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夷教华化丛考

出版时间：2011-5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悟殊  页数：320  字数：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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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研究既饶有学术趣味，也是加深睦邻关系，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创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需要，因而亦肯有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为了联合全国内陆欧亚学的研究力量，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内陆欧亚学这一新学科，有关学者决定编辑出版这套《欧亚历史文化文库》。
林悟殊所著的《中古夷教华化丛考》作为其中之一，以中古西方精神文明在华夏的异变为讨论对象，所涉及之文献，自非外即古。

书籍目录

图版
前言
1 宋元温州选真寺摩尼教属性再辨析
 1.1 引言
 1.2 元碑《选真寺记》的发现及诸录文
 1.3 《选真寺记》录文理校
 1.4 原选真寺的摩尼教属性及始建年代推测
 1.5 彭氏家族之宗教信仰考察
 1.6 元末选真寺的宗教属性
 1.7 余论一
 1.8 余论二2
2 泉州晋江新发现摩尼教遗迹辨析
 2.1 引言
 2.2 境主宫壁画神像的摩尼教遗迹
 2.3 草庵符咒的摩尼教遗痕
 2.4 草庵签诗的摩尼教遗痕
 2.5 余论
3 宋元滨海地域明教非海路输入辨
 3.1 引言
 3.2 明教海路输入说缘起
 3.3 海路输入说的“硬伤”
 3.4 宋元滨海明教与唐代中原摩尼教的承继关系
 3.5 余论
4 摩尼教华名辨异
 4.1 引言
 4.2 《闽书》摩尼教史料点校
 4.3 Manichaeism之汉译正名考
 4.4 “明教”考源
 4.5 宋代摩尼教异名辨
 4.6 释元代“苏邻法”
 4.7 “明尊教”辨析
 4.8 “师氏法”辨析
 4.9 结语
5 李白《上云乐》景教思想质疑
 5.1 问题的提
 5.2 老胡祝寿是史实还是文学虚构
 5.3 “大道”、“元气”有无可能指景教的上帝
 5.4 余论
6 西安景碑有关阿罗本入华事辨析
 6.1 问题的提出
 6.2 景碑版贞观十二年诏辨析
 6.3 贞观九年礼遇阿罗本事质疑
 6.4 阿罗本海路人华之蠡测
 6.5 结语
7 唐代“景僧”释义
 7.1 引言
 7.2 唐代官方文献对景僧身份之认定
 7.3 唐朝对景僧管理之蠡测
 7.4 西安景碑碑文中“僧”字的使用
 7.5 西安景碑两侧题名考察
 7.6 余论
8 经幢版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
 ——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一
 8.1 引言
 8.2 洛阳经幢《宣经》录文校勘
 8.3 《宣经》版本蠡测
 8.4 选刻《宣经》原因试释
 8.5 《宣经》篇幅续考
 补记 关於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真伪的监定
9《幢记》若干问题考释
 ——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二
 9.1 引言
 9.2 《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释文
 9.3 《幢记》撰人
 9.4 立幢人
 9.5 幢人的“中外亲族”
 9.6 洛阳景教僧团
 9.7 洛阳大秦寺始建年代
 9.8 余论
10 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
 ——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三
 10.1 引言
 10.2 “祝曰”解读
 10.3 敦煌写本《尊经》对“三位一体”的表述
 10.4 洛阳经幢对“三位一体”的表述
 10.5 结语
11 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
 ——唐代洛阳景教经幢研究之四
 11.1 引言
 11.2 《幢记》所见僧人名字之深度华化
 11.3 首位来华景僧名字辨析
 11.4 玄宗朝若干景僧名字考察
 11.5 僧伊斯名字解读
 11.6 景净名考
 11.7 景碑两侧题名剖析
 11.8 结语
 11.9 余论
 附录 西安景碑释文
