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7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虞云国 页数:287 字数:27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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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上苍,是家国遭际与命运机缘,让我对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产生了执著的兴趣,并以其作为终生的职业。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在大学里学历史,教历史,研究历史,出于专业评估的体制要求,写过史学专著与学术论文。从我质疑这些专业论著究竟拥有多少读者,能有多大作用起,便有意以历史为视角,尝试着写些随笔与书评,于是,就有了这本《敬畏历史》。付印在即,总得有序,用意无非刘勰所说“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且不妨从书名破题,说说我对总体历史的若干认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历史何以必须敬畏,国人对历史是否说得上敬畏? 一 历史研究,是史家思想与历史资料的结合,研究者首先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自己建构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自历史哲学在近代兴起,史学理论往往过于强调其规律性,这就无形中陷入决定论的困境。说到底,这种认识,最终必然导致人们摒弃独立思想,放弃积极作为,从而在翘首坐等某个规律的呈现中受人愚弄或自我譬解。唯其如此,在当代历史哲学中,对历史决定论持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就认为:任何一种决定论,不论它被当作自然统一性原理,或者被当作普遍因果性规律,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方法的必要前提。 历史发展的选择性,是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照的概念,充分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创造的作用。从某种意义说,参与历史的人都在参与历史的选择,尽管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是被动选择。历史的选择,从形式上虽然表现为个人、集团、党派、阶级、民族、国家等不同层面,但最终都汇成历史选择的总合力。因而,在反思历史选择性时,必须面对几组关系。 一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在这点上,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似有历史必然性的偏颇。他在上一世纪末指出,中国历史正处于“其干载难逢的机运,来结束这场转型运动而驶出历史三峡”,还不无乐观地预判:“再过四五十年,至下一世纪中叶,我们这一历史转型就可结束。”暂且借用这一譬喻,众所周知,现在的三峡已经人为地筑起了大坝,浩浩长江是否还能冲出三峡,就是大可怀疑的。其结局要么是毛泽东歌咏的“高峡出平湖”,要么就是冲决高堤,人为鱼鳖。 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削弱人在历史参与中的选择性。在这点上,我对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深怀一种同情的理解。他要破除的,正是所谓历史总是进步的决定论。你能说,1966年其后十年比其前十年还来得进步?因而有必要让人明白,在历史发展中完全可能出现倒退与逆转,产生人类不愿看到的黑暗与浩劫,而这正是有助于人作为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中进行理性的思考。 三是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涵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其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中国文化向来重国家而轻个人,重明君而贱草民(虽然表面上也有民贵君轻的话头),一介小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拱手把历史的选择权交给领袖与国家。于是,1949年以前,有过“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前车之鉴;十年浩劫中,也有过八亿人民取决于一个脑袋的沉痛教训。 概而言之,无论过去的历史,还是将来的历史,每个个体,无论自觉还是被动,无论积极参与还是消极放弃,都构成创造历史的主体。那么,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当下,究竟做一个自觉积极的历史参与者,还是依然做一个被动消极的历史裹挟者,这对每个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来说,都是应该深长思之的。 …… 六 最后,就本书结集略作说明。 为了聚焦书名确定的主题,我从三十余年积稿中主要选取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评、随笔与自序,其他文史随笔、时论杂感等暂不揽入。选文时段集中在最近十年,只有不多的几篇作于2000年以前,今年虽已颇有刊布,也一概不选。书中文章,除两三篇外,大多公开发表过,故在文末注明始刊出处;收入本书的篇名若与刊出时有出入,也予标明,庶几有案可查。各文刊发时,或因篇幅限制稍作删节,或因手民误植略有讹误,在这次结集时酌情补齐或订正。有两篇附文,或出于本人,或采自对方,因有助于读者了解正文,故予录入。 目录虽分四辑,具体区分时却难划定文章的边界。除“自家园地”那辑,只收我的个人著作自序与整理古籍前言,其他三辑中难免有窜味之嫌。尤其“书里书外”那辑,有读者也许会说,好多篇都应归入第一辑的。第三辑“文史酌谈”,主要收有关图书文献、校勘考订的随笔劄记,归属历史研究的资料层面,但内涵仍难纯粹,有些篇章还是信马由缰驰入了第一跑道。当初行文之际原未预设如今分辑结集,归类失当,势所难免。没有必要就具体文章赘言作意,深浅冷暖,听凭读者裁断;却只想对《“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补白一句。自那以后,“国学”大有被别有用意者劫持之势,这与我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这层意思待有机会再撰文论述吧。 尤其应该感谢《文汇报·学林》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陆灏先生,《南方都市报·阅读副刊》的戴新伟、雷剑峤与周筱赟先生,《文汇报·笔会》的刘绪源先生,《文汇读书周报》的朱自奋先生,《理财一周·上海杂志》的陈才先生,《上海书评》的黄晓峰先生,《万象》的王瑞智先生,《历史学家茶座》的王海涛先生,《中国典籍与文化》的刘玉才先生,没有你们的厚爱与催生,这些小文的情思只能胎死腹中。倘若没有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与孙晶副总编的雅意玉成,这本小书也决无问世的幸运;一年多来,责任编辑盛亮君从选题、篇目、版式上付出最多,一并在此鸣谢。 作者于2011年4月10日
