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的理论分析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罗卫东  页数：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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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1978年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变迁已经进行了30年。社会各界都在进行纪念、反思，华人哈耶克学会也将2008年的学术年会主题确定为“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参加年会的学者所提交的、从奥地利学派视角分析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相关论文的汇编。　　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的理论意图是“古典的”，即试图发展一门解释以物质财富生产为基础的人类文明进步的科学，如一位学者所说：“门格尔对人类文明进步之道的论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套经济发展理论，而非静态的经济配置理论。”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门格尔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行动及其借以行动的知识。也因为如此，他对制度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中，提出了一套制度生成理论.通过对制度生成机制的解释，他也同时解释了经济是如何增长的，以及文明是如何生长与扩展的。

内容概要

　　收集了华人哈耶克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上的部分论文，涉及制度转型的一般理论、经济制度变迁、法律与社会制度变迁等主题，代表了中国的奥地利学派研究者试图解释中国30年转型经验的一次尝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一场剧烈变迁的过程，不仅是经济的长期而高速增长，法律、政治制度等也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些变迁，具有丰富理论资源，尤其是关于人、行动、规则、制度等深刻洞见的奥地利学派，完全有能力提供有效的解释。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奥地利学派对于解释这样的变化，具有特别的优势。因为借助丰富的制度比较研究，奥地利学派对于市场、法治、自治、宪政等制度机理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作者简介

罗卫东，哲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校长助理、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经济思想史等，著有《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等。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制度转型的一般理论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经济转型”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转型”从“一国两制”到“一制两体”——中国改革动力学的香港视角第二部分 经济制度变迁中国的“奇迹”：成因、问题与展望中国的经济增长能持续吗？——企业家视角的解读资源要素租金与国有企业改革——兼论重建“全民所有制”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奥地利学派视角下的中国宏观经济第三部分 法律与社会制度变迁30年法制变革之何种“中国经验”政府改革的理论研究：回顾、评价与展望税权法定：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词中国的改革历程与宪政出路——关于中国宪政前景的一个大胆猜想“中国30年改革的理论分析研讨会”综述

