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0-12 出版社:浙江大學出版社 作者:唐燮軍,翁公羽 页数: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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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貌似章节体实则专题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并将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首先在著述态度上,绝不预设理论框架或投诚于任何教条,也不以切合时宜为旨归,但以辨明事实真相、考究因果联系为怀抱;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则见贤思齐于乾嘉诸子的实证主义,既重视对相关传世史料的广搜精考,同时又尽可能博览内地及港台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在较好地融文本分析、史料考订于一炉的基础上,多角度、全方位地究明余姚虞氏的兴亡盛衰之轨迹及其宗族文化的主要内涵和显著特征。
作者简介
唐燮军,浙江鄞县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及中国史学史之研究,迄今已在《文学遗产》、《史学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并撰《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等论著三部。翁公羽,1971年生,浙江临海人,毕业于宁波大学,现任职于宁波市财政局。从政之余,雅好文史,尤其致趣于宁波区域文化之研讨和乡邦文献之整理。
书籍目录
引言 一、学术史回顾 二、写作的缘起和思路第一章 河姆渡文化: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前导 第一节 姚江平原的河姆渡遗址群 第二节 河姆渡人的生存环境和经济构成 第三节 河姆渡人的生活、艺术、信仰与科技智慧 第四节 河姆渡文化衰微的原因及可能的去向第二章 余姚虞氏的姓源辨析及其谱系考释 第一节 姓源辨析 第二节 谱系考释第三章 地方政经与区域文化——余姚虞氏的生存环境及其作为取舍 第一节 六朝政局中的宁波地方政情 第二节 六朝宁波地方经济的成长和区域文化的进步第四章 汉唐之际虞氏宗人行迹编年 第一节 从东汉桓帝延熹八年到吴末帝天纪四年(165—280) 第二节 从晋武帝太康元年到晋恭帝元熙二年(280—420) 第三节 从宋武帝永初元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420—589) 第四节 从隋文帝开皇九年到唐太宗贞观十七年(589—643)第五章 余姚虞氏在汉唐之际的盛衰沉浮 第一节 东汉中叶至孙吴中后期虞氏族势的成长 第二节 余姚虞氏的士族化 第三节 虞氏族势在南朝的起伏 第四节 隋唐政局中的虞氏宗人 第五节 对虞氏盛衰荣枯之检讨第六章 虞预《晋书》发微——对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族势升降与虞预的立身行事 第二节 虞预治学重心转移的社会基础 第三节 虞预《晋书》若干疑义的辨析第七章 汉唐之际的余姚虞氏与吴兴沈氏——中古时代两浙区域文化之异同的缩影 第一节 族势消长 第二节 门风变迁 第三节 家学传承 第四节 从虞沈二族之比较看中古两浙区域文化之异同第八章 结语:余姚虞氏宗族文化的传承与变异 第一节 宗族结构、宗族观念的趋向及其动因 第二节 虞氏宗人从政风格的异化 第三节 家学变易、门风变迁所隐含的文化意义 第四节 余论附录 1.汉唐之际余姚虞氏宗人有爵位者一览表 2.汉唐之际余姚虞氏通婚考 3.六朝期内虞姓中正考 4.虞预《晋书》辑校引用书目后记
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一种与北方仰韶文化半地穴式居室迥然相异的建筑物,河姆渡的干栏式房屋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因居住地的低洼潮湿所导致的危害,而且具有防止蛇、虫、野兽侵害的作用。与其说它是被动适应沼泽环境的产物,不如谓为旨在改善居住条件的主动创造。它既展示了河姆渡先民的建筑风格和水平,同时也纠正了那种认为只有金属工具产生之后才能出现榫卯技术的传统观念。正是它促成了穿斗式建筑结构的产生,并直接启示了楼阁的发明,最终导致阁楼和二层楼房的形成。被视为中国服装发源地的河姆渡遗址,其第三、四文化层出土了保存完好的成套纺纱、纺织及缝纫工具。其中,纺纱工具以陶、木、石纺轮为主;纺织工具大多由硬木所制,少数为骨、鹿角磨制品,分为梭形器、机刀、布轴、定经杆、绞纱棒、分经木、骨匕刀、综杆及齿状器等,均属原始织机上的部件;缝纫工具主要是骨针和一些细小的骨锥,数量不少的骨针长短在7~10毫米之间,一般磨制得精巧细小,后端穿有小针眼,部分孔径仅1毫米,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纺织技术的发展程度。同时出土的还有2股麻线和上百件苇席残片,表明河姆渡先民不仅会搓绳,而且会用芦苇编织苇席。从出土实物看,“这些席子是以本地芦苇为原料,……垂直交叉相互错开成‘人’字纹,经纬分明,条纹清楚,朴实无华。……主要用于铺盖房顶和分隔居住面,也是很好的卧具”②。
后记
“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吾既戚戚于曹公之自悲,复又无奈于职场之怪象,遂倾力湘素,始则乱弹中华姓氏谱之韩姓于丽娃河畔,继而细说曹操于sARs病毒肆虐之秋,本欲在探究吴兴沈氏宗族文化之后潜心研考六朝史学,不意重操旧业而再叙中古江南大族盛衰之迹,是为《汉唐之际的余姚虞氏及其宗族文化》。这部不很成熟的书稿,早产于阵阵的催促声中;她原本还将细察当下学界迄今未曾措意的若干疑难问题,譬如虞喜《志林》的内容和性质,又如虞世南的治学历程与其仕途进退之间的内在关联。然则扪心自问,该书稿尽管颇多缺憾。却也不乏可取之处。例如,她虽然未能论定余姚虞氏的祖世所出,却不但有力地否定了《元和姓纂》、雍正《慈溪县志》有关余姚虞氏族源的错误记载,而且准确指出了雍正《慈溪县志》所持“自上阳徙家来越”之说实乃取材于柳宗元《虞鸣鹤诔》;此外,她对虞预《晋书》的考辨,对余姚虞氏与吴兴沈氏的比较,对汉唐间两浙区域文化差异的抉发,诚然不无可商,却莫不有助于对此类问题的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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