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赵伟 编  页数：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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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学：在已知与未知之间》对当前世界范围内国际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对有关研究政策进行分析评价，以便拓展研究者的视野，紧紧把握国际经济学研究的脉搏。

书籍目录

上篇 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论题第1章 货币危机理论：基本框架及其均衡分析1.1 问题的提出1.2 K-F-G框架与单一均衡1.3 K-F-G模型的拓展1.4 理性政府及多重均衡：基本模型1.5 均衡分析：政策、退出机制与多重均衡1.6 进一步的拓展1.7 小结参考文献第2章 货币危机理论：新框架与新论题2.1 博弈论的引入与新框架的建立2.2 信息结构及其内生化：M-S模型的基本逻辑延伸2.3 市场结构与异质性交易主体的引入2.4 动态全局博弈：M-S框架的动态化2.5 货币危机理论：整体脉络与新的论题2.6 货币危机理论：中国研究现状参考文献第3章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一个系统性诠释3.1 引言3.2 简单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及其缺陷3.3 模型拓展类型之一：两国模型3.4 模型拓展类型之二：价格变动的影响3.5 模型拓展类型之三：存量方法与债务重估法3.6 小结参考文献中篇 国际贸易论题第4章 比较优势理论：一个数理扩展4.1 问题的提出4.2 最低消费限制——李嘉图模型的静态扩展4.3 劳动生产率提高——李嘉图模型的比较静态扩展4.4 理论的实际意义——一个简单的例证4.5 小结参考文献第5章 企业为什么要出口：国际贸易研究新视点5.1 沉没成本论5.2 企业生产率论5.3 企业规模论5.4 创新能力差异论5.5 外企出口溢出论5.6 R&D溢出论参考文献第6章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从实证而理论的发展6.1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多国实证结论6.2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实证方法6.3 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理论分析6.4 小结参考文献下篇 技术转移与投资流动论题第7章 人力资本与适宜技术：国际技术流动新视野7.1 引言：“后发优势”与经济追赶之谜7.2 技术进步与技术转移：从新古典到新增长理论7.3 技术转移、吸收能力与人力资本7.4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与适宜技术7.5 小结参考文献第8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溯源8.1 引言8.2 FDI与母国经济利益：理论分析8.3 实证论题之一：FDI与母国产业结构变化8.4 实证论题之二：FDI与母国技术升级8.5 实证论题之三：FDI与母国贸易8.6 实证研究之四：FDI与母国就业8.7 实证研究之五：FDI与母国国际收支8.8 小结参考文献

章节摘录

　　第1章 货币危机理论：基本框架及其均衡分析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即在世界经济进入后冷战时代的第一个十年，货币危机一度出现蔓延势头。先是EMS（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后是刚刚启动的NAFT（北美自由贸易区）重要成员墨西哥比索危机，最后是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危机。最后这场危机的规模以及波及范围更大，在许多国家不仅属于货币危机，而且有着明显的金融危机特性，并且波及俄罗斯这样的大的转型经济实体。虽然这些系列危机与20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引发的货币危机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就其蔓延规模及对所冲击国家或地区经济的破坏程度而言，却要大得多。由此引起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货币危机成因及其预防措施等现实而紧迫的论题上。正是这种关注，催生了货币危机理论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一般认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货币危机理论的提出与成型不早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保罗·克鲁格曼（B.Krugman）的一篇文章联系在一起。1979年，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有关国际收支危机的文章，即《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引发了关于这个论题的讨论。