12 西安北周安伽墓葬式的再思考
 12.1 引言
 12.2 安伽葬式与袄教葬俗对号的疑点
 12.3 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传统葬俗考察
 12.4 和亚袄教葬俗辨析
 12.5 康业墓发现的启示
 12.6 结语
本书徵引文献资料
索引
後记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谈“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墨书题记
  　　
  　　
  　　 景教是基督教异端之一，唐初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受唐末灭佛运动的牵连，景教在中国曾一度销声匿迹，直到元代才跟在蒙古军旗之后再度输入而达到极盛，元末时又因蒙古人撤出中国本土而彻底消亡。但也有人主张，直到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中国内地尚有景教徒活动。此说初见于曾毅公的《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956年笔者到房山访碑，在石经山曝经台九级石塔下的悬崖下发现了不少墨迹题记，中有一条是：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正统三年廿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庆寿寺在哪里，我们还没有查出，但我们可以知道，正统三年(1438年)景教僧人和经匠还在云游布道。这也是景教流行中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这条题记后被收进《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后面简称《汇编》)，未施标点：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正统三年四月廾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经堂瞻礼(第76页)
  　　
  　　 《汇编》的录文应该参考过曾毅公的工作，但又稍有不同，比如多出“四月”，“廿”写作“廾”。
  　　
  　　 中山大学的林悟殊教授，似未注意到曾毅公的论文，在其新作《中古夷教华化考》(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所收《唐代景教名字的华化轨迹》一文中，根据《汇编》也将此题记视为景教在中国的晚期遗迹：
  　　
  　　 该题记落款正统三年(1438)，远早於西安景碑发现的天启年间(1621-1627)，因而，个中的“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碑启发而冒出的新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的耶稣会士也还未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明末海陆新传入的西方基督教有涉。是以，其无疑应是本土原来所固有的，是否就是唐代景教的余绪，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唐代景教遭武宗迫害后，民间还有其信众；从其僧人到房山佛教圣地“瞻礼”的题刻，暗示其或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会。(第259页)
  　　
  　　 对曾、林两先生的观点，我是有些怀疑的。题记中的“庆寿寺”，不难使人想起北京城内那座横跨金、元、明三朝的佛教名刹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原址在西长安街附近。在事先无法排除“景教庆寿寺”指双塔寺的可能性之前，似不能轻易断定该题记出自景教徒之手。因为就算带有“景教”二字，也不一定同景教有关。比如在明太祖《祭保志法师文》和《谕僧纯一敕》二文中，均有“景张佛教”一语。“景教庆寿寺”的“景教”，有可能是取“景张佛教”的意思，而为“庆寿寺”的修饰语。
  　　
  　　 该题记的照片或拓本，以前从未刊布过，要确定录文是否正确，非上石经山当场核对不可。2012年3月17日，我和友人登上石经山对题记做了初步核对。核对的结果颇不利于把题记视作景教遗迹的论点。
  　　
  　　 先说题记位置。林先生以为题记在“房山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可惜这是错误的，致误之由在于对《汇编》的误读。《汇编》将“玉皇宝诰”刻文和该题记编为一组，极易使人误会二者处于同一位置，可实际上它们却是分在两处。只要到石经山踏查一番，就能发现这一点。其实《汇编》已经记录题记的正确位置，即“在开元廿一年焦玄岩题名崖石级下左崖石上”(第77页)。另外，曾毅公所说“在石经山曝经台九级石塔下的悬崖下”，也是正确的。
