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业松  页数：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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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包括鲁迅课、从注释到文学史、“胡风问题”、舒芜研究、人品和学问六、 “学科”与“方法”、文学期刊与当代创作、今三十年等内容，供广大读者参考。

书籍目录

题解一、 鲁迅课重读《呐喊·自序》鲁迅文学的再认识暗夜的苦痛和想象复旦大学课堂上的鲁迅二、 从注释到文学史“历史文本”是这样被构造出来的应该再注一注《周作人全集》文学史线索中的巴金与鲁迅三、 “胡风问题”胡风理论的错位与遭际胡风问题的三个论域四、 舒芜研究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舒芜的两篇“佚文”五、 人品和学问贾植芳与《贾植芳文集》“贾拒认舒”材料补贾植芳先生的学术贡献六、 “学科”与“方法”略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前景文学研究中的“上海”主题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七、 文学期刊与当代创作文学民主与个人才能《上海文学》点评四则关于台港暨海外华文作者的文学身份本地化向“新概念”要求“概念”八、 今三十年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叔叔的故事》的文学史意义如何评价《兄弟》新世纪小说三记代跋：贾植芳先生的最后时刻

章节摘录

　　一、 鲁迅课　　重读《呐喊·自序》　　讲鲁迅精读的课，逼迫我重新去看一下鲁迅的作品。重新去看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得到一个——夸张一点说，得到一个震惊体验。什么震惊体验？就是把《呐喊·自序》这样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文本，再读一遍，再去想的时候，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东西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　　我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作品是鲁迅作为新文学作家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在他的人生历史上第一次回顾他作为作家的成长史。这一个作为作家的成长史，当然从整体上我们去注意它，是因为它记载了鲁迅从不写到写这样一个转折的过程。那么我从里面读出来的反而是鲁迅对他自己的，不仅从不写到写这样一个大的范围，而且是他为什么要写，写什么，写的这些东西当中他记载了什么，对这样一些问题的一个非常老实的交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呐喊·自序》最后谈到他是在金心异的促动下做起小说来，做小说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又被金心异激动得热血沸腾了，而只不过是要“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聊以慰藉”这个说法里面我觉得就包含着鲁迅对他的创作效果的一个预期，这个预期不是高的。他从自己过去的经验中已经得出结论，自己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从他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出来，他对自己现在勉强地去作出表达以后，会带来什么效果，或者推广一点说，对整个新文化运动会带来什么效果，他是没有绝对的信心的。而只不过，像我们从他后来的创作当中反复印证过的，他是在做着“跨进刺丛里姑且走走”的尝试。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时下中学生对语文课有一段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乃至于《纪念刘和珍君》等名篇被“请”出中学语文课本。鲁迅是否真的不适于这个时代了呢？
  　　
  　　　　我一直以为鲁迅不是不能讲，关键是谁来讲，怎么讲。如果是像陈丹青那样“笑谈大先生”，自然好听。要是按照所谓的教学大纲照本宣科，我想那肯定是要倒胃口的。
  　　
