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考索

出版时间：1970-1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朱东润  页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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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显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内容概要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史记考索》是著名文史学家朱东润先生《史记》等研究的重要代表作。该书共十八篇，综合历代研究成果，对史实、文字、词语等进行考辨、校定、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

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复旦大学。1929～1943年朱东润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传记文学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52年起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生平著作超过1000万字，主要有《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张居正大传》、《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陆游研究》、《陆游选集》、《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左传选》、《杜甫述论》、《王阳明大传》、《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

书籍目录

《史记》终于太初考《史记》纪表书世家传说例史赞质疑《史记》序传质疑楚人建置考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汉初匈奴大事年表《史记》徐广本异文考证裴驷《史记集解》说例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例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例《史记正义》本异文考邹诞生《史记音义》辑佚刘伯庄《史记音义》辑佚太史公年谱订证“太史公”名称考“史记”名称考《史记》百三十篇伪窜考

章节摘录

（四）《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自高祖元年至元封六年，适得百。二年，与百年之数，相差至微，若使《史记》终于获麟，止得八十五年，不得云百年也。《史记探源》谓此并褚先生补，亦为后人窜乱，因云：“见侯五，《索隐》谓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终根、阳和侯齐仁、戴侯祕蒙、谷陵侯冯偃。今案，谷陵侯建元四年后即无考，不及太初，当是遗脱。征和二年，平阳侯宗坐太子死，国除；三年阳和侯仁。后元二年曲周侯终根、戴侯蒙，皆坐祝诅死，国除。则终是表，于所谓见侯五者，无一存焉矣，此岂一人之言乎？”按表，建元四年为谷陵侯偃元年，至元封六年，侯偃尚在，故不别记，彼时乎阳、曲周、阳和、戴侯四人皆在，适为太初见侯五人之铁证（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五”当作“六”，今不赘）。《探源》遽谓建元四年后无考，不及太初云云，其言不可信。又表举孝武时代，一匡之中，分为两截，曰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探源》讥之曰：“是抹去天汉、太始、征和年号，纳之太初，遂以后元二年为太初十八年，以牵合于太初而讫之说，则何不表至孺子婴初始三年，亦不过太初一百十四年，不仍可谓为太初而讫乎？”《探源》立言较率，表中止言十八年，非以后元二年为太初之十八年也，然准太初见侯五人之实证，此“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之“十”一字，显为后人所窜人。而“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之“十”字，浑然一体，尤可见司马迁对于此三十六年，视为整个之时期，此则《史记》不终于麟止而终于太初之铁证。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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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考索》：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用户评论 (总计2条)

