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童兵,马凌,蒋蕾  页数：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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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985”创新基地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命名。这里的“媒介化社会”，不仅是我们基地科学研究总的学术背景，也是基地科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20世纪90年代就有人提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但至今未见有论文对此有深刻全面的分析与论证。所以我自基地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召开一个学术会议，邀集一些对媒介化社会有研究心得的学者，对此作一些较为深入的讨论。2009年9月，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支持下，一批热心学者应邀参加，又利用深圳特区信息产业高度发达的丰富资源，这个会以“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为题，终于顺利召开了。读者们读到的这本论文集表明，我们不仅开了一个很有学术含量的会议，而且有了一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一些话题上取得了共识，对“媒介化社会”这个宏大主题下今后的研究思路有了初步的拓展。　　这次会议大致围绕两个视域展开。一个是紧紧扣住媒介化社会本题研讨，诸如媒介化社会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它的特点和走势，它同其他相接近、相类似的概念（如信息化社会、知识经济社会等）的关系，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条件及其运行规律等。会议的另一视域是媒介化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生态、文化现象、文化特质等。　　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另一位主持人是吴予敏教授）和这些论文的第一批读者之一，这里我想初步谈谈我对这些论文主旨的理解。如果把握得还算到位的话，或许可以起到对这些论文导读的作用。　　孙少晶博士的论文分析了近几年中外学者对于媒介化社会研究滞后的两个原因。其一，他认为国内学者对西方传播学理论发展的最新进展和最新成果跟踪不够；其二，他认为国内研究长期将传播学研究限制于新闻学框架之中，没能脱离从新闻学或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观察研究传播现象的窠臼。对他所分析的第一个原因，我也深有同感。对于第二个原因，我建议国内学者作进一步思考。少晶多年在美国攻读传播学，他的分析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我以为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少晶还提出当前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走向： 以中介传播为代表，开辟传播和媒介化社会研究的新路径。这一分析值得我们关注，也期待他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提供这方面新的研究成果。周葆华博士的论文从人们对新媒体的使用分析媒介化社会的构建，是一项有意义和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研究发现，新媒体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对文化方面的主观阶层认同起到独立的影响作用；但作为经济资本的折射，手机和互联网却有不同的影响结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媒体资本”的概念，这一概念大致指“基于媒体资源可得性，在生活场景中动态、多元地使用新媒体的能力”。他认为，在新媒体使用与传统媒体存在诸多不同的前提下，深入探讨“新媒体资本”应当包含的维度及测量方式，不仅可以进一步推进有关新媒体与主观阶层认同关系的研究，而且可望对新媒体效果的整体研究作出贡献。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祝建华对“媒体化社会”和“社会化媒体”这两个对立的概念进行了探究。他认为，前者指大众媒体对公众日常社会生活的渗透、影响和控制，而后者指公众通过维基、博客、社交网、微博等新技术平台自创内容，从而实现对媒体的生产、发布、管理等过程的参与、主导甚至取代。如果说媒体化社会是工业革命劳动分工的产物，那么社会化媒体则是对这种历史进程的逆行。鉴于社会化媒体兴起不久，现在尚难以得知其是否可以持续。但是根据对新浪博客网中随机抽取样本的分析推测，媒体化社会与社会化媒体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并竞争。　　闵大洪研究员是中国最早研究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的专家。他这次提交的论文重点讨论公民媒体（包括本质上与其相通的草根媒体、自媒体、私媒体、独立媒体、参与式媒体等）的形态、特点及其运作方式。他提供的大量个案及资料，为学者在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新的探讨思路和价值取向。值得强调的是，大洪对许多有代表性的公民媒体——网站及其网络事件的推介与评价是公正的、客观的，充分展示出学者的良知和学识。另一位年轻学者胡泳是国内近年崛起的新媒体研究专家。