  　　　　刚好收到复旦学者张业松的新著《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学课堂上的精彩鲁迅。该书第一辑便为“鲁迅课”——“鲁迅精读”原是复旦中文系的必修课，后又成为一门面向全校的公共大课。三年的授课经历，让讲者张业松收到了教学相长的益处，而台下学生的反应也是相当好——这再次说明，鲁迅不是不能进今天的校园，而是怎么进法。“以标准答案的习得为目的的课堂教学只是‘阅读暴力’的一种最普遍、最粗浅的表现形式。”这句话对中学、大学普遍存在的“怕上鲁迅课”，怕是一语中的。
  　　
  　　　　鲁迅童年的柜台阴影
  　　
  　　　　浓缩在这本学术著作中的，不乏可圈可点的新意。在首篇《重读<呐喊·自序>》文中，张业松便写到自己的震惊体验：即鲁迅写此序时为四十岁的年纪，仍旧记得小时候当铺柜台上的人的脸色，“也许今天柜台上的人对他脸色好一点，他就高兴一点；明天这个柜台上的人特别不耐烦，他就觉得有非常沉重的失落感。这样的一种敏感所造成的痛苦，我想是导致了后来的鲁迅在作品当中，我们说他眼光毒辣的一个来源。而且除了眼光毒辣以外，我还想，这个东西——两条柜台，可以让他记到超过四十岁，那么这两条柜台带给他心灵的创伤，和他对这种创伤的不愿意遗忘，一定是非常深的。”
  　　
  　　　　这段精神分析对我们从人的角度理解鲁迅，理解鲁迅的文本，是值得赞许、有所帮助的。
  　　
  　　　　再如《孔乙己》这篇，以前总是说揭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现在孔乙己已经和茴香豆、咸亨酒店一起成为一笔散发着脉脉乡情的不小的旅游资源。张业松却提出：《孔乙己》“绝对不是一个温情的纪念碑，相反，它应该是一座耻辱的纪念碑，一个环境的耻辱的纪念碑。”孔乙己先后失意于长衫与短衣两帮客人，他试图向作为叙述者的酒店小伙计去找安慰，然而在鲁镇这个环境中，是绝对的冷漠，绝对的无情，是坏到底的。唯一对孔乙己寄予同情的那个人，是不出场的鲁迅本人。
  　　
  　　　　鲁迅不同于传统中国作家的一个重要之处即在于：对个体生命的珍贵和个体生命的唯一性的尖锐的意识。
  　　
  　　　　同样有对鲁迅情爱层面的考量。张业松认为，在《呐喊》时期，鲁迅实际上是很认命的，他准备当到底一个旧家庭的长男，孝敬母亲，帮助弟弟，维持一个大家庭的运转。为此他拼命工作，一方面当官有一份收入，一方面在大学里兼课，同时更多地写作，目的只有一个，赚更多的钱。这时的他完完全全放弃了个人幸福的追求，“他不去想把朱安休掉了自己找一个新太太，组建一个小家庭，没有这个念头的。所以干得也是不亦乐乎。那时候虽然身体也不是太好，可是还是拼命地干。”
  　　
  　　　　与周作人兄弟阋墙之后，他才被迫去独立生活，重新买了一个非常破的房子，“他本来希望朱安能继续住在八道湾或回老家，可是朱安表示仍要跟着他，他只好把她接出来。那两年他个人经济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非常拼命。”这段分析把鲁迅还原到一个男人，一个哥哥，一个丈夫的层面。因此，不必怀疑欠缺恋爱经验的鲁迅何以能写出《伤逝》这等纠缠于情感的小说，“他不是没有理由的，他确实有自己的体验在里面。”
  　　
  　　　　再论舒芜
  　　
  　　　　张业松师从于陈思和，是贾植芳的再传弟子，属于胡风那一脉，溯源而上，又是鲁迅的一个支脉。或许由于这一路的师承关系，造成他作为一名文学研究者，在学问之外格外强调对传主人品的关注。本书另一个惹人遐想的地方，就是关于舒芜的研究。
  　　
  　　　　出身桐城方苞后裔的舒芜原名方管，与胡风、路翎等同为“七月派”作家。上世纪30年代，他还是在嘉陵江畔和路翎一起辩论哲学问题的好友。1952年，舒芜相继公开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率先点了老朋友路翎以及吕荧的名字，从而揭开了“胡风集团”冤案的序幕。因此案牵连而遭厄运的人不计其数，几个主要人物死的死（如阿垅、方然），疯的疯（如胡风、路翎）。因检举有功，舒芜本人从偏远的南宁被上调至京城，然而时隔不到两年，他又立马从“立功”者变成了“右派”，同样成为被打倒的人。这戏剧性的一幕，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永远耐人寻味的一则往事和公案。
  　　
  　　　　如今“七月派”作家差不多凋零殆尽，舒芜先生高寿，还能偶尔口述笔录，而他的长论又常引来是非公案。李辉曾撰文，称“在胡风事件中‘主动告密’永远是舒芜的历史尴尬。”而早在十多年前，张业松便编过一本关于被摧毁的“文坛天才”路翎生平的《路翎印象》，舒芜那篇极具史料价值的《致路翎的公开信》因为某种原因，在原书清样后被撤下。
  　　
  　　　　此次出书，张业松展现了他在舒芜研究上的功力，书中收录的两篇长文：《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和写在胡风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的《舒芜的两篇“佚文”》，以摘录舒芜当年反“胡风集团”原文的方式，几乎是逐段逐段地向历史“开炮”，具有不可多得的文史价值。舒芜五十年前的那番行为，究竟是“卖友求荣”，还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过分积极”和“不自由”，或者只是在一出荒诞剧中扮演了一个滑稽的“小丑”？作为后来者的今人，无语亦无从语；作为当事人，是贾植芳口中的“历史无情而又有情”，是何满子口中的“不妨说，他（指舒芜）也是历史的受害者”。
