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诚与近代中国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作者：梁碧莹  页数：372  字数：4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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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梁诚与近代中国》由梁碧莹所著，为晚清爱国的外交官梁诚（1864年—1917年）的传记。1902年7月12日，任驻美公使。1903－1907年，在短暂的几年里，他向美国政府交涉退还超额部分的庚子赔款，向美国合兴公司交涉续回兴筑粤汉铁路的权益，他投身于棘手的华工问题交涉，为清末民初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梁碧莹，广东省广州市人。1963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教学和研究生培养工作，著有《简明中美关系史》(合著)、《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编有《美国与近现代中国》(合编)，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书籍目录

前言梁诚传奇的一生
一、精彩的人生
二、外交生涯的启示
三、解读《梁诚文书》
第一章面向世界的黄埔村
一、开放的广州城
二、黄埔村的历史风云
三、梁氏大家族
四、走向世界的黄埔人家
第二章留学美国
一、势在必行的留学事业
二、粤人为主的留美幼童
三、梁诚在美国
四、逆境中奋进
第三章早期外交历练
一、梁诚与张荫桓
二、中国驻美使馆参赞
三、随载沣使团赴德
四、英女王登基60周年庆典
五、随载振使团赴英
第四章出任驻美、墨、秘、古公使
一、出任驻美公使
二、使领馆的建立
三、处理墨西哥侨务
四、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
五、圣路易斯博览会
第五章中美粤汉路权交涉
一、华美合兴公司
二、粤汉路权交涉的缘起
三、废约与赎约
四、梁诚与合兴公司谈判
五、美国政府干预与路权收回
六、梁诚在路权收回中的作用
第六章华工条约与抵制美货运动
一、美国排华立法的延伸
二、中美华工条约的交涉
三、梁诚在华工条约交涉中的作用
四、美国政府与抵制美货运动
第七章巧争庚子退款
一、梁诚率先提出退款
二、美国政府与退款谈判
三、退款用途的议论
四、“庚款兴学”议
第八章改革与建言
一、奏请宣布立宪
二、协助端方、戴鸿慈考察美国
三、倡议创立红十字会
四、倡议建立陆军贵胄学堂
第九章清朝最后一任驻德公使
一、载洵海军考察团
二、以使馆房屋作押助学生
三、参加英王加冕典礼
四、海牙国际禁烟会议
第十章最后的岁月
一、移居香港
二、晚辈人才涌现
三、扯不断的中国情结
参考书目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889年，梁随张荫桓返国，仍在总理衙门，为张荫桓下属，9月奉旨免选同知，以知府遇缺即选，并加盐运使衔。1891年12月，经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派充海军衙门内学堂委员。1892年因热河肃清案内出力保奏，奉旨赏戴花翎，12月，经总理海军事务王大臣保奏，奉旨以道员补用。1894年5月，钦奉懿旨交部议叙。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为特使往日本谈判，1894年12月，经张荫桓奏调，梁诚派充参赞官随同前往协助办理。1896年初，经户部侍郎张荫桓奏派，又随议中日通商条约。9月，经张荫桓保举，奉旨交吏部带领引见，10月，经兵部尚书徐部保荐，奉旨交军机处存记。梁诚的早期外交历练，是从跟随张荫桓办外交开始的，无论成功与失败的经历对他均有启迪。在美国处理丹佛案善后工作，为华人的损失最终向美国政府索取了赔偿，这对梁诚的影响很大，日后他独当一面处理华侨事务时，总是把华侨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但在1895年随张荫桓赴日和谈，却是屈辱的经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处处刁难中国使团，以中国使团级别不够为理由，拒绝与中方谈判，梁诚由此看到日本对中国的欺凌以及侵略的野心。1897年，清政府派张荫桓为专使前往英国，参加维多利亚女王登极60周年庆典，梁诚是使团的一等秘书。张荫桓一行顺利地完成了使英任务，还获得了英国勋章。英女王正式授予张荫桓圣迈克尔和圣乔治大十字骑士勋章，授予梁诚圣迈克尔和圣乔治高级爵士勋章。张、梁两人获得勋章，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人生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张荫桓，在清政府要处死他的紧急情况下，也因为勋章的缘故和外人的营救，使清政府不敢贸然行动。梁诚此行获得英国的爵士勋章，却招来国内的弹劾声音。因为他有办理洋务的经历，结识了一些外国人士，有人以“汉奸”、“叛国者”之罪名弹劾梁诚。张荫桓是梁诚尊敬的长辈，1898年因戊戌变法受牵连，被慈禧治罪，外人设法营救。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策划劫狱，营救张荫桓。莫理循请梁诚转告张，而张不愿意外人干预中国朝廷的司法过程，让梁转告外人，取消此计划。长期在国外，不懂清朝官场规则和手段的梁诚，张荫桓的遭遇对他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起码给他敲起了警钟，在官场交往中要谨小慎微。

编辑推荐

《梁诚与近代中国》是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用户评论 (总计6条)