我们选取了胡博士就“绿坝”事件展开的、与传播权利相关的一篇论文中“网民权利及其程序正义”这一节。他认为，强化程序正义的法理意识，有助于构建健康而可治理的网络社会即媒介化社会。谢新洲教授则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大大加深了整个社会的媒介化程度，人们所依赖的媒介形式更加丰富、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更深，这就改变了现代社会的个人生活形态，进而触及各种社会群体的构成、性质与特征的演变，并最终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非常感谢丁未教授和她的那位专门跑到西部贫困地区一个乡村去做田野调查取回许多数据的研究生。他们详尽考察了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争得打工利益的经历，形象地向我们展示正在不断形成、成长中的媒介化社会的一个侧面。他们的结论“我们从双峰村村民打工之路上，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最无助的一个群体通过ICI结成一个坚固的跨地域的社会网络，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革命的一幅真实的图景”，我以为是很有普遍意义的。周裕琼博士解剖了两个由于人为的信息受阻而导致网络谣言奔走的例证，我们对此作了节选。周博士从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的分析中指出，与群体性事件同时上演的是当地官方与非官方信息在媒体场的博弈。当官方信息以“通稿”形式发布在传统媒体版面的时候，非官方信息却以“网友曝料”的方式在互联网上遍地开花。作者还提出了一个颇有针对性的观点：“谣言是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作者的另一建议也很有力量： 我们不妨把“俯卧撑”视作“警世通言”，提醒官方在未来应对网络谣言的时候，尊重新媒体时代的叙事风格。　　以上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归入我所谓的第一视域的研究。从陈杰开始，论文进入第二视域的讨论，即媒介化社会中的文化环境及文化生存。　　陈杰博士通过对“山寨文化”的分析，从创作者、受众、大众传媒三个层面讨论媒介化社会的特点。他认为，山寨文化受到追捧是媒体平民化的结果，可以把山寨文化看作公民参与性新闻的一种表现方式。但同时又应看到，山寨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符号的扭曲投影，而且，这种文化正使现实社会虚拟化。基于这样的分析，作者的主张是： 适当抑制山寨文化之类的个人话语在大众传媒中的泛滥，这有利于强化媒体话语对大众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力度，使媒体主要成为代表公众利益、引导社会舆论的理性化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对于以主流自居的精英文化而言，当山寨文化攻城略地之时，在愤而追究其媚俗、恶搞、侵权之前，恐怕更应反思自己的短板所在。与陈杰不同，生活在另一文化背景下的香港中文大学冯应谦博士提出了自己对青年文化与社会化关系的看法。他从内地青年偶像崇拜行为的变化观察青年文化的变异。冯博士认为，随着新一代而起的偶像风潮产生了一股“化学反应”。偶像的粉丝们只要轻点鼠标，便能产生真实的社会后果。当然，偶像并不完美，粉丝也只是散漫的自由人，但他们的确会将喜好投射在偶像的身上。接着作者把问题延伸到敏感问题的讨论，主张国家可以并且能够通过干涉明星的形象生产，来规范青年一代的行为，并同时减少站在青年人的对立面。冯博士在论文中还对刘德华、周杰伦、李宇春三种偶像进行了分类分析。最后，作者由偶像文化进入青年文化的讨论，他的结论是： 当前青年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年龄、多元文化组群的共存，代表着青年人不同的价值观、生活模式与理念。　　马凌博士针对“传媒制造”事件反思“传媒上的专家”这一特殊的群体。她认为，当专家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和媒介素养时，其观点常被传媒和传媒后的势力剪裁、偷换和利用；专家自身也经常受新闻生产场域的左右而发表较为迎合的观点；特别是专家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管和问责，时有信口开河的现象。从风险社会的理论出发，齐格蒙·鲍曼对于“立法者”和“阐释者”的区分或可借鉴。意识到专家的局限性是建立风险文化的第一步。　　何道宽教授十几年来以他多本出色的传播学经典译作扬名于学界。这次与会，他以一本新版经典的译者序参加研讨。他从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考据切入，从威廉斯的文化政策，谈到英国文化学派第二代代表麦圭根新作的创新。何教授的论文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文化问题，但他对文化产业及文化政策的讨论，无疑会给媒介化社会的研究者提供很好的理论工具。李明伟博士讨论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广告属性的论文，是对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网络广告新形态的创新研究，对这种广告形态营销的经营与管理，同样涉及媒介化社会对传播行为依法管理的问题。这种新层面的研究在过去是不多见的。张燕博士的论文集中而深入地讨论了媒介化社会—数字时代的个人知识管理。她指出，Web2?0的实质在于用户贡献价值，其开放性、社会性、协作性必将对个人知识管理——宽泛地说，包括信息检索、评估、组织、分析、表达、安全保护及协同的技术——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格局。在这次讨论会上，这篇论文是唯一一篇纯理论学术论文，集中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知识生产、传播和使用特质及其规律。　　