内容概要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路走来的全部历史,应该深怀敬畏,坦然然面对。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记忆中,必然既有辉煌与荣光,崛起与成功,也有劫难与耻辱,沉沦与失败,其中,正面与负面共存,美好与丑恶交织。然而,无论是非成败,无论盛衰荣辱,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成熟的国家来说,只要正视与善待,不管何种历史记忆,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
虞云国的这本《敬畏历史》主要选取了与中国历史相关的书评、随笔与自序,内容包括:“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口袋本摭谈”等。
作者简介
虞云国,浙江慈溪人,1948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宋代历史与文献的研究。撰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细说宋朝》、《宋光宗宋宁宗》等专著,主编《宋代文化大辞典》、《中国文化史年表》,整理点校《文献通考·四裔考》、《南部新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蓟汉三言》等古籍十余种,发表《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史坛南北二陈论》等论文数十篇。近年的文史随笔结集为《古今多少事》、《水浒乱弹》等。
书籍目录
自序
人间情怀
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
蔡元培与“五四”学潮
“除非你做大将”
尚余春梦足清谈——写在《张家驹史学文存》之外
郭沫若的秦始皇论:从鲠骨到俗骨
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
吴晗与胡适
那桩关于海瑞的公案
关于传统文化的若干断想
萝卜青菜,各取所爱
“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
如此“越界”绝非坏事——答《社会观察》记者问
天安门诗话——重读《天安门诗抄》
那些个旧作、旧刊与旧事
附: 颐和园古今谈
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
伏尔泰名言与袁腾飞事件
向格拉斯致敬
书里书外
话说天下大势——重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这也是一段历史——读新版《历史是什么?》
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
当代史家眼中的《黎东方讲史》
对历史的轻佻与侮慢——评《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
谁的历史没有学透?——读任继愈《竹影集》劄记
“祖龙魂死秦犹在”——评《大秦帝国·铁血文明》
谁写王谢堂前燕——读《华丽家族》与《簪缨世家》
谁为元老最知音?——读新笺注本《东京梦华录》
中国为何会转向内在——读刘子健的《中国转向内在》
再说王安石变法——读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祖宗家法: 在因革两难之间——读邓小南的《祖宗之法》
中国学运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读《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
《水浒传》的读法与说法——从《宫崎市定说水浒》谈开去
流金的书与人——《流金集》读后
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张家驹与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
《光明之城》里的猫腻
蒋星煜与吴晗的交集——重读新版《海瑞》
一个中国通的处女游——读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
文史酌谈
静嘉堂随想
皕宋楼藏书去国百年祭
校雠蒙拾阮堂诗
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
史讳三题
说“佳兵”
口袋本摭谈
说“屋”
也说“读书种子”
附: 何为“读书种子”(马斗全)
云间鹤归来
悼亡以后仍有诗
一千年前的中国
自家园地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自序
《宋光宗宋宁宗》前言
《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自序
《细说宋朝》自序
《学史帚稿》自序
《古今多少事》代序
我读《水浒》——《水浒乱弹》代序
李慈铭及其日记与《越缦堂读书记》
章太炎的《菿汉三言》