这种讨论迄今已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变化，国际经济学研究者一般将其划分为两代（gen-eration）。其中第一代以所谓“机械的政府”为假定，以单一均衡的国际收支账户为分析框架；第二代以所谓“理性政府”为假定，以多重均衡的最优化理论为分析框架。两代理论之间的最大变化，在于对于货币危机特性的认知上：在第一代理论中。货币危机只是作为事后结果来处理；在第二代危机理论中，货币危机被作为某种具有自我实现趋向的现象来处理。相对比而言，前者形成的K—F G模型（Krugman—Flood—Garber）逻辑简洁，结论清晰，但忽略了政府决策行为逻辑中的理性因素及其影响；后者形成的奥布斯费尔德（Maurice Obsffeld）框架虽然建模逻辑更为严谨而贴近现实，但其结论却因多重均衡问题的出现而显得有些难以捉摸，这个框架下的多重均衡与危机的自我实现性，实际上削弱了模型的预测能力。近年来，货币危机理论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发散趋势。其中对于危机根源及其机理的探询，吸引了不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全局博弈（Global Game）理论”框架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分支。与其他分支相比，这个分支理论变量抽象，研究方法前沿，但实证分析比较薄弱。然而不得不承认，正是此种特色赋予该理论以较大的扩展空间，这一点在近一两年逐渐显现出来：抽象变量的逐渐具体化，不仅促成了众多专业数据库的设立，推动了这个分支实证研究的发展，而且使货币危机理论得以实验，因而使经济学研究领域有所突破。与此同时，博弈论的方法论赋予这个分支以整合货币危机及其周边理论的某种能力。　　历史地看，虽然在著名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推论中就可以寻觅到关于货币危机洞察的影子，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货币危机理论的成型比之许多其他货币金融理论来要晚得多。前已提及，国际经济学界将这个理论奠基的殊荣给了克鲁格曼。在那篇具有很强前瞻性的文章中，克鲁格曼认为，货币危机是由政府及货币当局所推行的多项政策间的非一致性（或称之为非协调性）所引致的。具体来说，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制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基本面状况不断恶化，从而引发货币危机。然而，克鲁格曼货币危机模型的非线性设定却限制了该理论的最初发展——模型的非线性使得在当时的数理知识背景下很难推导出系统的显性均衡解，这不仅削弱了模型的完整性，而且使得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测能力因而大为削弱；1984年，Flood和Garber成功地将该模型进行了线性化处理，使得模型具有很强的理论预测性与实际可操作性，从而奠定了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基础，故被称为K-F-G理论。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货币危机理论基本上都是沿着这一逻辑拓展的。该理论脉络科学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1.2　K-F-G框架与单一均衡　　保罗·克鲁格曼（1979）基于Salant和Henderson（1978）的稳定化策略（Stabilization Scheme）模型，提出了国际收支模型。由此奠定了货币危机理论的分析基础。克鲁格曼认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冲突。当政府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特别是将财政赤字货币化时，该国的国内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本币利率随之降低。一旦本币利率降至利率平价决定的均衡利率水平之下，投资者出于资产保值与增值的目的，就会用本币套取外币，向境外转移资金。但在固定汇率制下，由于政府承担了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资金境外转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和流失的过程。一旦政府外汇储备耗竭，固定汇率制将自然崩溃，货币危机由此发生。不仅如此，由于存在投机因素，外汇储备的耗尽往往并不是一个平稳而渐进的过程，而是个加速过程：一旦外汇储备减少到某一临界点，投机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投机获利考虑，会加大本外币转换规模，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外汇储备瞬间耗竭，货币危机突然降临！然而，在克鲁格曼最初所建的非线性模型中，无法得到一个关于固定汇率制崩溃的时点解。