与会的两位来自业界的学者分别根据他们自己的改革经验提交了报业改革的论文。文新集团的刘鹏博士集中讨论了当前报业危机环境下报纸版式的变革。他的基本结论是： 以信息精品对抗信息超载，以深度思考对抗肤浅娱乐，既是对报纸媒体本质属性的回归，也是扬长避短而化解危机的有效竞争策略。如是，在版面设计上则应摒弃简单模仿网络媒体的做法，拒绝夸张、刺激、铺张的内敛型、紧凑型编排，将成为未来报纸遵循的主要原则。深圳报业集团的唐亚明描述了网络化时代报业的诸多窘境，提出了报网互动、激活报网活力、寻找新的盈利点、以新特色凝聚人气、打造全能型记者等新对策。他表示，报纸网络化，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改革旅程。这一路上有美丽的风景，也少不了艰辛。我们必须勇敢地去尝试，否则就会落伍。　　张涛甫博士对于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风险进行了颇有深度的讨论。他认为，风险是人类的宿命，人类发展史就是风险抗争史。自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社会与风险的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如今的风险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控制能力，这种风险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而且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实际影响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的边界，这种风险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后果也难以预测。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变得极为重要。　　涛甫博士还认为了解媒体的风险传播在多大程度上接近风险真相，在当前的传播实践上十分重要。他提出“硬风险”和“软风险”两个概念。他认为，与物质化风险的“硬风险”比较，媒介化社会里的信息传播风险属于“软风险”，这种风险具有虚拟化、观念化、符号化的特点。当然，有不少风险现象则是“硬风险”和“软风险”交织在一起，是两者互动的产物。涛甫还指出，媒介制度是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重要技术与机制支撑。而且，随着媒介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它在风险应对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针对中国当下的舆论风险，他提出可从以下三方面应对： 对舆论风险进行意识形态脱敏，尽快破解舆论风险难题，寻找舆论风险应对战略。　　暨南大学教授林爱珺集中讨论完善媒介化社会同新闻传播相关的法治管理问题。她提出，确立媒体传播公共信息的基本原则、重塑媒体独立的主体资格、制定媒体准入规则、完善媒体权利救济制度、建立现代媒体产业制度，是我国媒介产业发展在立法上亟待推进的几件大事。否则，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三善”原则的落实，肯定是一句空话。她强调，完善媒介化社会的法治管理，将使媒体的发展更符合其自身的运作规律和民主化社会的要求，使媒介化社会借助市场机制的力量有效地促进信息的自由流通。?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和中山大学李艳红博士、深圳报业集团深圳日报主编辜晓进等众多学者光临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精彩演讲。他们由于忙于其他事务而未能在本书出版之前提交修改稿。我在此表示遗憾，也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深圳大学副校长邢锋教授在百忙之中出席研讨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谈了他对媒介化社会的体会。利用写序的机会，向他和深圳大学校领导对这次会议的支持，致以衷心的感谢。　　研讨会之前，承蒙深圳大学吴予敏院长等精心安排，与会者参观与考察了深圳华强文化产业集团和腾讯科技公司。近几年来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及其对媒介化社会构建的巨大推动，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启发着我们，成为开好这次讨论会的一股新鲜而强劲的动力。　　我在研讨会开幕式致词时曾用16个字概括媒介化社会的特点：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利弊共存，潜能无穷。显然，这只是从外观和表层上描述媒介化社会的生态现象。此次会议上，众多学者从多个层面剖析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条件、特点规律、关系原则、发展态势……读者们从论文中可以了解这一研究业已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尽管学者们已经尽了努力，尽管不少论文已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媒介化社会”研究作为一个面世时间不长、又在持续发展中的现代社会生态和系统理论工程，还有一系列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剖析。这些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更多的新问题产生。我们基地和基地全体研究人员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内容概要

