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研究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叶林生 等 著  页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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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世间其他事物一样,经历了一个孕育、产生、完备、衰败的必然过程。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萌生到确立,经过了五六百年的漫长时间,这使我们想起了道教的传说,据《神仙传》等书中说,被道教奉为最高主神的老子,是其母怀胎八十一年(或说七十二年)之后才出生的。宗教家可能认为这是充分吸取了营养,而在我们看来恰似个怪胎。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也是如此,相对于其先的贵族政治而言,它是个“新生儿”,但因它在“母腹”中孕育过久,一生下来就不免带有浓郁的旧色彩。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从春秋时代萌生,直到汉代才逐步完善,其间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贵族政治的崩溃和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生、完善一、贵族政治的崩溃首先是政体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二、宗法制下贵族的蜕变是贵族政治崩溃的重要原因三、官僚政治萌生的条件四、官僚政治从萌芽到确立的过程五、官僚政治的完善及其作用六、两千年特殊时期的官僚政治第二章 中国皇权政治与封建官僚政治一、中国专制主义皇权形成的主要因素二、皇权政治的显著特征三、皇权的极端自私性质四、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一致性和矛盾性五、皇权政治对官僚政治的控制、调节六、皇权操纵下的官僚体制的本质第三章 士与官僚政治一、士人阶层的产生二、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三、士人忧患意识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四、士人官本位意识的传统对官员的影响五、士人的崇古传统与官僚政治六、士人求名意识与官僚政治第四章 诸子学说与官僚政治一、法家与官僚政治的形成、发展二、道家学说与官僚政治三、阴阳五行学说与官僚政治四、墨家学说与官僚政治第五章 儒、佛、道与官僚政治一、孔、孟对官僚政体的“设计”二、荀况的儒学与官僚政治三、汉儒之学与官僚政治四、儒学重新崛起与宋明理学对官僚政治的重构五、道教与封建官僚政治六、佛教与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第六章 封建官员的选拔任用制度一、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上)二、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中)三、汉代创立的选官制度及流变(下)四、九品中正制与官员的选拔任用五、科举制与官员的选拔任用第七章 官员的管理与官僚政治一、历代官员的考核与官僚政治二、官员的任期、叙用、铨选与官僚政治三、封建官员的升迁降黜与官僚政治四、官员俸禄制与官僚政治第八章 官员的监察制和官僚政治一、监察制是皇权克服官员离心倾向的产物二、历代官员监察制的不断强化三、官员监察制的变异第九章 官、僚、吏与官僚政治一、关于“官”的诠释二、官僚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三、关于“僚”和“胥吏”第十章 官员的理想和追求一、理想、追求及其含义二、特殊时代官员对“功名”的追求三、长期和平稳定时期官员的“功名”追求第十一章 官僚的知识、学问一、特殊时期官僚的知识、学问二、和平稳定时期官僚的“应世之学三、和平稳定时期官员们的“真学问四、官员晚年之学第十二章 官僚的生活一、古代官员的经济生活二、官员的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三、官僚与官僚之家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与民众一、“民”的本质特征与特殊时期的官僚政治二、长期和平时期的官民关系三、民众对清官、明君的期盼和“创造”第十四章 官僚政治与新贵族政治一、新贵族政治的产生与特征二、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第十五章 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特征一、官僚具有奴仆和主子的两重性二、对上负责与形式主义三、利益与朋党之争四、机构膨胀,冗员充斥第十六章 从法的本质看官僚政治下法治的困境

章节摘录