Flood和Garber（1984b）将克鲁格曼模型线性化，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由以成型，这个框架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称为K—F—G模型，同时被Jeanne等（1997，1999）形象地称为“投机攻击模型”。　　按照A96nor和Flood（1992）的经典解析，K—F—G模型或投机攻击模型基于如下假定条件：　　（1）开放经济下，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崩溃后宣布永远实行浮动汇率制。　　（2）居民只消费一种可贸易商品，该商品的国内供给能力y外生给定，其外币价格水平固定且标准化为1，且该商品不可跨期消费。　　（3）购买力平价成立，所以国内价格水平等于名义汇率。　　（4）金融市场上有三种资产可供选择：本国货币（只有本国居民持有）、本国债券和外国债券（二者间具有完全可替代性）。无私人银行，从而货币供给量等于央行发放的本国信用总额加上央行持有储备的本币价值总额，后者不产生利息。　　（5）国内信用增长率为常数；所有本国个体都具有完美预期能力。　　假定央行在t期宣布，当外汇储备达到某一临界水平R时，它将放弃固定汇率，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这会使市场微观主体意识到，即便没有投机冲击，外汇储备也将在未来某一时点达到此临界水平，因而现行的固定汇率制注定要崩溃；为了避免届时蒙受损失，投机者一定会在此时点之前就对固定汇率制发动攻击，从而使危机提前爆发。于是，问题就转化为：固定汇率制将在何时崩溃？　　因为汇率的任何离散跳跃（discrete jump）都将造成有效套利机会的出现，而均衡点的稳态性质却意味着任何套利机会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在均衡点附近，经济个体都能预测到汇率不会发生离散跳跃。因此，当由市场基本面所决定的“影子汇率”（使得货币市场时刻出清的隐含内生汇率）水平刚好等于现行的固定汇率水平时，固定汇率制就会崩溃——只要固定汇率水平超过“影子汇率”，此时投机者购买央行的外汇储备将无利可图，所以固定汇率制是安全的；而当其低于后者时，购买外汇储备开始变得有利可图了，此时投机开始争相发动投机攻击，以攫取投机性收益，固定汇率制将难以维持下去。　　1.6　进一步的拓展　　上述基本框架的拓展，迄今主要围绕着经济基本面变量话题展开，其中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拓展基本面变量的涵盖范围，将一些新的变量引入模型。前述基本模型中的基本面变量主要包括了产出、失业、通胀以及公共债务（包括其规模和期限结构）等常规变量。这些变量的共同特点是，都具有可观测性和可计量性，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后来的研究者将此类变量称为硬的基本面变量或所谓“硬变量”（hard variables），以区别于他们所鉴别出的软的基本面变量或所谓“软变量”（soft variables）。后者包括了决策者声誉、政策转换之机会成本以及经济主体间的合作博弈规则等等。这些变量的共同特征在于难以量化，难以进行实证检验。　　以引入基本面“软变量”为基础的拓展主要包含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是引入货币政策决策者声誉变量。研究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决策者具有政策刚性偏好，即力图使得市场参与者相信，政府如若试图改变现行汇率制度，就会招致高昂代价（即较高的制度转换机会成本），由此决策者便建立了所谓政策刚性声誉（reputation for“tough—hess”）。Krugman（1998）认为，政府的这种声誉也与其他基本面变量（如产出、失业）一样，会因决策者的政策行为表现而不断演化，由此所衍生出的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便是所谓的“信任博弈（confidencegame）”，这种动态过程中难免多重均衡的出现。沿着这个思路，Drazen和Masson（1994）以及Masson（1995）提出如下框架：　　假定本国政府面临的制度转换成本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也就是说，本国的决策者可能是个“轻率的货币贬值者（easy devaluer）”，也可能是一个“强硬的汇率钉住者（hard pegger）”。但问题在于，公众对于政府的具体类型却并不知晓，由此使基本面变量与货币危机二者间的关系变得复杂而有趣起来：一方面，基本面状况的恶化将使得政府的贬值冲动增强，进而使得钉住汇率制的政策可信性下降（即“诱惑效应”）；另一方面，基本面的恶化也可能通过信誉机制而使得政策可信性增强——如果政府在恶化的经济状况中依然没有作出贬值决策，那么公众就可能将这个政策举动当作政府是“坚定的汇率钉住者”的信号（即“声誉效应”）。上述两种效应中到底何者占优？这还要看综合考虑潜在的更为宽泛的基本面变量集合（毕竟，政策声誉变量只是众多基本面变量中的一个）。如果政府用于建立政策声誉的投资行为导致其他相关基本面变量状况的恶化，那么政府的这种政策行为将无助于稳定本币状况。　　对于上述政策效应不确定性问题，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法：将捍卫本币的权利授予一个享有“强硬钉住汇率主义者”声誉的独立的中央银行家，但Bensaid和Jeanne（1998）认为，这只是一个次优选择：假定私人部门并不知道货币当局的制度转换成本，在这种信息非对称背景下，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将以货币当局与投机者间的摩擦战形式爆发——投机者将以各种行为连续不断地发掘、窥探货币当局的真实制度转换成本，直至当局宣布放弃汇率钉住。