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熊礼汇，王文生 著  页数：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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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隋唐五代文学史》分十四章叙说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史。除系统深入论述唐代诗歌发展带规律性的特点外，还着力对唐代古文、骈文、辞赋发展的史实作充分陈述和细致分析，力图真实、全面介绍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全书纵贯古今，旁征博引，文笔优美，语言连贯，气势雄壮。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说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历史概况和士人的文化心态第二节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第三节 唐代诗歌的流变及其成因第四节 唐代散文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兴起第二章 隋代文学第一节 隋代文学发展的合流趋向第二节 卢思道的诗与骈文和薛道衡的诗歌第三节 杨素和杨广的诗歌第三章 初唐文学第一节 王绩的诗、赋、文第二节 王梵志和寒山、拾得的通俗诗第三节 初唐宫廷诗和律诗体制的定型第四节 "初唐四杰"的诗、赋、文第五节 刘希夷和"吴中四士"的诗歌第六节 陈子昂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第四章 盛唐诗歌第一节 张说、张九龄和王翰、王湾的诗第二节 孟浩然和刘奋虚、张子容、崔国辅的诗第三节 王维的诗、文和裴迪、储光羲、常建的诗第四节 王昌龄和崔颢、李颀、祖咏的诗第五节 高适和王之涣的诗第六节 岑参的诗第五章 李白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思想和诗歌主张第二节 李白的古诗、乐府、歌行和绝句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特色第四节 李白的辞赋和散文第五节 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六章 杜甫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第二节 杜甫的古诗和律诗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第四节 杜甫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第七章 天宝、大历年间的诗歌第一节 元结、顾况和戴叔伦的诗第二节 刘长卿和韦应物的诗第三节 大历十才子和李益的诗第八章 元、白诗派和新乐府第一节 中唐写实诗风的流行和"张王乐府"第二节 元、白诗派和白居易的诗歌主张第三节 自居易的新乐府和其他诗歌第四节 元稹的乐府和其他诗歌第九章 韩、孟诗派和刘、柳的诗第一节 韩、孟诗派和韩愈的诗歌第二节 孟郊和贾岛、姚合的诗歌第三节 李贺的诗歌第四节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歌第十章 杜牧和李商隐的诗、文第一节 杜牧的诗歌创作第二节 杜牧的文论主张和他的辞赋、古文第三节 李商隐的咏怀诗、咏物诗、咏史诗和无题诗第四节 李商隐的诗歌艺术及其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第五节 李商隐的骈文和散文第十一章 晚唐诗歌第一节 张祜和许浑的诗歌第二节 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的诗歌第三节 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诗歌第四节 司空图的诗作、诗论和韩堡的诗歌第十二章 唐代古文第一节 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的古文观念和．创作特点第二节 元结的古文主张和创作特点第三节 韩会、梁肃和柳冕的古文观念第四节 古文运动和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理论第五节 韩愈的古文创作第六节 柳宗元的古文创作第七节 中唐其他作家的古文创作第八节 晚唐作家的古文创作第十三章 唐传奇和通俗文学第一节 唐传奇的发展及其原因第二节 唐传奇的思想艺术第三节 唐代变文第四节 话本、俗赋与歌谣第十四章 唐五代词第一节 词的起源、发展和敦煌曲子词第二节 晚唐以前的文人词第三节 温庭筠、韦庄和花间派其他词人的词第四节 冯延巳和南唐二主的词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隋唐五代文学概说　　第一节 隋唐五代的历史概况和士人的文化心态　　隋唐五代经历了379年，其中隋朝（581—18）历时37年，唐朝（618—907）历时289年，五代（907—960）历时53年。这个时期的文学，唐代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逼周静帝让位，建立隋朝。接着消灭后梁（江陵）和陈（金陵），统一了分裂近四个世纪的中国。杨坚在位，尚能实行一些有力的治国措施，而炀帝（名广）执政后，荒淫无道，倒行逆施，致使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隋末起义人数之多、分布地域之广，前所未有，隋很快就在农民起义的讨伐声中灭亡了。　　隋代历时不长，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却有重要意义。