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6-12 出版社:复旦大学 作者:万解秋 页数:234
内容概要
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各主权国家最为关注的话题。FDI(外商直接投资的简称)在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尤其在沿海发达地区,FDI对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更为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FDI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也被政府和学界提了出来。FDI对经济安全的影响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可以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不同的结构上来把握,但其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本书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外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技术溢出效应、市场扩张效应、贸易溢出效应等专题阐述了FDI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其得出的结论是发人深省的。
作者简介
万解秋,兰州大学经济学学士,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1983)和博士(1999),1986年起在苏州大学商学院任教,1988年任副教授,1994年任教授,1999年起任金融学博士生导师.商学院院长。主讲课程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现代货币金融学、投资理论和实践、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现代企业制度、货币金融理论、银行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外商投资等、近年来在对外开放和国际投资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论文,获得了多项奖励。主要代表作有 《价格机制论》,上海三联书店,1 987年; 《政府推动与经济发展》,199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企业融资结构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作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有关论文研究散见于各类专业学术期刊。
徐涛,安徽大学英语系学士,苏州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2003年起在苏州大学商学院任教,任金融系讲师,主讲投资学理论和实务、金融工程、现代金融文献选读等,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中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
书籍目录
导言 一个外商投资的新时代第一章 FDI与国家经济发展关系概论 一、导言 二、FDI的兴起以及引发的问题 三、FDI在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四、FDI的大规模进入和“投资热土”的形成 五、FDI进入的影响与作用:是外资利用了中国市场,还是中国利用了外资 六、FDI与国家经济安全: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第二章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导言 二、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三、中国利用外资的进程和现状 四、FDI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探讨 五、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数据选取 六、实证分析及其结果 七、主要结论第三章 FDI与技术进步、创新关系研究 一、导言 二、文献综述 三、理论和模型分析 四、实证分析 五、简要结论第四章 FDI的进入与国内市场的扩张效应 一、 导言 二、 文献综述 三、 理论分析 四、 实证分析 五、 内外资企业相互激励的机制和事实 六、 简要结论第五章 FDI与中国的国际贸易关系研究 一、导言 二、FDI对中国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 三、FDI对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影响 四、FDI与中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研究 五、FDI与中国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 六、简要结论第六章 FDI与中国国际收支变动趋势研究 一、导言 二、FDI对一国国际收支影响的理论 三、FDI对一国国际收支变动的短期影响分析 四、FDI对一国国际收支变动的长期影响分析 五、简要结论第七章 FDI的地区分布差异:形成及其影响 一、 导言 二、FDI分布差异的现状分析 三、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特点 四、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五、外商投资分布的区域差异对资本形成的影响 六、简要结论第八章 FDI的持续性与长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导言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突破:FDI的密集进入 三、FDI与市场整合、技术溢出以及结构变革 四、FDI与长三角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五、简要结论第九章 FDI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一个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一、导言 二、FDI的持续性和经济的增长、稳定性 三、FDI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经济主导性问题 四、FDI对于企业产权和经营机制的影响 五、FDI与地区经济差异、收入分配问题 六、简要结论主要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对外开放和FDI的大规模进入,使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一块热土?这几乎是一个令所有人费解的谜,FDI突然爆发的现实对于以往的理论和分析判断提出了质疑。 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原因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伍德沃德和罗尔夫对于对外投资形成要素提出了“市场导向”和“出口导向”的两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会吸引外资进入,而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加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会吸引外资进入从事加工出口,以此可获得较高的加工利润。而巴克利则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丰富而廉价的原材料、低廉的人工费用和加工成本是吸引外资进入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外商的直接投资需要这些优越的条件。 后来,经济学家邓宁进一步总结了外资进入的条件和原因,提出了“市场”和“成本”两要素理论。