以至诚，亦乌能使其推心置腹，一至于是。元济窃谓今日之事，我公正宜破除成说，统筹全局，毋泥人臣无将之义，一守事豫则立之训，剀切为东南各帅一言而谋所以联之之道，庶无负岘帅倚托之重，与夫东南数千万生灵仰望之诚。嗟乎，祸患至亟，事变之奇，固非寻常举动所能支此危局也。各疆臣既不奉伪诏矣，外人亦声明专攻团匪矣。为督抚者，正宜认明各国代剿乱党，正所以保全政府，亦明知掩耳盗铃，然舍此一层亦无可以着手之处，则何如抱定此义以与从事，将来议结尚可少留余地。何李鉴帅、既帅、武卫先锋各军以行，而苏抚、湘藩又均有统兵北上云，信将以清君侧乎？师以义举，不宜无宣示之文。将以剿团匪乎？中国之兵，岂能与外人共事？元济窃恐此勤王之举，非徒无盖，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时之美名，而不顾后来之祸变。元济诚不解主此事者之出于何心！此时此事祸犹未甚，数月而后朝局一变，各省疆臣有一于此，则南方必大扰乱。裕寿帅尚非全无知识之人，且有攻击租界之事，况南方督抚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时再假忠义之名，以泄其一时之忿，则官军、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参互错综，乱无已时。我民何辜遭此涂炭！此我公之所最宜切筹者也。南方主保护之义，自是应尽之职，然使北方糜烂至此，咎实在我顽固政府。我既不能遣兵靖难，致外人受此荼毒，复劳各国兴师动众，代平内乱。返躬自思，能无愧愧？鄙意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仅以保护为事，各国何以征兵为我殄孽也，则宜有以飨劳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无道也，则宜有以抚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筹数百万金充此两项之用。明知巨款虚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气。将来洋兵入京办理各事，于极不和平之中，或可望其稍留体面。即至不堪设想之时，而东南遗民亦可稍免压抑之苦。至各国调兵，现以日本为最多，似宜暗与联络，由是而英，而美，以为外交之根基，以为后日斡旋之地步。此我公之所亟宜商办者也。傅相奉召，无非为外交之事，然政府方持两端之见，岂能听受善言？即听受矣，各国岂肯于兵未入京之前遽行开议？两宫受逼，使馆濒危，各国兵未入京之前，又岂能保无他变？傅相于此亦窃恐束手无策矣！非特此也。傅相办理洋务数十年，而庸耳俗目之何以相待，公当亦习闻其说。今京、津之间，兵匪腐集，方欣欣然以灭洋为号，岂无以非礼相加者。或日可提兵自卫，然以南兵北上，必至□地不良，且傅相履粤未久，所部营队未必足为股肱心膂之用。或又谓可招集北洋旧部，然宋、聂各军不能与团匪划清界限，傅相又乌从而用之？为傅相计，目前实无可以入京之势，且一离粤，粤必乱。彼时入京不能，归粤不得，岂不为失水之鱼，离巢之虎乎？傅相为今日中外倚赖之人，岂可自失凭藉。故元济终谓其不宜离粤也。袁慰帅雄才伟抱，亦当今之豪杰，自去年出抚山左，团匪即移徙而北，今江北犹能安全，未始非其保障之力。山左为江南屏蔽，稍有疏忽虞，淮徐必乱。淮徐乱而江南危，江南危而全局散矣。东南各省似宜并力接济，毋令少有支绌，庶各省得以一意南顾。此又我公之所兼宜代谋者也。井蛙之见，荩臣谋国，断无不虑及之，然未见有所举行，毋宁赘陈，以备采择。元济读礼家居，本不当冒昧言事，只以事关大局，故敢越礼率陈，并祈鉴宥为幸。”(《全集》第3卷，第201-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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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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