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碑纪

出版时间：2008-12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罗昌智  页数：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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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素以“文化之邦”为国人称道。但就文学而论，20世纪新文学的“浙江潮”无疑是它最辉煌的一页。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浙江名家无数，群星闪耀，推导潮流，引领文坛，蔚然而成的“浙江现象”以及“浙江现象”的文学史意义引人瞩目。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个中心是北京和上海。而在这两个文学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举足轻重。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学人和作家汇聚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力。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与核心阵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丁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是浙江人，作为北大这个新文化中心的一面旗帜，无形之中加重了浙江人在领导新文化潮流中的分量。同时，北京大学也是浙江学人和作家集结之所，特别是“革新力量”甚多。除周氏兄弟、钱玄同以外，还有颇具声望的沈尹默三兄弟和马裕藻三兄弟。他们以一种挺立潮头的姿态，以先导性思想对整个新文化运动施加着深层的影响。　　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化，左翼文艺运动的浩大声势推动着新文学蓬勃发展，中国新文学的中心也由北京南移上海。

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个中心是北京和上海。而在这两个文学中心，浙江作家的存在举足轻重。新文化运动前后，一大批经过新思潮洗礼的浙江学人和作家汇聚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力。作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与核心阵地的“一刊一校”——《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浙江学人和浙江作家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先后参与《新青年》编辑丁作的浙江作家有钱玄同、沈尹默、鲁迅、周作人等，几占当时最知名的《新青年》同人的一半，而且，正因浙江作家在《新青年》发表作品数量之多和影响之大，他们遂成为“《新青年》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作家。

作者简介

　　罗昌智，湖北天门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秘书学会副秘书长。多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EON文学与传统文化研究。在《中国文学研究》、《江汉论坛》、《文艺报》、《文艺争鸣》、《社会科学战线》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等媒介转载（摘录）。出版有《二十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新文学作家与传统文化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浙江文化教程》（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著作、教材7部。

书籍目录

引论　浙江诗人群：在中国新诗现代化的坐标上第一章 开启新诗之门：五四浙江诗人群对中国新诗的首创之功第一节 五四浙江诗人群与中国新诗的草创第二节 鲁迅：为寂寞的诗坛“打边鼓第三节 周作人：五四白话新诗的拓路者第四节 刘大白：在新诗与旧诗之间第二章 “专心致志做情诗”：湖畔诗人对传统爱情诗的突破与超越第一节 “专心致志做情诗”：造中国爱情新诗的塔底第二节 突破与超越：湖畔诗人爱情诗的现代品格第三章 新诗的创格：新月派浙江诗人的现代诗美追求第一节 徐志摩：创造现代诗美的“新月盟主第二节 陈梦家：延伸中国新诗的诗美之路第三节 孙大雨：“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第四章 锻造“纯诗”：现代派浙江诗人与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第一节 “现代”的狂飙：浙江诗人领衔“纯诗”运动第二节 戴望舒：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最高整合者第三节 施蛰存：现代诗派的理论旗帜与拓荒诗人第五章 新诗现代化：九叶派浙江诗人诗歌品格的先锋性第一节 自觉的浙江诗人：走向“新诗现代化第二节 穆旦：“路的创造者，无路的旅人第三节 唐浞：“一个唯美的现代诗人第四节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先驱第六章 真善美的统一：艾青等浙江诗人与现实主义新诗的造极第一节 浙江诗人群：在现实主义新诗的旅程中第二节 殷夫：“别一世界”的红色鼓动诗人第三节 艾青：“迷人”的现实主义“诗坛泰斗参考文献后记

章节摘录

　　九叶诗派诗学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现代化，他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九叶诗派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注重在诗歌中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承接着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而以穆旦、唐浞、袁可嘉为代表的浙江诗人，当是这一群“自觉的现代主义者”中最彻底的诗性自觉者。他们敏锐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诗的戏剧化”等理论主张，带来了新诗观念的更新，开辟了一条以诗的方向把握客观现实，传达情感信息的途径，大大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方法。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他们以其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的先锋品格推导着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　　在诗美追求与诗学建设上，袁可嘉明确地提出了“新诗现代化”的目标。他追求“把思想感觉揉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①提倡把“思想知觉化”，通过感觉表现生活的经验。袁可嘉指出：诗不再是表达激情，而是表现人生经验，“现代诗重新发现诗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这一变化正是“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诗底发展”的一个标志。在处理诗与现实之关系的问题上，袁可嘉持守的则是一种“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扎根在现实里，但又不要给现实绑住”的“二元论”和“平行论”的立场。因而，具体到诗学思想，他宗奉并实践一种“新诗戏剧化”的诗学观。这里面的涵义，一是现代人生态度的确立，二是对时间性“过程”的强调。“新诗戏剧化”作为袁可嘉、唐浞为代表的九叶诗派一个总的艺术表现策略，它不仅包涵了西方现代派主要的艺术优长，也吸纳了中国新诗有益的艺术经验，从而形成一种高超的现代诗艺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