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4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瞿林东,李珍
内容概要
范晔生活于东晋、南朝刘宋之际,是刘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他以多才多艺为世所重。然其性格狂傲不羁,终为他人所利用,堕入政治陷阱,酿成人生悲剧。他一生的重大成就,是撰写了《后汉书》。范晔著史,注重“自得”,所著《后汉书》,是众多东汉史著作中唯一得以完整保存至今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范晔发展了“以类相从”的类例思想,并在吸收前人之长的基础上,在书中专列文苑、宦者、独行、逸民、方术、列女、党锢等类传,全面展示了东汉一朝的社会历史面貌,对后世正史撰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晔以“纵放”的笔势撰写的史论,综括东汉皇朝兴衰,并对影响东汉历史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认识。他对谶纬之说多有批评,直言“天下决无佛鬼”,主张从“人”的角度看待历史发展进程,从时势、风气、机运等客观标准出发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他主张以儒家的“德政”、“王化”目标来治理国家,故而充分强调了儒学对稳固政治统治的作用,宽厚为政的重要意义,以及在民族问题上的“怀柔”政策;在对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关注方面,范晔也表现出一个优秀史家的理性思考。本书以史学思想、历史思想、政治思想、民族思想、伦理思想为重点,阐述了范晔的思想面貌及其价值。
作者简介
瞿林东,1937年12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著有《唐代史学论稿》、《中国史学散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史学的沉思》、《杜佑评传》、《史学与史学评论》、《史学志》、《中国史学史纲》、《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中国简明史学史》,以及《史学导论》(合著)等书,发表相关论文、评论200余篇。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卷首语
第一章 时代与家世
一、桓玄之变与晋、宋更迭
二、东晋、南朝撰史之风
三、晋、宋之际的范氏家族
第二章 仕途的悲剧
一、坎坷的仕途
二、堕入政治陷阱
三、人生悲剧
第三章 撰写《后汉书》
一、范晔以前的东汉史撰述
二、《后汉书》的内容和结构
三、《后汉书》的流传和影响
第四章 史学思想:“以意为主”和追求“自得”
一、“以意为主,以文传意”
二、历史撰述与“正一代得失”
三、“整理”史事与类从人物
四、史论与史家的“精意深旨”
第五章 历史思想:朴素唯物的倾向
一、“天下决无佛鬼”
二、慎言天道,看重人事和信顺
三、指陈历史形势,综括皇朝兴衰
四、社会历史与人物评价
第六章 政治思想:政治统治的方略及得失
一、历史机运与政治统治
二、宽厚为政与张弛之道
三、人才的选拔与安置
四、剖析外戚与宦官的政治弊端
第七章 民族思想:进步的民族观与民族史观
一、自觉的民族史撰述意识
二、民族关系与政治大一统观念
三、积极的民族历史与民族差异的认识
四、“怀柔”与“王化”的民族政策理念
第八章 伦理思想:社会秩序的精神尺度
一、道德与社会
二、重伦理与贵德义
三、“忠”和“义”的辩证认识
四、重名节
五、“正心”与“诚意”的修身之道
结束语
附录
清代学者关于范哗《后汉书》的研究
范蔚宗年谱
《八家后汉书辑注》前言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还有一点也是不可忽略的,这就是萧梁时期的阮孝绪所撰的《七录》。其序文总结了自刘向、刘歆父子校书以来,下至魏晋、南朝学人关于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分类的历史。其“七录”中之“记传录”分为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等十二部,其中“伪史部”包含二十六种,当是十六国、北朝史家所撰史书①。可见,在阮孝绪看来,南北朝的对立并不妨碍他对全国历史文献的考察和论述;他把关于十六国、北朝的史书称为“伪史”,是自认南朝为正统而又不否认北朝的存在。这种意识,在《宋书》、《南齐书》中也有反映,即在称“虏”的同时,也时时称“僭”、“伪”,从而淡化了“华夷之辨”,透露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识。 东晋、南朝史学的成就对后来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反映了它的重要的史学价值。 其一,涌现出一批名著和名注。东晋袁宏所撰《后汉纪》、南朝宋范哗所撰《后汉书》,是两部优秀的东汉史著作。唐人刘知畿在总结东汉史的撰述时,写道:“至宋宣城太守范晔,乃广集学徒,穷览旧籍,删烦补略,作《后汉书》,凡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会晔以罪被收,其十志亦未成而死。先是,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汉氏后书》,依荀悦体,著《汉后纪》三十篇。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②这两部书,尤其是范晔的《后汉书》,至今仍是人们认识东汉历史的最重要的名著。东晋、南朝史家重视注史,出现了许多史书名注,如刘昭《续汉书志注》、裴松之《三国志注》、裴驷《史记集解》、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其中《三国志》裴松之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都以补充史事为主,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的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①。这一段话说明作者作注的宗旨和方法,具有理论的价值。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即所谓“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因此,裴注重在具有补充文献的价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意甚简略。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记,补充了屯田的背景、曹操的屯田令、田官的设置、屯田的效果等史实。又建安九年下记曹操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接着说道:“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载曹操令的内容,包含租赋制度的改革办法和征收的具体数量,是中国古代租税史上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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