  　　
  　　 再说题记现况。该题记是自上往下、从右向左分数行书写，因常年风吹日晒雨淋，大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识，每行的起讫和字数也不易确定。最关键的是，应出现“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八字之处，仅剩下“寿寺”二字勉强可识，其余的字不知何时已被人凿去。
  　　
  　　 题记残留部分的上端，因位于突出的石檐下，遂得到较好保存，尚能读出以下数字：
  　　
  　　 正统三年四
  　　
  　　 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但题记并非到“瞻礼”结束，而是另起一行，还写有“大藏”二字，非常清晰，从字体和墨色判断，不像是后人添写。不知何故，曾毅公和《汇编》编者均漏录了这两个字。题记作者一行游至石经山(小西天)，显然是为瞻礼雷音洞(石经堂)所藏《妙法莲华》等十二种石经经版(大藏)而来。说题记作者是佛教徒，似还合理一些。
  　　
  　　 按照题记的写作通轨，“大明国”或“大明”后面一般跟的是年号。所以我怀疑“景教”很有可能是“景泰”(明代宗年号，1450-1456)的误读，而“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原来有可能是分行写成如下的模样：
  　　
  　　 大明国景泰(某年)
  　　
  　　 (某月某日)庆寿寺
  　　
  　　 总而言之，房山这条“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墨书题记疑点太多，无法排除其原本为佛教题记的可能性。要拿来作为证明景教在明代尚流传于中国内地的史料，是不能让人放心的。
  　　
  　　（http://gcontent.oeeee.com/6/80/68095f4a82903794/Blog/66b/4bf30b.html）
  　　
•   　　 谈“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墨书题记
  　　
  　　 景教（Nestorianism）是基督教异端之一，在西方遭到迫害后，东传于叙利亚、波斯和印度，唐初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受唐末灭佛运动的牵连，景教在中国曾一度销声匿迹，直到元代才跟在蒙古军旗之后再度输入而达到极盛，元末时又因蒙古人撤出中国本土而彻底消亡。但也有人主张，直到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中国内地尚有景教徒活动。此说初见于曾毅公的《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1956年笔者到房山访碑，在石经山曝经台九级石塔下的悬崖下发现了不少墨迹题记，中有一条是：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正统三年廿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庆寿寺在哪里，我们还没有查出，但我们可以知道，正统三年（1438年）景教僧人和经匠还在云游布道。这也是景教流行中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这条题记后被收进《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后面简称《汇编》），未施标点：
  　　
  　　 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僧人超然经匠道□四名游于□□ 正统三年四月廾九日游到□□□□小西天石经堂瞻礼（第76页）
  　　
  　　《汇编》的录文应该参考过曾毅公的工作，但又稍有不同，比如多出“四月”，“廿”写作“廾”。
  　　
  　　 中山大学专治“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的林悟殊教授，似未注意到曾毅公的论文，在其新作《中古夷教华化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所收《唐代景教名字的华化轨迹》（初刊《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2辑）一文中，根据《汇编》也将此题记视为景教在中国的晚期遗迹：
  　　