文帝、炀帝曾采取过加强中央集权和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措施，在一个时期内使得国家安定统一，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条件。隋代实行的均田制、府兵制、科举制都为唐所沿用，兴修的水利工程在唐代交通、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隋、唐关系犹如秦、汉关系，隋的统一虽然短暂，却为唐朝的强大、兴盛作了必要准备。　　李渊父子是在农民起义军摧毁隋的统治基础以后，在太原起兵，乘机攻人长安，取得政权的。在开国后的三四十年内，大唐相继平定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和西突厥，成为当时亚洲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国家。又，在隋的消亡过程中，李世民看到了农民起义军的巨大威力，因而当权后能记取隋亡的教训。他告诫儿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出于这样的认识，他积极采用有益于治国安民的建议，有意缓和社会矛盾，制订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恢复经济的政策，比如实行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法等，还大规模兴修水利，扩大耕地，让过去沦为部曲的人员归田务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大唐在开国后一百二十多年中出现了两次经济高涨时期，即“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贞观年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贞观政要?政体》）。杜甫即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据洛阳附近出土的唐代粮仓之一含嘉仓砖铭上记载，每窖可藏粮七八千石甚至万石以上，而仓有四百个藏窖。随着农业发展，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也兴旺起来。商业性的城市各地都有。北方的长安（面积比今西安市城区大六倍）、洛阳，南方的扬州、益州，都是著名的都市。　　在政治上，唐承隋制，但也相应地作了一些调整、变革，如通过重修《氏族志》改变旧有门阀世族的地位，以削弱他们的势力。又开科取士，打破世族垄断仕途的局面，得到了中小地主阶层的拥护。许多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有望，腾跃翱翔，欲有所为，使得国家朝气勃勃。在思想上，唐对儒、释、道都不排斥。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并命孔颖达编写《五经正义》，颁布天下。又派玄奘前往天竺取经，支持他译经。高宗既信佛法，又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亲自注释《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刻石以告士人。并将《老》、《庄》列入明经科考试的内容。有唐一代，佛教经文和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力教、袄教和伊斯兰教）大量传人中国。不但如此，唐对南亚、东南亚各国和西域各国的文化艺术也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表现出海含地负般的气度。　　这时的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受到四邻各国的仰慕。它的影响扩大到今蒙古、中亚、南亚、东南亚、日本一带。波斯（伊朗）、大秦（罗马）通过丝绸之路和唐保持商业往来，甚至居住在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黑人也和唐人有过贸易关系。日本十三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带数百人的学问僧、留学生来华学习，日本迎送唐朝赴日使节六次。来华的学者、僧人和其他人员把唐朝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以及生活习俗带回日本，至今还影响着日本人民的生活。当时各国旅华的官员、僧侣、商人、学者甚多，大都住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　　但是，唐王朝在极端繁华中也潜伏着政治危机。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早年励精图治，颇有政绩，后期却一味享乐，政事外交李林甫、杨国忠，内委高力士。天宝中后期，皇室、官僚、地主竞相兼并土地。朝廷对外频频用兵而又屡打败仗，国力衰竭，天下为之骚然。公元755年11月，安禄山率兵十五万，以诛讨杨国忠为名，从门头沟（今北京市郊）一直打到长安。当时“州县发官铠甲，皆穿朽钝折不可用，持梃斗，弗能亢（抗），吏皆弃城匿，或自杀，不则就禽（擒）”（《新唐书?安禄山传》）。玄宗无奈，逃至成都。安史之乱虽是边将起来向中央夺权，属于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但也带有少数民族将领和汉族争夺政权的性质。这场动乱延续八年之久，致使生产力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国家元气大伤，难以恢复。到了贞元（785—805）、元和（806—820）时期，唐朝稍有振作，称为中兴时期。