“市场”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需求购买力,它是外资进入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成本”要素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生产成本具有比发达国家更为低廉的优势,包括了这些国家所拥有的丰富而廉价的原材料,这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动力因素。 进入19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市场占领和分割垄断的功能,形成了一种“市场导向型”的对外投资;还有一种对外投资是“成本导向型”的,投资所追求的是获得较低的加工成本和廉价的原材料,这种投资只是要寻找到一个低成本的加工基地,而市场则可能在世界各地,两者都可能成为吸引外资进入的原因。 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外资进入的条件和吸引力问题,提出了市场导向、资源导向和出口导向(成本导向)的理论,而将其概括起来,也就是一个市场导向型的外资进入论和出口导向型的外资进入论。而从中国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的政策、目标和市场结构看,FDI的进入既有市场导向型的,也有出口导向型的。1980年代开始进入中国的港澳台资本和其他东亚地区的外资,是寻找低成本加工基地的出口导向型外资,它们进入的基本动力和利益是获得较低的产品加工成本,而产品的市场一般是在欧美;而欧美以及部分日本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投资,是市场占领型的,它们对华投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产品市场,汽车、家电、化工、食品等行业是它们投资的重点,这部分资本表现出了明显的市场导向型。而且跨国公司对于开放初期的产品出口比例限制或外汇自我平衡要求有着强烈的不满,体现了其占领中国市场的强烈欲望。因此,简单地将FDI的进入原因归结为市场导向或成本导向并不确切,因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体制框架下,FDI的进入目标和动因是不一样的。从我国开放初期的市场结构和体制看,FDI进入中国是由市场和成本两要素同时决定的。用一个简洁的定义来概括就是:欧美日的跨国公司是由国内市场引导进入的;港澳台及东亚地区的中小企业投资是由成本导向进入的。 从一般的分析与观察看,中国在1970年代末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引发外资来华投资的基本原因。但允许外商来华投资的政策还不是FDI大规模进入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引发外资的大量进入,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地区,除了“四小龙”以外,外商的直接投资也是十分有限的。而FDI在发达国家的“铁三角”以外对于中国的投资是十分特别的事件,具有特殊的诱发因素。在1990年代中到21世纪初,中国每年吸收的FDI超过了400亿美元,2002年以来超过了500亿美元,这一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期的外资进入量。中国吸引外资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如何来解释这个特殊的现象呢? 问题要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结构和开放政策的要素来发现原因。我们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以来一直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市场对外完全封闭,工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全部依靠自己,这种自我开发是在极低水平下开展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而且这种自我发展过程一直在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处于停滞状态,使得生产技术、产品加工能力、经营管理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越拉越大。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差距的巨大落差体现了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经济优势,发达国家的企业拥有了明显的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而这种优势的落差一旦发生转移和流动,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生产能力提升和效率释放,无论在国内地区间还是国际间,技术优势的转移和流动将会带来巨大的“结构生产力”,引发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技术快速进步和经济发展。当然,技术差异和经济能力落差的存在仅是结构生产力释放的可能性,要变成现实,还需要有其他的条件。 这种条件长期以来一直为我国的封闭体制所扼杀;因为我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和建立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禁止外资的进入和竞争,国内市场完全封闭。 而一旦打开这种封闭结构,形成市场的开放和技术转移的条件,巨大的结构生产力就将被释放出来。 从技术角度看,拥有无法相比的优势;从产品的角度看,落差巨大,市场具有巨大的空间;从经营和管理的角度看,企业的效率差距也十分明显。外资企业的进入具有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看,这是一个与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相联系的指标,具有一定的动态变化性。在进入1970年代末以后,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0亿,市场的需求量十分庞大,但人均收入水平极低,还不到100美元,实际的购买力很低。在国内市场封闭的条件下,国内的生产供给能力也十分低下,大量产品处于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状态处在一个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和潜力十分巨大的状态。市场潜在的需求在封闭的条件下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市场购买力,在供给体系受严重压制的情况下,它是难以对市场产生拉动的。因此,从当时的市场结构和容量看,这不可能对外资的进入有真正的吸引力。 但是,潜在的市场需求有可能被激发出来,这主要是因为: (1)市场的开放对国内消费体系的刺激和带动,由示范效应带动市场; (2)由外资引入的新技术、新产品对国内市场消费者的引导开发; (3)国内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三个要素在当时都有积极的发展趋势,对外资产生了吸引力。国外市场新技术、新产品的示范带动在长期封闭的市场开放初期具有强大的作用,形成一浪一浪的消费攀比热潮,从当时的服装、家电、食品、日用消费品的消费变动趋势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从新技术、新产品的市场介入效应看,它具有强烈的市场带动和开发功能,可以使国内市场得到推动和发展,这是技术带动市场的一个基本原理,在当时开放初期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可口可乐、快餐、化妆品、家用电器等均是在外资新产品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而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潜力,也为外资所预测到了。随着开放和国内体制改革,个人的收入将迅速上升,而且收入的差距因为市场竟争因素的引入会拉大,引出不同的需求群体,这意味着市场潜力将扩大,外资正是看到了这种结构变革的趋势,才开始把中国作为新的投资重点。 从1970年代末开始,外资就开始了小规模的试探性投资,整个1980年代的外资投入不超过50亿美元,从事的是服务业、加工出口业,和国内消费品的生产与销售。这种投资规模和当时的政策限制、市场情况是适应的。 除了吸引FDI进入的必要条件外,还需要有外资进入的一系列充分条件,这包括了国内经济体制、政策因素和国外投资国以及企业的状态、条件。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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