  　　
  　　　　想起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文怀沙事件”，不由有所悟：真相似乎总是在迷雾中，又总是能一戳即破。
  　　
  　　2009年，都市快报，独立书评。
  　　
  　　
  　　
•   　　《文学课堂与文学研究》并不是一本好看的书，也许还能说是一部难看的书。书的构成杂乱，几乎看不出各章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并从各章的内容来看，似乎是将作者各个时期所写的文章，一并课堂授课的笔记集中而成的东西。
  　　
  　　自然，正如这本书的题目所提示的那样，作者本来的目的似乎也只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文学教师的经验。但又很显然，作者并不满足于纯粹的传道授业解惑，他还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又或者是不希望读者们忘记。
  　　
  　　这本将近三百页的书我看得并不认真，充其量只能算是草草的浏览了一遍。其中，引起我的兴趣并认真阅读了的只有第一章“鲁迅课”、第六章“学科与方法”以及终章“今三十年”。
  　　
  　　在第一章中，作者放下学者的“臭皮囊”与学生教学相长的教学态度，和将鲁迅从坚硬的神座上拉下，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角度来阅读鲁迅的姿态值得钦佩。但仔细想想，那莫不是一个大学教师本来所应有的面孔吗？回想起不久之前某些高校教师不可一世地叫嚣所谓“师道尊严的衰落”，便知道民主与平等这两个字有多么沉重。
  　　
  　　 第六章中所收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也许是本书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面对“90年代文学的文学史定位”，作者提出，“90年代的文学变化，意味着随20世纪自成段落的中国现代文学可以在20世纪的最末两年获得它的有效断限”，而随着旧世纪的终结于新世纪的开始，“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将是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的主要根据在于，从五四开始的过往近百年的文学，都是在“启蒙”“解放”“反抗”“民族独立”等时代主题下所产生的，作者把这种状态叫做“共名”。而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者们开始脱离时代的主题，又或者说具有向心力的时代主题已经消亡。而当文学者在创作时不再执着于时代主题，而是回归个人的独立性上时，“我们期待已久的文学转型也就真正来到了”。
  　　
  　　不得不承认作者的看法是符合当下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的，但也正是因为符合，就不能不为之痛心。据说作者所在的复旦大学新出了一套中国文学史，同学告诉我说其主要观点是要摆脱以往阶级斗争的理论，从“人性”的角度重建文学史。听来好像很美好，想想却很可怕。文学体现文学者的性情，书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亦或是一群人的人性，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如果连文学都不去关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难道要等着科学家们用尺规、试管、显微镜和手术刀来“关怀”我们吗？
  　　
  　　只不过，所谓“人性”，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又或者说，一个人的性格与情操，到底要如何才能体现呢？空洞地去谈“人性”，又或者简单将“人性”等同于“个性”,亦或是等价于诸如“个体本位”之类抽象的东西，真的有多大的意义吗？
  　　
  　　 作者也承认，“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和动力，是个人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无论在何种时代何种社会，一个人只要仍然生活在人的社会中，他的真性情便只能在于社会的“抵抗”中获得。
  　　
  　　遥远的魏晋时期那些狂放激昂的文人隐士们似乎能超脱社会而追寻自我的真性情。但若是仔细想想，陶潜、阮籍、嵇康若真是逃脱了社会，费劲心机书写诗作文岂不是多此一举？所谓隐士的“隐”，大约也是他们抵抗社会的一种方式吧。鲁迅说，“世界果真只不过如此吗？我要反抗，试他一试”。文学者的态度，便应该是那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