　　2009年9月，一个以“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为题的学术会议召开，此次会议上，众多学者从多个层面剖析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条件、特点规律、关系原则、发展态势……《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媒介化社会与当代中国》是此次会议的成果汇总，读者们读到的这本论文集表明，我们不仅开了一个很有学术含量的会议，而且有了一批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在一些话题上取得了共识，对“媒介化社会”这个宏大主题下今后的研究思路有了初步的拓展。

作者简介

　　童兵，新闻学博士，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主任，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第五届、第六届专家组成员，2003年起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展指导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被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厦门火学等20余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主讲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选读、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研究、新闻传播学原理、中西新闻传播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大众传播等课程。独著和合著《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　　主持国家教委“七五”课题《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研究》、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八五”课题《中西新闻比较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课题《中西新闻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和国家教育部“十五”承大课题《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历史使命与操作机制研究》，以及两个上海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和两个985基地研究项目。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国家教委表彰为“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上学位获得者”，次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指导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马凌，女，1969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文学硕士、史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副主任。有《共和与自由：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等著作，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复旦大学学报》、《外国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研究方向为外国新闻传播史和政治传播学。　　蒋蕾，女，1971年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9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本科），2008年获吉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10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曾任记者11年，现为吉林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东北沦陷区文化与媒介研究、新闻业务研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研究》（2009年），研究课题《伪满洲国新闻统制研究》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2010年），出版过纪实文学作品《狂飙五万里》（2006年）。

书籍目录

序： 深化科学研究，推进媒介化社会建设 童兵
媒介化社会： 概念解析、理论发展和研究议题 孙少晶
新媒体使用与阶层认同： 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周葆华
对中国公民媒体的观察评析 闵大洪
社会化媒体的生命力与可持续性 祝建华
中国网民权利分析——从“绿坝”事件看网民权利与政府管制的积极互动 胡泳
互联网、媒介化社会及其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谢新洲 张炀
在路上： 手机与农民工自主性的获得——以西部双峰村农民工求职经历为个案 丁未 宋晨
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舆论风险 张涛甫
传媒上的专家： 一场“赌局”的风险与政治 马凌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 周裕琼
媒介化社会基本特点新探——以“山寨文化”为视角 陈杰
青年文化与社会化： 从偶像崇拜行为观察青年文化的发展 冯应谦
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 何道宽
完善媒介化社会的法制管理 林爱珺
论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的广告属性及其法律规范 李明伟
web2.0与数字时代的个人知识管理 张燕
危机环境下的报纸版式变革 刘鹏
报业网络化的窘境及对策 唐亚明
技术促进共享媒介建

章节摘录

　　学者吴飞认为，中国近几年经济学家们所面临的困局，乃是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体制化后，变成了当下社会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批判者①。学者张海斌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要命题不是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体制内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制作小鞋的是知识分子，穿小鞋的也是知识分子；写文章的是知识分子，删文章的也是知识分子；要演讲的是知识分子，禁止演讲的也是知识分子②。从某种角度说，拥有独立思想、批判意识、宽广视野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公众的向往，但那属于可遇而不可求之物，从风险的角度看，还是先“盯住”专家，让他们负起责任较为妥当。　　不得不承认，专家们并不生活在政治和经济的真空中，专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特别是传媒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资本转化提供了方便。而传媒也乐于与专家合作，一方面借专家的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提升自己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方面将专家推向前台，让他们以“文责自负”的形式承担风险--这也是传媒风险管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当专家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和媒介素养时，其观点常被传媒和传媒后的势力剪裁、偷换和利用；专家自身也经常受新闻生产场域的左右而发表较力迎合的观点；特别是专家往往缺乏必要的监管和问责，时有信口开河的现象。正是因此，“传媒上的专家”在大陆业界被戏称为“高危人群”，一方面，他们在传媒上的成功常伴以在学术圈的遭到贬抑；另一方面，他们成为公众人物后“捧杀”和“棒杀”难免接踵而至；此外，不仅他们自己的权威和声望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由于他们被视为智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之失去公信力，促生了近年来底层社会反智主义的回潮；更为重要的是，专家的自由的言论未必是负责的言论。　　……

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这本书是看到网上别人说买了我才买的，因为跟我的考研有关系，本来是抱着买来试试看的态度，但是看了之后发现书里的内容虽然有些难懂，但是像我这种本科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里面有很多新理论，新观点，对开阔思路很有帮助。
•   一本论文集，有些篇章还是不错的
•   买这本书仅仅是作为资料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