章节摘录

　　从奥地利主观方法论“经济转型”　　提要：虽然近年关于经济转型的文献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经济转型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有限。本文提供一个奥地利学派的“经济转型”理论。这个理论以人为本，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的概念，且着眼于人的主观思维、学习、期望、错误、尝试及创见等元素。本文运用及发挥主观方法去阐明经济转型现象，结论是各转型经济会朝向个别特有的体制发展，而这种发展是无人能预知的。本文的理论架构能解释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阻力和抗拒，并对两类改革，即渐进主义和休克疗法提出新的看法。　　关键词：经济转型；体制；人类施为；主观明白；知识与学习　　一、前言　　自俄罗斯、东欧等国放弃极端中央计划经济，学者们便对经济转型产生浓厚兴趣。不幸的是，自柏林墙倒下后近20年间，我们对转型经济的理解仍是十分贫乏（Roland，2001）。关于转型期经济的问题，在观点上仍存极大的分歧。虽然近年关于转型体制的文献不断大量涌现，但是我们对于转型期经济的概念还是相当混乱，欠缺一个可以在转型过程中作为政策指导的理论（Havrylyshyn，2001）。Komai（2000）更坦言我们不需要为经济转型作出定义，我们只需知道开始与结束便可。缺乏了理论，难怪政策指导会出现混乱。　　主流新古典学派学者认为经济转型存在严重的经济扭曲，所以他们主张纠正价格。新古典学者忽视了结构性不明确、学习及演变过程，且把均衡等同于经济稳定，如此一来，过渡期的不稳定就是发生在两均衡点之间。例如，Roland和Verdier（2000）就转型期政策执行上产生的协调问题建议排除坏的均衡处。大抵而言，主流经济学者的政策建议皆围绕着如何由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到民主式的市场经济。这些学者不理会历史及制度的局限，相信“只要砍掉中央计划经济，开放市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便可水到渠成”（Hare，2001）。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国际上执政策建议牛耳，特别是“华盛顿协议”的学者与策划者，他们着眼于资源配置效率。他们对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工程，抱极大信心（Roland，2001）。“华盛顿协议”人士全面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工具，分析与思考过程完全脱离经济转型的历史背景、政治及社会状况（Weissko—pf，1997）。“华盛顿协议”之观点建基于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和稳定经济政策，未能掌握每个国家的特有历史因素，结果不能解释转型体制所发生的现象。很自然地，当这些人士发现俄罗斯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价格开放后GDP大幅度下挫，便大感震惊且不知所措。　　本文将提出一个奥地利学派的转型体制理论。至今利用主观方法研究转型体制者不多，例外者如Colombatto（2002）尝试利用奥地利学派方法分析转型经济。他特别应用了哈耶克之说，提出三个准则来看经济转型：一、知识之获得；二、个人责任；三、市场自由进出。依Colombatto之见，分析转型经济，应留意机会之改变及人民是否愿意掌握这些机会，故此外来之冲击应当被视为机会之来临。Colombatto正确地指出知识问题对于了解体制改变极为重要。可惜他只强调机会与局限，使得他的论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相似，而未能够把奥地利学派的主观精神发挥。本文将把经济转型定义为社会知识库正在急速转变的经济。本文之独特处在于以人为本，并将从人之主观元素，如感知、学习、错误、期望、尝试及创新等去了解体制之转变。　　本文从认知角度看经济转型，方法上建基于“人类施为”（hu-man agency）的概念及从人的思维出发。如此，人类建立的制度可被视作社会的知识库，这些制度是人类经过不断运用资源的过程而不自觉地衍生出来的结果。经济转型的意义也就是制度的改变，而这些改变是来自人的主观思维的改变。制度的稳定就是人民集体认为其共同的知识库已可达到协调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不思改变。换言之，他们对外来事物的诠释是相近的，且不会有矛盾。本文之奥地利学派架构可以帮助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转型期间对新事物抗拒的原因；第二，厘清两种改革方案，即渐进主义与休克疗法。　　二、哈耶克的认知过程：心智、感知与归类　　或许哈耶克是第一位有系统地对人如何处理不确定问题而提出认知模型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如下文所述，他建立了一个“心智建构”模型，以了解制度之出现。根据哈耶克的讲法（Hayek，1952。1962），明白他人的行动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当中涉及界定类型、模仿、内化（接受）并转换成跨越空间与时间范畴的行动或知觉。人在模仿及行动之前，必须了解和界定他所看过的外来事件。然而不是所有的外来现象都是全新的，它们可能与某些过去经验过的东西相似（Hayek，1952；Fleetwood，1995：111）。哈耶克（Hayek，1952：104）将此感官上的知觉描述成“分类的执行”，换句话说，人的心智有能力按感官对外来事物分门别类。纵使这人对某些现象从未经验过，也能粗略地把它认知为“同一类型”。在感知的过程中，人在心里逐渐建立了一套过往外来事物冲击的记录，或者更准确地说，一套外来冲击物之间的联结性或相关性的记录，并用来比较眼前的新事物。以哈耶克之言（Hayek，1952：142）：　　我们所知觉的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的独特性质，而是事物与事物之间共同的性质。因此，感知永远是一种诠释，一种将某事物置于某一类或某几类的归类活动。　　如果某事件或一连串的外来刺激物多次重复出现，就会在脑海中注记下来而形成类型。当每一次出现同样的事情或冲击，脑中就会产生相同的反应。这就是说，该外来事件所产生的“刺激信号”会行走相同的路径，形成相同的联结，并产生相同的结果，最后是该事件会被归为同一类（Fleetwood，1995：115）。值得再提的是，感知建基于个人的经验，所有感受到的东西会遇到已经记录在脑海中的资料库。每一次接收一个或一种新的外来信息（即刺激元素），都会受到先前归类的影响。每一个新的现象之被感受，都会与其他事件关联起来，并与其他同类的事件相提并论（Hayek，1952：142—143）。　　三、经验法则与制度作为协调的机制　　上节揭示了人的感知与行动是由经验所操控。哈耶克认为，因为人类思维能力有限，为了节省脑力，所以要依循经验法则办事。运用经验法则是人们应付其知识贫乏的方法（Hayek，1967：90）。用经验法则来带领行动的现象是因为多数时候，面对特定环境时人们无可避免地受到知识不足的困扰，而特定环境却又决定行动。经验法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复杂处境之下进行决策，方法是减少在复杂环境下所需考虑的因素，缩窄了我们选择的范围，只需单独地抽出事实的类别，便可决定应采取的行动（Hayek，1964：11）。以哈耶克之言（Hayek，1962：56-57）：　　……经验法则常常决定或限制了可能的选择范围。借着删除某类选择，并提供某种常用的达成目标的方法，经验法则限制了我们进行有意识选择的范围。　　例如，当道德规则变成入的生活的一部分时，某些选项根本不会出现在他的选单中……因为道德规则引导行动，所以我们观察某人不会做什么比看他会做什么更佳。因此，“经验法则不仅控制我们的行动，也控制我们的感知，尤其是我们对他人行动的感知”（Hayek，1962：45）。制度或办事准则可以被视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它们简化这个世界的复杂度，让事情的运作有某种程度的可预测性，也标准化了这个复杂世界，并协助解决市场互动的问题。每个人在有规范的世界中行动，确保了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的规律性及社会秩序。因此，制度的改变可视为新的办事准则尝试取代旧的办事准则的过程。　　四、创新对感知过程的冲击：干扰与重新归类　　人并非是被动的机械。我们不只会适应外在的世界，也通过有目的及有意识的选择，调整环境以满足个人所需。除了作为知识的扩散者与使用者外，人同时也是知识创造的来源。换句话说，人是知识的建立者与使用者、经济过程的创造者及启动经济变革的引擎（Hayer，1952；Rizzello，1999，2000）。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变动是与人们不断的创造其存在的理由有关，人总是尽可能按照有利于其自身的方向去发展，并尽力影响及决定这个世界的未来样貌（Rozzello，2000）。这就是人类创见的基础。　　新颖的创见在感知过程中制造了新动力。新的冲击不会使诠释系统产生即时反应，因为这会造成错误行为。相反，人的心智先会评估这些新事物是否切合其内心的整体图像（或模式）。选择适合的反应所牵涉的，不仅是以一个行动回应一个外来问题，更会联系过往的诸多记录（Fleetwood，1995：115）。假若有些外来的事物无法被归类，或人的诠释架构无法对当前从未遇到过的处境分类，从而无从提出合适的应对，思维过程便进入了过渡阶段，感知机制便会运作其间。换句话说，感知机制可从某一式样的类型移转到另一可以辨认的类型。假若缺乏在不同领域移转类型的能力，人将无法了解任何新颖的行为（Fleetwood，1995：112）。　　不过，我们的思维系统往往未能对现时或不久的将来的情境作出适当的诠释（即诠释错误或预测错误）。换句话说，现存的经验法则无法应用于新颖的事情。如果是这样，这人便处于一个经验冲突的状态。只有慢慢地将事件重新归类和联系，新的经验法则重新建立起来（Hayek，1952；Fleetwood，1995）。毫无疑问，这个重新归类（或重新诠释）需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个重新归类及建立新的经验法则的过程是理解经济转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