•   用心读书的朱东润（转自豆瓣） 朱东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学家、文学史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高校度过，教书育人构成了他一生的重要内容。由于勤勉、刻苦、严谨，作为教师，朱东润先生可谓硕果累累。不仅桃李遍天下，而且有大量重要著作问世。 朱东润年轻时就告诫自己，做人要诚实，读书要用心。他学问的精深正来自他的刻苦用功。复旦教授吴中杰是朱老的学生，他是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的： “朱老早年家贫，靠族人和师长帮助上的学，从小养成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从来不肯走捷径，认为捷径便是死径，他做事做学问总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刻苦用功。他曾说过，他初学英语时，将生词写在纸片上，挂满房间，朝夕读之，这样，很快就掌握了。他又说过，写字总要写它６０年以上，这才能够写得像个样子。他自己就是每天写字一直练到９０多岁。朱老成为书法家，就是这样苦练出来的。他每做一门学问，都要做许多基础工作，从头至尾，决不假手他人。” 1929年，朱东润经人介绍去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他想，讲好这门课，当然要熟悉中国文学，而中国文学的源头是《诗经》《楚辞》，于是，朱东润发愤要将《诗经》和《楚辞》扎扎实实读一遍。朱东润读书不是寻常读法，而是像黄侃那样采用“扎硬寨，打死仗”的“笨”办法。例如，读《诗经》中的《关雎》一篇，他要把齐、鲁、韩三家诗的看法，《毛传》的看法、《郑笺》的看法，以及后代陈启源、陈奂、马瑞辰、龚橙...这些人的看法全部读一遍。把《关雎》这首诗的看法搞清楚之前，决不读第二篇。教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教授听了他的这种读书法后，十分惊诧，说：“这样的读法，要到哪一年才能把三百篇读完啊！” 然而，朱东润却以惊人的毅力用这种办法将《诗经》读完，并写了四篇有关论文，发表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四篇论文是：《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诗大小雅说臆》、《古诗说摭遗》、《诗心论发凡》。在《诗心论发凡》中，朱东润指出，《诗经》的作者，生活还没有处于绝境，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生活已面临绝境，这在当时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遗憾的是，朱东润文章中这个警告，并未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 这四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就花了朱东润二年的业余时间，由此可知，四篇论文的写作耗费了他多少时间和心血。后来，朱东润把四篇论文合在一起，取名为《读诗四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朱东润的第一部书，也是他付出精力最大的一部书。 不久，中文系主任要朱东润开设新课，讲授六朝文。朱东润知道，六朝文的重点是赋，为了尽快了解赋的特点，朱东润决定动手写一篇赋。于是，他把自己从家乡到四川乐山的经过，写成一篇《后西征赋》，一方面，“给自己一种锻炼”，另一方面，“可以更亲切地理解作赋的方式”。朱东润每开一门新课，就读大量的书，做精心的准备，由于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再加上心得体会多，所以，几乎每上一门课，他都能在授课的同时完成一部高水准的著作。比如在武汉大学他还上过一门《史记》课，而在编写讲义的同时，他完成了一部《史记考索》。 1940年，国民党重庆教育部决定在高校开设传记研究课程。在武汉大学，这个任务又落在朱东润身上。朱东润自我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自己对《诗经》《史记》虽下过一番功夫，但成就不大，于是决定把全部精力转移到传记研究方面。通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记作品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中国的二十四史里有不少的列传，但是那是史传，每一篇传的写作无论怎样高明，都是为说明这部史书服务的，不是独立的传记。文学作家所作的传记不少，，但都是短篇作品，即使长大宋人所作的行状，也不过几万字，写了人物，但是没有交代时代背景，脱离了时代的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韩柳欧苏王曾和近代的任何作家，所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其实际只是速写，不是传记。” 于是，朱东润将目光投向西方文学，仔细研读西方经典传记作品和传记理论。一番钻研，他认识到，在西方，一位重要的传主，可能有十万乃至百万字的传记作品，且传记作者在书中不仅要写出传主的一生，还要把传主所处的时代，传主的精神风貌，以及传主的亲友、仇敌全部写到，以烘托传主不凡的人生。 博览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传记作品后，朱东润完成了《中国传记文学之发展》这部书。为验证自己的传记理论，锻炼自己处理材料的本领，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朱东润还挤出时间，完成了一部《张居正大传》。这部材料充实，叙述严谨，语言洗练的传记，至今仍被读者和行家屡屡称道。作为学者，不仅要手勤，多动手，还要脑勤，常思考。朱东润勤于动手，也敏于思考。完成了《张居正大传》后，经过深入的思考，他发现了宋代、明代思想界的一种弊病，那就是放弃思考，以孔孟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不考虑怎样认识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看孔子孟子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唯孔孟马首是瞻。朱东润说：“这就造成了宋、明的一再亡国，元、清的一再压迫。这个根子完全是由北宋的二程、南宋的朱熹所播种、所培植的。” 由此，朱东润非常推崇明代的王守仁。因为王守仁反对二程和朱熹的做法，而是提倡良知良能。王守仁提倡以良心而不是以孔孟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就可以避免步入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为弘扬王守仁的良心说，让更多的人了解王守仁的学说和思想，朱东润又马不停蹄写出一部《王守仁大传》。 像朱东润这样爱思考者，不会迷信古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对任何事，他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然后给出自己的结论。因为勤于思考，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朱东润都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朱东润有位同事，在课堂上把《后汉书》吹得神乎其神，认为读了《后汉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受这位同事的影响，朱东润也把《后汉书》认认真真读了一遍，这才发现，同事对《后汉书》的理解并不准确。朱东润认为，范晔写《后汉书》其实是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维持国家存在的不是昏庸的皇帝，而是“仁人志士”阶层，也就是说，范晔通过《后汉书》呼吁更多的“仁人志士”来担当治国的重任。朱东润说，如果不了解这一点，仅赞赏《后汉书》的文笔和结构，只能是买椟还珠。后来，朱东润在此基础上写了一部《后汉书考索》，进一步阐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朱东润的成功给了我们如下的启示：做学问，除了苦读、深思，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阅读更多 ›
•   质量很好，先生的作品没的说，需要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