这样一来，虽然坚定的货币当局对于不断恶化的经济基本面的容忍限度要比懦弱的货币当局高，但它依然难以避免最终放弃钉住汇率制的命运，因为投机者会不断发动投机攻击，试探当局的容忍极限。结果，央行决策者无论强硬抑或懦弱，由于无法消除投机者发动连续不断投机攻击行为的动机根源，因而难以根除投机行为（从而货币危机）的自我实现特性。不仅如此，独立央行的出现意味着增加了捍卫钉住汇率制的政策环节，因而可能带来不便和非效率。　　二是引入多国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情景。Buiter，Corsetti和Pesenti（1998）认为，参与到固定汇率系统中的有关各国已通过贸易外部性连为一体了，因此纯粹的双边模型已经无法为诸如EMS危机一类的货币危机现象提供合理的经济解释了——在此固定体系内，每个国家的贬值冲动都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政策行为或者反应，所以系统均衡便多多少少取决于固定汇率系统内各国间相互关系的合作性质了。故基本面变量中不仅应该包括外汇市场参与者对于各自政府行为的相对信念，还应该包括投机者对于固定体系内各国间汇率制度博弈性质（合作，或者是非合作）的信念因素。正是基于这种认识，Buiter等（1998）提出了改进的固定汇率系统货币危机政策最优化模型：合作均衡内，外围国家通过实施温和的协作调整政策，对源于中心国家的需求冲击保持有限度的政策反应；而非合作均衡内，中心国家的这种需求冲击将使得很多外围国家纷纷采取大幅贬值策略。换言之，固定汇率体系内各国间货币博弈的性质决定着固定／钉住汇率制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进而影响投机者对于本国钉住汇率可持续性的信念和汇率未来走向的预期，从而影响着投机者的行为决策。Drazen（1998）将这种分析框架形象地类比为俱乐部：俱乐部中每个成员的各自收益都取决于其他成员的数量和质量；任意一个成员国家的收益都会因其他某个国家的退出而降低，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货币危机是系统内生的。当然，这种汇率“俱乐部”也可能以一种默许的隐性形式出现，而这又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固定汇率系统内的货币危机会传染到系统外的国家中去。　　三是聚焦于经济基本面变量与贬值预期变量之间的联系，试图由此突破实现对多重均衡的拓展。但实证分析发现，基本面动态演进过程和汇率预期动态更新过程是相互分离的，这在单纯基于基本面的货币危机理论框架内是无法说得通的。这使得很多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预期及投机行为的自我实现性假说（Obstfeld和Rogoff，1995），试图在基本面决定论和危机自我实现性这两种观点之间寻求某种折中——危机的发生及其爆发的精确时间蕴含着多重均衡之可能性，然而均衡的多重性却是由渐趋恶化的基本面状况所造成的。　　有经济学家在Markov制度转换模型框架下对货币危机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贬值预期的突然转变似乎与经济基本面无关。在Markov制度转换模型中，假定市场参与者投机行为的变动是对与基本面毫无关系的外生随机冲击实现值的连续动态反应。使用这种分析框架，Piard（1997），Psaradakis，Sola和Tronzano（1997）分析了法国法郎危机，Martinez—Peria（1998）分析了更为宽泛的EMS危机，Gonzalez—Garcia（1999）分析了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Cerra和Saxena（1999）则分析了1997年的印尼卢比危机。这一系列实证分析不仅显示了Markov转换矩阵方法的出人意料的危机解释和预测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危机的多重均衡特性——货币危机的发生，进而汇率制度的转变，都可被解释为系统在多种均衡点间的转换/跳跃。这个结论得到了Jeanne和Masson（2000）的进一步支持。Jeanne和Masson的分析发现，贬值预期的Markov制度转换模型实质上就是带有太阳黑子变量的第二代危机模型（即退出条款模型）结构的一种线性简化形式。　　四是对模型本身的某些修改。较有影响的修改模型包括：　　结构性非线性模型。旨在验证危机多重均衡的存在性。Jeanne（1997a）就沿着这种思路，使用月度数据来分析1991—1993年之间的法国法郎危机。研究主要发现是，尽管危机的不同阶段都与其糟糕的基本面相对应，发生在1992年9月、1993年第一季度和1993年7月的几次预期转变/跳跃却完全可以解释为预期的自我实现。此类实证也受到多种质疑。这些实证分析将贬值预期的过度波动性看作多重均衡存在性的证据，然而，批评者则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与其他分析方法进行对照。换言之，这种分析实际上在实施之前就已经预设多重均衡是存在的。这种模型设定的谬误是很严重的，因为所谓的多重均衡也可能是纯粹基于基本面模型中经济主体的理性学习（rational learning）的结果（Krugman，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