  至此,在他开国定天下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功臣几乎捕杀殆尽。据野史说:朱元璋的太子反对他乱杀人,认为“杀人太滥,恐怕要伤了和气”。朱元璋说:“我所杀的都是天下的坏人,朝内朝外整理清楚了,你才能当这个家呀!”屡立功勋的大臣如何转眼间成了“天下的坏人”?就因为帝王认为他们对其家天下存在某种威胁或潜在的威胁。即使功臣们的权力构不成威胁,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才能也是一种威胁。因此,与其说因功臣们有碍于帝王家天下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帝王们极端自私的阴暗心理构想出了许多“谋反”的假想敌。  二是在其家庭内部,帝王同样是极端自私的。任何人,哪怕是父子之亲,兄弟之情,夫妻之爱,一碰到帝王的权力神经,无不头破血流,甚至命丧黄泉。历代那些昏聩之君、庸碌之主姑且不谈,即以某些经常被史学家称道的“明君英主”而论,哪一个不是自私之极?一个带共性的现象是,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等英明之主,都曾亲手废除了自己所册立的太子。如果探究其原因,无非是与帝王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力相关。汉武帝因相信“巫蛊”,认为太子用巫术诅咒他,而又不听太子申辩,将太子刘据逼到谋反的路上;唐太宗因钟爱另一个皇子魏王李泰而逼得太子李承乾谋反;康熙两次废太子允扔,大抵皆是如此。至若唐太宗本人,为了夺取皇帝的宝座而杀长兄(太子),杀弟弟,逼父亲退位,哪里还有什么父子之谊、骨肉之情!  帝王们为了保住“家天下”的终极目标而不择手段,对官僚政治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首先,帝王们从自私的心理出发,总是要按照皇权的接替模式引导官僚为“世代富贵”而努力,这样官僚的世袭和变相世袭就不可避免的了,这也就直接否定了官僚政治形成过程中的“任人唯贤”原则。汉王朝初期,官员长期任一个职务,有的达数十年之久,这似乎还可以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据《汉官仪》所载,汉朝初年就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就是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中央的九卿皆为二千石,三公为万石)只要任职满三年,就可以任用一个儿子(或侄子)为朝廷的郎官。郎官虽为下级官员,但以后一步步升迁,仍可跻身显要位置。譬如,西汉以“不辱王命”著称的苏武,因父亲苏建为二千石而做了郎官,后升迁至中郎将;萧望之也靠这条路步人官场,后升迁至廷尉;他们的子孙又可以援引这个制度再做官——官员的变相世袭现象产生了。汉代这个制度叫“任子制”,宋代则有类似的“恩荫制”——每逢朝廷大典(祭天地,皇帝登极、大婚,皇帝、太后生日等),帝王总要对大臣“加恩”,任命他们的儿孙为官。如此连绵数代,官场充斥亲缘、裙带关系,这几乎成了历代惯例,这不正是皇权造成的吗!官场上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裙带关系,对官僚政治来说,必然是一个牵制其偏移正常轨道的异动力量。  其次,皇权的极端自私性,决定了他们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家天下”的统治。只要有利于这个根本目标,帝王不惜对官员予以放纵。这样,官僚的腐败就不可避免的了,官僚政治也就在官僚普遍的腐败风气中名存实亡。  一是帝王认为官员侵夺民众财产就会不得人心,就不会对皇权形成威胁,从而容忍官员的贪赃枉法。《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楚汉分争”时期,刘邦率兵在中原地区与项羽角逐,关中大本营交由萧何掌管。萧何兢兢业业,保证了前方将士的后勤供给。这让刘邦很不放心:担心萧何“孳孳得民和”、“倾动关中”。就是说,如果萧何得到关中民众拥护,就可能有当皇帝的异心,关中就不为刘氏所有,自己也就无家可归。于是,每有押运粮草的官员到前线,刘邦总要打听萧何的举动。萧何得知此事后,懂得刘邦的心事,就在关中大肆侵夺百姓田宅“数千万”,这样反倒让刘邦放心了。刘邦班师回长安时,百姓拦住他的车驾,控告萧何。刘邦不但没有惩治萧何,反而把百姓的“告状信”(竹简)全部交给了萧何,说:“君自谢民。”也就是让萧何自己去向百姓谢罪。萧何以后如何“谢民”的,史无明载,不必猜测。我们大约也可看出,他大肆“侵夺”,出于不得已,是为了“自保”,为了避免刘邦猜忌。在刘邦看来,萧何侵夺百姓田宅,只是“小节”,他因此不得民心,从而也不能动摇刘氏江山,这才是莫大“功绩”。这种标准怎能不使官场掠夺之风盛行呢?  这类现象绝非个别的。宋太祖建隆年间,御史中丞雷德骧上疏,弹劾宰相赵普强占人田宅,赵匡胤怒气冲冲地训斥这位御史中丞说:“鼎铛犹在耳!汝不闻赵普吾之社稷臣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赵普是我的心腹大臣,侵夺别人田宅算得了什么呢!你抓住这种“小事”,就不怕我把你扔到油锅里吗!  历史上,帝王们大抵都按照同样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善恶、忠奸的。明代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徐阶、夏言之徒,受贿敛财大约并不亚于严嵩、严世藩,但他们没有严氏图谋篡权的劣迹,也就可以富贵终身了。所以,官僚的腐败在帝王们极端自私的“小算盘”面前孳生蔓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是帝王们从维护“家天下”的自私心理出发,推己及人,以为人人都像自己一样,要占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总是以物质利益引诱官僚,以淡化、消除位高权重的官员窥视皇权的野心,解除其对皇权的威胁。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陈桥兵变”,由部下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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