章节摘录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这是周恩来挽蔡元培的下联。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无不认为蔡元培是其最积极有力的支持者与领导者之一。然而,“五四”运动这一概念,至少有三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内涵:一是5月4日以北大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集会游行和火烧赵家楼等组成的“五四”爱国学潮;二是由此发端的全国规模的“五四”爱国运动;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蔡元培对三者的态度与作用是应该分别而论的。即如他对“五四”学潮,倘将唐振常所著《蔡元培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版)与《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相关文献对读,就不能以“支持”一语而简单论定。 一 在讨论蔡元培与“五四”学潮的关系以前,先应谈谈他对学生运动的根本态度。作为教育家,蔡元培始终认为:对学生来说,“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明确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根本看法:“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辣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这段自白,充分表明他从不赞成学生离弃学业去参加“牵涉学校”的学潮。 正基于此,早在“五四”前一年,北京各校学生为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总统府请愿,他特地在队伍出发前一小时赶到北大,“多方劝告,并许以代达意见于大总统”,还因劝告无效而请求辞职。“五四”学潮后两年,北京各校师生向政府请愿拨发教育经费,血染新华门。蔡元培考察欧美教育刚回北京,就在欢迎会上指出:教师与学生放弃教育与学习的唯一天职,“以前所用的罢课手段,实在牺牲太大了”,坚决反对使用这种“极端非常的手段”。凡此种种,都证明他反对学潮(哪怕是出于爱国目的)的坚决性与一贯性。 有不少回忆录声称,那天北大学生到天安门示威,蔡元培“是积极支持的”,称颂他“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指导者,简直就是实际上的行动者”(许德珩《吊吾师蔡孑民先生》)。这种说法既有悖史实,也与蔡元培一贯主张大相径庭。持此说者,根据大概有二。根据之一,就是“五四”前一天,蔡元培召集学生代表,告知了北京政府密电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内情。此事不虚,却只能说明在反对巴黎和约上,蔡元培与学生们的反帝爱国之心是息息相通的。有传记说北大学生得知消息,5月3日晚在法科大礼堂开会,“事先也得到蔡元培的赞同”。这次集会因在校内举行,蔡元培如果赞同,也不过与学生人同此心而已,此即他在5月10日《告北大同学诸君》所说“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并不能说明他主张或支持学生采取出校游行手段来表达爱国热诚。次年1月,“五四”运动尘埃落定,蔡元培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里,首先肯定当时爱国学生“牺牲他们的可宝贵的光阴,忍受多少的痛苦,作种种警觉国人的工夫”,而后指出:“学生界的运动,虽然得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损失,却也不小”,他不仅认为,相比罢工、罢市,“罢课的损失还要大”;而且强调,就运动的社会功效与学生的自身损失相比,“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因而,从蔡元培透露和会内幕与赞同校内集会;来推断他必定支持北大学生离校到天安门游行示威,显然有点想当然。 根据之二,就是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也承认:“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这段自述,措辞略为含糊;而唐著《蔡传》径直认定“当系回忆之误”。据张国焘《我的回忆》,北大学生集队出发时,蔡元培“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忧心国事的学生们表示“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恳求校长不要阻止”,最后由张国焘与其他几位学生“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才得以出发。这段回忆并无失实之嫌,因有杨晦1959年《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的回忆可以印证:“临出发时,蔡先生在出口那里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出要求。不过,同学们不肯,他也就让开。”两相对照,蔡元培对学生离校游行确实是阻止过的,谈不上鼓励与支持。至于他对学生火烧赵家楼,怒殴章宗祥,更是明确反对的。在《辞北大校长职呈》中,他尽管肯定学生出于爱国热诚,却仍称他们的作为是“骚扰之举动”。这种措辞不仅见诸堂皇的公文,即便对学生也从不回避地指出过:“你们这回做得过火些。”不能认为这些都是作为北大校长在虚应故事,即便在他5月9日辞职南下到9月20日复职归校的四个月间,在多种场合,蔡元培在肯定学生爱国热忱的同时,仍对学潮不表赞同与支持,这有《蔡元培全集》第3卷里诸多文献为证。 在“五四”学潮中,蔡元培曾奋力呼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这是他毕生服膺的口号。这种看法近乎固执,以至直到1931年学生抗日运动高涨时,他还告诫学生:“因爱国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在专制统治下,这个口号只是一厢情愿,反而为当局压制与消弭爱国学生运动奉送上借口。总之,一旦学潮发生,学生所蒙受的损失大大超过学潮所产生的作用,这是蔡元培对包括“五四”学潮在内的所有爱国学潮的基本衡估。后人没有必要为尊者讳,更没有必要把蔡元培塑造成支持与领导“五四”学潮的历史人物。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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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历史》为虞云国的随笔文集,分为“人间情怀”、“书里书外”、“文史酌谈”以及“自家园地”四大部分,主要收录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如何应对外部世界”、“萝卜青菜,各取所爱”、“伏尔泰名言与袁腾飞事件”、“黎东方:完美的历史说书人”、“皕宋楼藏书去国百年祭”、“保圣寺的联语与塑像”、“口袋本摭谈”等作品,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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