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

出版时间：2008-12-1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弗朗索瓦·基佐  页数：454  译者：张清津,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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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之路，建设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长期追寻的一个梦想，亦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观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主旋律，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一思想启蒙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学界从西方翻译出版了大量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近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名著，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和民国以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19世纪法国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FGuizot）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佐有选择地阅读历史，并坚持历史的延续性和长期格局，指出在法国乃至欧洲，自由是古老的，而专制才是近代之事。基佐以大量的法国和英国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将宏大的历史叙事风格与哲学归纳的特定才能以及政治应用结合起来，通过对欧洲代议制机构的全面研究，审视了自由的古老根源以及代议制政府的合理性。

作者简介

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曾在巴黎大学任近代史教授，并先后担任内务部秘书长、内务大臣、国民教育大臣、外交大臣、首相等职务。他赞成君主立宪制，主张与英国结盟，维持对外和平。他反对专制，力主自由。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英国革命史：自查理一世登位到逝世》、《欧洲文明通史》、《法国文明通史》、《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等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

书籍目录

译丛总序自由基金版序言自由基金版编者按序言第一部分  1-11世纪英国、法国、西班牙的代议制机构　第一讲　　历史与文明的同步发展 　　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方法上的两个错误：或轻蔑或过度赞美  　　当代使命（vocation）的历史公正性　　欧洲的政治制度可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代议制政府是这些机构的一般的和自然的目标  　　本次课程的目标：探究法国、西班牙和英国代议制政府的起源  　　从事这一研究的恰当的精神状态　第二讲　　4-11世纪欧洲政治制度的一般特征 　　罗马帝国政治上的呆滞 　　日尔曼入侵略的进程  　　盎格鲁一撒克逊历史概览　第三讲　　本讲的主题 　　研究制度所需要的关于自然人的身份的知识  　　在社会身份分类上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必要区分  　　盎格鲁一撤克逊国家中人的身份  　　乡绅和自由民（Ccorl）  　　中央和地方制度  　　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地方制度的主导性  　　其原因　第四讲　　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地方制度  　　领土划分：其起源及双重目标  　　这些地方社团的内部政策  　　郡法院的重要性：其构成与特性  　　陪审团的复杂起源  　　盎格鲁一撤　　克逊的中央机构  　　平民议会(Wittenagemot)：其赖以建立的结构与原则 　　盎格鲁-撤克逊君主制中大地主日益增加的优势　……第二部分　有关英国代议制政府的论文，从威廉征服英国到都铎王朝译后记

章节摘录

先生们，这项研究需要一个与之相关联的中心——因为事实的数量如此繁多，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将它们和谐地联结在一起的纽带。这个纽带存在于事实之中——任何事情都是靠不住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在道德领域并不少见，正如它们在物理领域不少见一样。道德领域有其自有的法则和活动，就像天体系统一样；它赖以运行的秘密越深奥，人类智力就越难发现它。我们着手这一调查是如此之晚，以至于那些业已发生的事件可以起到指导我们的作用。政治发展秩序中欧洲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没有必要询问某些哲学假说，因为它们本身也是不确定的和不完全的。根据本话题的普遍看法，有一个制度在整个欧洲都在显示或宣告自己的存在，它明确地一直遵循着同一原则，起始于同样的需要，趋向于同样的结果。代议制形式的政府几乎在每一处都有需求，都能够被认可或建立。这一事实既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瞬间精神错乱的征兆。它无疑植根于这个国家过去的政治生涯之中，正如在当前情况下它仍拥有此动机一样。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过去，我们将随处看到各种各样的尝试——无论其成功与否，这些尝试或者是有意识地试图让这一制度自然地产生，或者是采用相反的力量来强制得到它。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和瑞典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例证。如果我们着眼于某一个地方，我们将看到这些尝试不仅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还保持了历史连续性；在另一个地方，它们甫一出现，就被扼杀于摇篮之中；在第三个地方，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政府自身的联合。它们的形式和它们的命运一样形形色色。只有英国仍在不间断地坚持斗争，并最终享受到了完全胜利的成果。但无论在什么地方，它们一旦诞生，就会对国家的命运产生影响。最终，由于在欧洲大陆再也找不到代议制政府的影子，而只有在大不列颠的议会之中才能看到它，于是一个所谓的天才对它的起源发出了质疑，他说“这一崇高的制度是首发于德国的森林之中的”，整个欧洲的祖先也是从那里走出来的[2]。