  　　 该题记落款正统三年(1438)，远早於西安景碑发现的天启年间(1621-1627)，因而，个中的“大明国景教”不可能是受景碑启发而冒出的新教派；而正统年间，西方的耶稣会士也还未到中国，该“大明国景教”也不可能与明末海陆新传入的西方基督教有涉。是以，其无疑应是本土原来所固有的，是否就是唐代景教的余绪，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唐代景教遭武宗迫害后，民间还有其信众；从其僧人到房山佛教圣地“瞻礼”的题刻，暗示其或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会。（第259页）
  　　
  　　 对曾、林两先生的观点，我是有些怀疑的。题记中的“庆寿寺”，不难使人想起北京城内那座横跨金、元、明三朝的佛教名刹庆寿寺。庆寿寺俗称双塔寺，原址在西长安街附近，1949年以后因改建大马路而拆除。在事先无法排除“景教庆寿寺”指双塔寺的可能性之前，似不能轻易断定该题记出自景教徒之手。因为就算带有“景教”二字，也不一定同景教有关。比如在明太祖《祭保志法师文》和《谕僧纯一敕》二文中，均有“景张佛教”一语（“景”字此处应作动词“仰慕”解；“张”即“扩大”、“光大”）。“景教庆寿寺”的“景教”，有可能是取“景张佛教”的意思，而为“庆寿寺”的修饰语。
  　　
  　　 另外，前人对石经山各种题记的录文，很多是有问题的。录对一个字，足以解决一个真问题，但录错一个字，却也可以产生一个伪问题。同时含有基督教和佛教成分、词义似有矛盾的“大明国景教庆寿寺”，是不是一个由于录文错误而产生的伪问题呢？该题记的照片或拓本，以前从未刊布过，要确定录文是否正确，非上石经山当场核对不可。2012年3月17日（星期六），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罗炤先生和云居寺文物科科长张爱民先生的指导下，我和友人艾俊川登上石经山对题记做了初步的核对。很不幸，核对的结果颇不利于把该题记视作景教遗迹的论点。
  　　
  　　 先说题记位置。林先生以为题记在“房山石刻横额‘玉皇宝诰’下”，可惜这是错误的，致误之由在于对《汇编》的误读。《汇编》将“玉皇宝诰”刻文和该题记编为一组，极易使人误会二者处于同一位置，可实际上它们却是分在两处。只要到石经山踏查一番，就能发现这一点。其实《汇编》已经记录题记的正确位置，即“在开元廿一年焦玄岩题名崖石级下左崖石上”（第77页）。另外，曾毅公所说“在石经山曝经台九级石塔下的悬崖下”，也是正确的。
  　　
  　　 再说题记现况。该题记是自上往下、从右向左分数行书写，因常年风吹日晒雨淋，大部分文字已无法辨识，每行的起讫和字数也不易确定。最关键的是，应出现“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八字之处，仅剩下“寿寺”二字勉强可识，其余六字（若有的话）不知何年何月已被人凿去，留下一大块凿痕。原文是否带有“景教”二字，如今已无法确定，真成一“无头案”了!
  　　
  　　 题记残留部分的上端，因位于突出的石檐下，遂得到较好保存，尚能读出以下数字：
  　　
  　　 正统三年四
  　　 小西天石经堂瞻礼
  　　
  　　 但题记并非到“瞻礼”结束，而是另起一行，还写有“大藏”二字，非常清晰，从字体和墨色判断，不像是后人添写。不知何故，曾毅公和《汇编》编者均漏录了这两个字。题记作者一行游至石经山（小西天），显然是为瞻礼雷音洞（石经堂）所藏《妙法莲华》等十二种石经经版（大藏）而来。如果题记作者是“云游布道”的景教徒，你能想象景教徒会领着经匠（刻石经的工匠）上石经山“瞻礼（佛教）大藏”吗？景教不像摩尼教那样在思想上有伸缩性和适应性，“不能如摩尼教徒尚能依托他教以自存”（冯承钧《景教碑考》中语），再退化的景教也不会“以佛教一宗之面目存在于社会”。说题记作者是佛教徒，似还合理一些。
  　　
  　　 如上所述，题记是分行书写的，但曾毅公和《汇编》的录文却未分行，反映不出题记的原始状况。因“大明国景教庆”六字已被凿去，在事实上无法确定“大明国景教庆寿寺”究竟是连续写成一行，还是分开写成两行或三行。但从情理上推测，“大明国景教庆寿寺”似不可能连续写成一行，因为像这样在教名或寺名前冠以“大明国”的修饰语，在文义上显得既生硬又不合理。按照题记的写作通轨，“大明国”或“大明”后面一般跟的是年号。所以我怀疑“景教”很有可能是“景泰”（明代宗年号，1450-1456）的误读，而“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原来有可能是分行写成如下的模样：
  　　
  　　 大明国景泰（某年）
  　　 （某月某日）庆寿寺
  　　
  　　 照这个思路，所谓“大明国景教庆寿寺”题记，多半是由分别写于景泰和正统年间的两条题记组成，都是朝山瞻礼的佛教徒所书，和景教没有半点关系。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
  　　
  　　 总而言之，房山这条“大明国景教庆寿寺”墨书题记疑点太多，无法排除其原本为佛教题记的可能性。把它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可以的，但要拿来作为证明景教在明代尚流传于中国内地的史料，是不能让人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