•   本书详细的梁诚在近代中国的事迹，好书！
•   具有一定专业水准，非消闲类书籍。
•   很了不起的人物！写得很好，值得推荐！
•   　　
  　　清华之父
  　　
  　　清华百年校庆浓墨重彩，著名校友更是万众瞩目，但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不应被人遗忘，他就是为创办清华做出最大贡献的晚清外交家、广州人梁诚。中山大学梁碧莹教授新著《梁诚与近代中国》，无心插柳，刚好在这个时候面世，让我们得以了解这位弱国外交官如何“以全力相搏”，争取到美国政府、议会同意退回一半庚子赔款，用于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清华是用退回庚款建立起来的，最初叫做“留美预备学校”。
  　　
  　　梁诚抓住了稍纵即逝的良机。1904年12月5日，梁诚作为中国驻美公使拜访以“门户开放”政策闻名于世的国务卿海约翰，一开始只是想争取美国同意用白银支付赔款，以减轻中国财政负担。谈论过程中，海约翰无意中透露：“庚子赔款原属过多”（本书第248页）。梁诚立即向清政府外务部汇报，随后展开了强大的立体攻势，一是向海约翰、国务院递送信件，二是约见记者，三是到处演说，四是游说国会议员。这一套组合拳显示了这位早年跟随容闳出国的留美幼童，深知美国政治的奥妙。总统、国务卿不能决定一切，议会才能决定减免赔款，而议员投票时要考虑选民、舆论的因素。
  　　
  　　但事情远非想象那么简单。美国历时已久的排华运动此时受到中国民众的抵制，海内外华人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粤汉铁路权益让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很不爽”，谈判被搁置。梁诚很有耐心，待机而动，等到1907年两国争端稍有平缓，请相熟的美国高官再向总统说项，终于获得老罗斯福的首肯。此后双方进入细节磋商，函电交驰，终于在1908年底，梁诚回国前夕获得了这份“厚礼”：1196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作为早期留美学生，梁诚深知现代教育对中国的意义，在向清廷汇报退回庚款用途时，明确提出用作派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经费。于是，才有了英才辈出的清华大学。梁诚这一努力对国家的贡献，是不能用金钱加以衡量的。
  　　
  　　出身黄埔村
  　　
  　　梁诚（1864-1917），字震东，出生于广州海珠区黄埔村，也即“一口通商”时代来华贸易商船的主要停靠港，粤海关的挂号口；洋商把货船停泊于此，然后溯流而上，来到十三行洽谈生意。黄埔村村民祖祖辈辈都在与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为他们供应航海所需物料。梁诚的祖父很早就赴美经商。黄埔村人可以说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群。1872年，容闳得到清政府批准，招募学生赴美留学，12岁的梁诚成为第四批留美幼童，1875年成行，1881年被迫提前回国。从此，曾是菲利普斯学校著名棒球手的梁诚，踏上了一条弱国外交官的艰辛道路。
  　　
  　　留美幼童在回国初期多不受清廷重用。梁诚能脱颖而出，离不开同乡张荫桓的大力提携。籍贯南海的张荫桓在戊戌变法期间，是最受光绪皇帝重用的外交官；康有为得到光绪帝赏识，张荫桓居功至伟。梁诚先是跟随驻美公使张荫桓重返美国，回国后又进入张氏长期负责的总理衙门。1898年戊戌政变，张荫桓流放新疆，但梁诚并没有受到牵连。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德国公使克林德为中国士兵所杀。1901年，清廷派出以光绪皇帝亲兄弟醇亲王载沣的使团赴德国道歉，梁诚任头等参赞。德国为报复公使被戕的一箭之仇，竟要求中国使团随员向德皇行跪拜礼，令载沣滞留瑞士德国边境进退维谷。梁诚以长期的外交经验，坚持定见，力劝载沣不向德人屈服。在玩够了猫抓老鼠的游戏之后，德国人在最后一刻松口。梁诚作为使团成员，尝够了被强国羞辱的滋味。
  　　
  　　弱国有外交
  　　
  　　民国著名外交官顾维钧说过：“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1902年7月，梁诚出任中国驻美公使，这是他第三度常住美国。不幸，中美关系正处在中国海通以来的最低潮。如何为国家“争得一分即是一分”，又不能使两国关系破裂，是对弱国外交官极大的考验。
  　　
  　　美国保护主义传统根深蒂固，自由贸易从来就不是美国真正坚持的原则。广东华侨素有出国谋生的传统，华工勤奋顾家、愿意接受较低工资，而为当地工会所不喜，加上种族主义者推波助澜，在八、九十年代形成了排华高潮，先后让国会通过歧视主义的排华立法，逼迫清廷续签条约。梁诚一面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同时也冷静地认识到，单单口舌之能往往于事无补，转而向清政府建议，适当采取反制措施，暗中鼓励民间进行抵制美货运动，鼓动在美受害华人进行索赔。抵制运动收到一定成效，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直线下降。运动虽然最终无法改变禁止华工赴美的现状，但大大方便了国人赴美经商、学习、游历等活动，也改善了在美华人的处境。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是后代同情洋务运动的人为李鸿章量身定做的恕词。从严格意义上，李鸿章并非合格的外交家，“半桶水”最可怕的是自以为是。在处理中日关系中，李氏最大的失误，在于1885年与日本签订的《天津条约》中，约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等于事实上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为甲午日本出兵提供了法律依据。等到战事一起，则又漫无布置，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至于《马关条约》本是城下之盟，任何人出使结果都一样，当年帝党以此攻击李鸿章本是争权的手段，严肃的史学家不会愚蠢到单单归咎于谈判过程。李的责任是在十年前谈判中极度疏忽，为日方侵朝提供了法律依据，事后又没有意识到这个漏洞的严重性，也未能让慈禧认识到对日备战的紧迫性。
  　　
  　　晚清国势最危急的庚子年，李鸿章的老部下驻俄公使杨儒，毅然拒签东三省条约，在俄方野蛮手段的严酷逼迫和李鸿章双重压力之下，忧愤成疾，在岗位上殉职，卒之让沙俄阴谋不能得逞。曾纪泽、许景澄等外交官，竭尽智能，据理力争，也为中国挽回利权甚多。“弱国无外交”之谬说可以休矣。有人说：正因为是弱国，更要讲求外交。旨哉斯言！
  　　
•   换个角度，是否正是因为这种对外交期望过大的心态，导致了37年以前对日军的步步退让
•   我个人觉得跟“苦撑待变”“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有关，不完全是过分依赖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