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8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振鹤 页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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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取名《长水声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声闻”两字相连,中国古代文献早就有了,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但本书名与此无关,借的是佛家的意思。《大乘义章》云:“从佛声闻而得道者,悉名声闻。”意思就是亲聆释迦牟尼教诲,而由之得道的徒众也就被称为声闻。我自不敢说已经得道,但从其骧师声闻则有一十四年,感恩莫名。谭师故里嘉兴,古名长水,故老师之文章结集为《长水集》,此处即以“长水”代吾师之讳,以“声闻”为亲聆教诲之门徒自况,取小集名为《长水声闻》,以怀念先师耳提面命之恩。在复旦三十年没有想到那么快就过去了。对我们这些人而言,上比不得科班出身的老师,下不及今天研究生入学水平的正统。我们运气不佳,在精力与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时间几乎是白白浪费过去,对我而言,这段时间有十五年之长。但是我们也总算有点运气,终于等到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的这一天。而且我们也有些准备(这是指在任何环境下能够坚持读书的广泛意义上的准备,并非预知今后可能参加考试而做的有计划的准备),所以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才能够抓住。于是在三十七岁——这个年纪现在已经是当教授的时候了——才学吹打,真的是从头学起——以一个十五年工龄的煤矿助理工程师身份,考上“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入复旦大学开始学习历史地理学,又因缘凑巧成为1983年全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以后就留校执教,一至于今。这三十年的开端十分地偶然,偶然到只要缺少其中一个因素,也就不会有这本三十年集行世。这个偶然的开端我在《角色的转换》一文中以及本集中的《1978年日记摘录(附按语)》中已经写到,这里不来重复。
内容概要
“三十年集”系列丛书的作者是一批如今活跃在学术界和文化领域的著名学者与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生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三十年是一段重要而又特殊的生命旅程。 1977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一批“知青”的命运由此而改变,并被投入到与先前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时代洪流之中。在这潮头多变的三十年里,他们执著地行走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性格;在汹涌而来的滚滚红尘中,也不曾失却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为着一个信念、一份眷恋,他们不懈地寻觅着。这里的每一本书所记录的就正是他们自己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他们的经历、感受、体悟、思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姿态。 这是他们个人的独特道路,也是我们时代的独特风貌。
作者简介
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古籍规划整理出版领导小组成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治历史地理学。创立政区地理概念,将行政区划史研究延伸至断代的变迁,并进行政治地理研究。创新文化地理研究,开创历史语言地理与宗教地理研究,并倡立文化语言学概念,提倡语言接触研究方向。
主要著作有《西汉政区地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方言与中国文化》(合著)等十余种,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正在主编十二卷本《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论著曾多次获全国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曾先后到德国哥廷根大学、爱尔兰根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关西大学、东洋文库,香港城市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任教或任职。
书籍目录
前言一九七八 1978年日记摘录(附按语)一九七九—一九八〇 西汉长沙国封域变迁考一九八一—一九八六 西汉大长安地区人口估计 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九八七—一九八八 从北到南与自东徂西——中国文化地域差异的宏观考察一九八九—一九九三 长久保赤水和他的中国历史地图一九九四—一九九六 秦汉风俗地理区划浅议 “存史”应是评判方志质量的主要标准——评《黄浦区志》一九九七—一九九八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的社会文化背景一九九九 晚清上海书院西学与儒学教育的进退二〇〇〇 《六合丛谈》综论二〇〇一 早稻田大学所藏《西域水道记》修订本 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二〇〇二 历史学:在人文与科学之间?二〇〇三 《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二〇〇四 西洋古地图里的中国——记香港科技大学西洋古地图特藏二〇〇五 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 十六至十九世纪中国的通事二〇〇六 以农为本与以海为田的矛盾——中国古代主流大陆意识与非主流海洋意识的冲突 翻译《几何原本》的文化史意义二〇〇七 韶关——晚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 晚明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的两个表征 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 《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为说二〇〇八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晚明中国和朝鲜的交错影响附录一:学术年表附录二:更重要的是录取公平
章节摘录
插图:按:我是1963年大学毕业的,工科五年制(当时学习苏联,理工科皆为五年制。没想到三十多年后我的女儿也读过一个罕见的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马田煤矿,当了八年技术员,即现在的助理工程师。之后又被调到岳阳地区煤矿,这时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一半。我因为“文革”之初颇有些造反行为,所以此时算是被“逐”(因为是技术人员,不是官,所以不敢用“贬”字)了。马田煤矿虽然不大,但到底是当时湖南第一大矿,真的是在采煤,但这个岳阳煤矿就有点是胡闹了。岳阳一带本没有煤的蕴藏,有的只是被称为石煤的有一定含碳量的石头。这种石煤发热量只有一千来大卡,比北方一些煤矿丢弃不要的煤矸石的发热量还要低。但为了在政治上破除刘少奇的湘北无煤论——当然没有人真正去计较过刘少奇是否说过那样的话,并不计算经济得失,就召集一批人到岳阳附近的临湘县五里牌地方进行开采。挖了几年以后,发现那里的石煤实在不能用,于是又转移到岳阳县新开塘,这时矿领导已经换了三茬了。1978年初,我正在这个新矿址进行电力线的敷设工作,早就听说恢复了的高考制度不但限于招考本科生,还将这一政策扩大到研究生的招收了。我已经忘记了具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据北大温儒敏的回忆,说是“1977年10月22日,电台广播了中央招生工作会议的精神,要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号召青年报考”。温儒敏这个记忆应该靠得住,因为这个日子正是在上面提到的国发文件之后十天。但是这一通知与我却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时年龄设限是1942年3月1日以后出生者才有报考资格,我是1941年3月生,已超过一年。其时尚不流行今天运动员或增或减虚报年龄的潜规则,也不兴反复改动户口本的招数(今天或为推迟退休报小年龄,或为福利分房虚增马齿,据说皆属司空见惯),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擦身而过。但未曾想,后来这个限制却放宽了。我记得,某日,我与妻子到粮店买米时,偶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面报道说教育部为了怕“十年动乱”以来所积压的人才不能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将报考研究生的年限放宽至四十周岁,这一放宽,我却有三年的富余,因为那一年我是37岁(近查档案,教育部(78)教高字227号文件说:“为了广开才路,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决定放宽报考一九七八年研究生的年龄限制。凡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以后出生的均可报名。”后来还将报名截止时间从3月31日延长到4月10日)。看到报纸上的消息,我动了心,于是与妻子商量,既然机会已经一再逼人,是不是去拼一记呢?当时我们所在的煤矿条件很恶劣,干部与工人不是住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房里,就是借农民的房子住。我的住房是农村一个旧粮库的一角,天天晚上都有老鼠大肆活动,连我的小女儿听到吱吱声都不害怕了。一旦我离开这里到大城市去读书,她们母女俩在位于偏僻乡下的小煤窑将无依无靠,而且还不知读完研究生以后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硕士毕业后仍然没有留在上海的十分把握,尽管导师谭其骧先生对于我当时不能马上留校一事十分震怒),但妻子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了我。后来证明这是她一生作出的几个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如果没有她的首肯,我其实是走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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