但这时河湟一带仍为吐蕃占领，地方军阀割据一方，加之宦官擅权，朝臣中党争剧烈，上层统治者内部争斗激烈。后来，随着中晚唐三大政治痼疾（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朋党之争）的恶性发展，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也愈来愈尖锐，于是相继出现了袁晁起义、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起义。黄巢起义历时十年，聚众百万，虽以失败告终，但唐王朝也因此一蹶不振。唐朝末年军阀混战，中国重新陷入分裂。公元907年以后，出现了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吴越、吴、南唐、闽、南汉、楚、荆南、前蜀、后蜀、北汉），直到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中国才又归于统一。隋唐五代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对这时期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隋代文士多为南朝、北周士人，其中不少人进入唐代，成为初唐文坛的中坚力量。但随着唐代科举制的实行，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出现，形成唐代新的士人队伍。新士人队伍的形成，既为政坛储备了人才，又为文坛培养了生力军。故唐代文学创作队伍的主体，是出身庶族地主的士人，他们的文化心态如何，对唐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影响极大。　　从开国到天宝初年（742），历代君王多能励精图治，突出表现是任贤用能，不拘一格；广开言路，从善如流。因而百余年间，国家有一种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受时代精神的鼓舞，初、盛唐士人大多精神振奋，欲有所为。所谓“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李白《长歌行》）。他们渴望投身于国家振兴的大业之中，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方面关注社会群体利益，高唱“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感遇》十九），一方面志在功名，把“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作为追求目标。他们志向远大，自信心强，以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实现不了的理想。李白就说他要“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于是我们看到，初、盛唐士人多有一种乐观进取的心态。他们或用心科考，或隐于山林，或出入幕府，或漫游天下，或走向边塞，到处寻找踏人仕途、施展抱负的机会。即使久久困顿不遇，也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将进酒》），“乘风破浪会有时”（李白《行路难》）。可以说，关注社会，热心功名，乐观进取，是初、盛唐绝大多数士人共有的文化心态。　　从天宝中后期到会昌年，是唐代士人身经动乱，力图拯世济时、恢复间大唐盛世的时期。早在天宝十载（751）前后，不少士人已敏锐地感觉到国家大难将至，忧心忡忡，不能自已。像元结，自天宝六载（747）以后，就不断著文刺时疾邪，揭露朝政败坏和士林中出现的道德危机，甚至不畏忌讳，抨击唐玄宗、李林甫、杨贵妃姊妹以及高力士的倒行逆施，以亡国之诫警谏昏荒惑乱之主。李白目睹安禄山的嚣张气焰，也对国家安危无限忧虑。更不用说杜甫，他在乱前已有不少忧念国事、民生的诗篇。安史之乱的爆发，惊醒了唐代士人对美好理想的憧憬之梦。如岑参，昨天还在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今日却叹息说：“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叹》）纵然如此，士人对国家命运关心之深切，希望国家振兴愿望之强烈，仍有增无减。大乱甫平，就有李华等人从道德文化角度探寻动乱成因的举动，到了贞元、永贞、元和时期，士人不但用多种形式（包括诗、文写作）揭露社会矛盾，强烈要求政治改革，还积极投入各个领域的实际革新活动，即使一再受贬、迭遭打击以至有生命之虞也在所不惜。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会昌、大中年问。可以说，大中以前近百年，对国家中兴怀有希望，热心推动政治变革和参与平定内乱、外患的斗争，是士人共有的心态。　　大中以后，唐朝江河日下，中央政府权威性急遽下降，几乎丧失了统治国家的能力。而社会矛盾加剧，朝中事变频发，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士人痛感国将不国，终因回天无力而嗟叹。由于国势衰微不振，信心丧失殆尽，故晚唐士人多怀有愤世嫉俗而近于怨或避世求乐以掩其悲的心态。　　总而言之，唐代士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关心国家命运、群体利益，也关心个人人生价值，并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是随着盛唐气象、乱世惨象、中兴迹象、衰世景象的次第出现，其心态才有相应的变化，而关注社会现实、欲有所为仍为其主导面。　　唐代士人文化心态的形成、变化，大而言之，是因“时运交移”而“与世推移”，具体说则还与士人对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服膺和特有的艺术修养有关。前已言及，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