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8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顾昕 页数: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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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30年,但基本是以经济领域效率导向的改革和开放为主线,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明显落后。这不仅导致经济领域的深化改革和进一步开放步履维艰,而且阻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进程。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与世界先进文明高度接轨的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中国。显然,当下和未来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过程将会面临更加复杂的选择,其难度也可想而知。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航向尚不完全明确的深海区域。如果说河里有石头可摸,海里则布满了暗礁!全面配套的转轨改革将更加艰辛。 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几年前专门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部,陆续聘请了生活和工作在国内外的众多中国学者作为高级研究员。这些优秀的学者跨越经济、法律、政治、社会、文化诸学科,并长期从事公共政策的理论和咨询研究。从2008年起,我们更以“公共政策研究报告”、“公共政策论丛·专著”和“公共政策论丛·学者自选集”三个系列为组合,推出这套公共政策论丛,并将其作为一项连续出版的计划。其目的就是要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介绍他们的研究成果,从而使国内公共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在理论和实际操作层面更深入地展开,并推动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
内容概要
在转型期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已经千疮百孔。中国亟待构建新的社会保护体系,为弱势群体或者所有因社会风险而蒙受损失的人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顾昕教授在《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制度建设》中研究了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与医疗救助体系的建设,既立足本土,深入调研浙江、福建等地基层状况;又放眼东南亚经验,结合其多年留洋背景,为我国制度建设开拓出有益的思考角度。 顾昕教授是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北师大方案报告主笔,其方案曾在国内引起巨大舆论风潮,对政策产生了重要导向力。
作者简介
顾昕,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北师大方案报告的主笔,国务院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评估专家,在国家医改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政策影响力。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与社会发展系担任研究员。现为北大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部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从事社会政策、医疗卫生政策、非营利组织、劳动关系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曾出版多部中文著作,包括《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2006年),并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包括二十多篇在双向匿名评审的国际学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
书籍目录
第一辑 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制度化 1 中国社会救助体系中的目标定位问题 2 中国城乡社会安全网覆盖的横向公平性 3 中国城乡社会救助筹资、给付水平的横向公平性 4 超越剩余型福利模式:社会安全网的城乡一体化 5 福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与服务递送 6 福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筹资与发展战略 7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困境与转型 8 从集体福利到国家福利:税费改革与农村五保户供养融资体系的制度化 9 为了公平与发展: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救助第二辑 医疗救助体系建设 10 让穷人能够看病 11 中国城市医疗救助体系的建设情况调查 12 城市医疗救助体系建设的战略选择:从救济型向发展型模式过渡 13 医疗救助、社区卫生服务与城市贫困人群初级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14 泰国的医疗救助制度与全民医保的推进后记
章节摘录
关于整个目标定位工作包含的两个过程,即社会救助的设标和觅标,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低保标准设定的制度化。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不同地区低保标准的设定存在高低不均的现象,进而产生了一定的社会不公平,这主要源于以往各地低保标准的确定和提高标准过程缺乏制度化,而这一问题似乎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实际上,提高低保标准已经成为2006年社会救助工作的一项内容。但是,如何“提标”却颇费思量。为了让不同地区处在同等贫困水平的民众都能享受低保和其他社会救助,我们建议各级政府确定一项政策指导意见,以当地民众人均收人中位数的30%作为低保标准线。那些目前低保标准已经超过这一门槛的地区,可以维持现状;而政府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鼓励其他地区逐步提高低保标准并最终达致这一目标上。前文已述,人均收入中位数的30%在国际上一般被视为“极端贫困线”,因此如果以这一标准作为低保线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实现新低保标准下的应保尽保,那么“消灭赤贫”就可以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以这样的方式确立低保线,还有利于减少低保工作的行政成本并实现低保标准设定的充分制度化。既然绝对贫困的度量并不具有绝对性,那么坚守劳民伤财的所谓‘‘菜篮子法”来测定低保标准完全没有必要。民政部门完全可以依赖统计部门每年获得各地民众收入的数据,并以此每年发布低保线,同时可以通过在常用电脑软件(例如Excel)中设定公式轻易地获得年度社会救助预算的估值。鉴于社会救助工作的高度繁琐性,民政部门节省有关的行政成本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目标定位中的行为要求与“福利欺诈”的防范。在我们实地调查的过程 中,基层民政工作者普遍反映,低保以及各种社会救助工作的最大难点在于如何准 确地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查。实际上,这一困难并不是浙江独有的,也不是中国所 独有的,而是全球性的问题。有关研究指出,社会救助的目标定位不可避免地会遭 遇四大成本问题:1)行政成本;2)经济成本;3)社会成本;4)政治成本。行政 成本包括家计调查以及动态管理所需要花费的人力物力;经济成本主要是福利给付 所造成的工作负激励问题(俗称“养懒汉”);社会成本就是社会救助可能会给受益 者带来“羞辱效应”,令他们感到与社会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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