后记

基佐的《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这个中文译本，是根据自由基金的英文版翻译的。去年四月，韦森教授将基佐这部书的英文稿寄给我让我翻译，并打预防针说，这本书的翻译难度很大。果如其言。该书的翻译难度，不仅仅是其自由基金英文版采用的是“18世纪的优雅英语”，而且还体现在其内容和词汇上。18世纪的英语美则美矣，但动辄五六行之后才见一个句号的句式，却使译者大费周折。而且本书是基佐的一个讲义，具有很强的口语风格，句子结构自然不同于寻常学术著作。好在韦森老师一再强调，该书学术价值颇大。

用户评论 (总计5条)

•   很佩服这套书的主编，选题很好，都是被中文学术界忽略或是冷落了的好书，这本基佐的讲义，也是如此。这本书是基佐在1820年至1822年间在巴黎的学术讲义，讲义曾被书商私下出版，基佐又费了很大的心力进行修订，出版了更完善的版本。而中文本是根据英文译本转译的。今天书刚到手，只简单翻了翻，十九世纪的法国，出了很多理性的自由主义人物，基佐、托克维尔、贡斯当都是，他们的智慧和判断，即使在100多年后看，也仍然难以逾越，可能这也是法国现当代会出那么多稀奇古怪的学派的原因吧。基佐、托克维尔他们，和伏尔泰一样，对外国的优点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也很热切地想引进到法国，尤其是对英国的经验主义、宗教宽容、代议制政府，美国的共和民主、总统制，都有清晰的认识，基佐的讲座中，有正好一半的篇幅是对英国代议制进行分析，也可见他对英国的重视程度。基佐对专制的分析也很犀利，有一段话，现在看，倒是非常有趣：“专制主义众多的缺陷之一，就是随着它财富的减少，它所需采取的紧急措施就越多；它越虚弱，就越需要浮夸；它越贫穷，就越想花钱。”翻译准确不准确我不知道，不过从中文来看，至少很流畅，译得应该还不错。
•   这么经典的书，翻译者学术功底不敢恭维，不少名字，制度翻译的莫名其妙
•   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讲述英法特别是欧洲的宪政史
•   书本身比较好。名著。很厚。内容比较难读哦。
•   　　
  　　民有、民治、民享，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三大理想，然而，这种表述并不严谨，因为民主制度只能做到民有和民享，却无法实现民治。
  　　
  　　民治，即人民参与治理。古雅典民主即如此，所有公民必须在公共事务中承担职位，表面上看，这很理想，但实际上却相反。这些公民官员的任期不长（半年到一年），专业度不够，几乎没有工资，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相互推诿等，为减少任职对生意的影响，富人往往雇他人代行，结果公共秩序反而走向流氓化。
  　　
  　　雅典民主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有奴隶存在，他们从事“卑贱”的工作，以维持公民的体面，二是雅典商业发达，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民主运转。
  　　
  　　然而，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展，雅典经济入不敷出，民治不仅没增加凝聚力，反而让贵族们更倾向于媾和。最终，专制战胜了民主。在西方漫长的文明史中，“民主”在更多时候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它一没有增加国家实力，二没有维护正义，比如雅典就用投票的方式杀死了苏格拉底，仅仅因为他的理论不能被大家接受。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民主》中，在肯定美国式民主的先进性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忧虑：竞选制度很可能成为选秀节目，政客们变成了戏子，人民并不关心谁是对的，而是看谁能左右公众情绪。
  　　
  　　潘恩也意识到类似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代议制”不可避免，因为民治最大的局限在于效率太低，要征求人人的意见，往往错过解决问题的最佳机遇，所以只适合人口很少的城邦国家，根本无法适应现代的民族国家。
  　　
  　　然而，“代议制”必然会产生一个精英层，这将构成对普通人的压迫，如果精英层内部媾和，他们完全可能站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
  　　
  　　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即如此，他们名义上要为民意代言，但实际上却在维护皇家利益，所以每到崩溃期，精英与人民的关系便异常紧张。在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精英无有效约束的手段，故缺乏信任，很容易走向反面，即沉入倒对人民无原则的信任中，将人民看成是一切正面价值、正确抉择的来源。于是，从暴民到暴政，历史走入循环。
  　　
  　　本书是佛朗索瓦•基佐的巨著，试图从观念史的角度为我们解读欧洲代议制的产生与发展，尤其是对社会共识达成过程的深刻揭示，于今天中国读者尤其有益。
  　　
  　　人类社会差异虽大，但从根本上看，有相似之处。我们有共同的误会，也有共同的偏执，但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差异性是相对的，共同性是绝对的，中华文明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大潮中，所以我们应该多了解别人历史进程中的幽暗与艰难，以为镜鉴。
  　　
  　　走出民治的误区，但要直面精英层带来的问题，着力于监督与约束的解决方案，这才是务实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