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评传

出版时间:2002-5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英志  页数:703  字数:48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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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袁枚是清代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以及下文家,小说家,大半生致力于诗文创作。其思想以孔、孟与庄子为基础。袁枚承袭晚明启蒙思想之遗风,尊孔而疑孔,入俗又超俗,旧习未尽却思想解放,是封建盛世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杰出的文学家与思想学术批评家。本书之传主要探讨袁枚于人生关键时期的表现及一生思想发展的轨迹,并穿插对其思想侧面的评论。本书之评集中阐释袁枚思想主旨,人生观、文学观、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以及其深远的影响等。本书资料丰赡翔实,论述清晰明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力求内容的开拓与见解的创新;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深入地研究袁枚生平与思想的学术专著。

作者简介

王英志教授,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学报》副主编,是国内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1944年出生长春,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国学大师钱仲联教授,1982年或文学硕士学位。
主编校点有《袁枚全集》等。
著有《清人诗论研究》、
《古典美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引言  康乾盛世江南文化思想概略  一 崇理学与反理学及汉学兴盛  二 诗坛复古风气与性灵思潮第一章  求学应试  一 家族考述  二 少年求学  三 京城应试第二章  出仕从政  一 三年庶吉士  二 七载县令  三 一朝辞官第三章  归隐随园  一 初归随园  二 无奈出山  三 三改随园  四 风流好色第四章  主盟诗坛  一 提携后学  二 结交扬州八怪  三 亦友亦敌沈德潜  四 生死至交蒋士铨第五章  性灵派主将  一 直翼交游  二 扶持性灵派诗弟子  三 神交张问陶第六章  晚年红粉青山  一 壮游万里  二 广招女弟子  三 文星陨落第七章  著作考辨  一 著述之作  二 编纂之作  三 存目之作  四 托名袁枚之作第八章  思想基础:三分孔、孟二分庄  一 袁枚与孔孟思想  二 袁枚与庄子思想第九章  思想学术批评  一 批评程朱理学与佛教  二 批评汉学第十章  生死观与饮食观  一 袁枚的生死观  二 袁枚的饮食观第十一章  诗论与诗学批评第十二章  诗歌创作第十三章  古文观与古文创作第十四章  小说观与《子不语》思想价值第十五章  深远影响附录索引

章节摘录

书摘    但杭州名士对才高气盛的袁枚并非皆示以青睐,相反大多数人视之为轻佻而嫉恨之。袁枚自称:“余少时气盛跳荡,为吾乡名宿所排。惟柴秀才名致远、号耕南者,一见倾心。”柴耕南时“年过三旬”,袁枚年方十八,两人意气相投。乾隆二十九年(1764)柴氏病故,袁枚作《哭柴耕南》诗悼之。其中叙述自己当年的处境颇具体:    我来才十八,坠地虎子骄。    意气欲摩天,落笔尤嗲嗲。    树无大根本,水有狂波涛。    竖旗不竖降,逢战,公欲鏖。    武林老名宿,憎其少年佻。    飞言如雨攻,赤舌将城烧。    君唶日否否,此子终凌霄。由此诗可知少年袁枚初生牛犊不怕虎,出言狂妄,意气冲天,以至令思想保守的“老名宿”侧目,攻之为“轻佻”。袁枚当时显得十分孤立,但却不肯屈服,显示出反叛传统的精神与坚韧的个性。    雍正十一年(1733)袁枚18岁,“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人万松书院”。程元章时为浙江总督,颇有惜才爱才之心,同年曾因欣赏士子齐召南而“以鸿博荐,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检讨”,最后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他以“制府”(总督)身份到县学“观风”视察时,袁枚当有不俗的表现,而被程氏举荐入学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又名敷文书院,位于仁和县(今浙江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为浙江右参政周本所建。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为书院题写匾额“浙江敷文”,故改名。书院以课试与奖励的办法来督促学生,并有各种严格的规定,学风甚正,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万松书院与杭州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及无锡东林书院,是齐名江南的四大书院。    万松书院“其时掌教者为杨文叔先生,讳绳武,癸巳(康熙五十二年,1713)翰林,丰才博学,蒙有国士之知”,后“先生又掌教钟山”。袁枚时宰江宁,“官舍馀闲,犹时时屈先生文宴,析疑问难,如作秀才时”,可见袁枚对先生的钦佩之情始终不渝。杨文叔先生乃苏州人,“为吴下忠贤之后”,学问“根柢深厚,行安而节和。所设教处,文人蔚兴”,于江浙士子中培养出袁枚、孙珠、王士俊、何承调、秦大士、朱木楫、宁楷等一大批“蜚声艺苑,拾取科名”者。杨文叔是“古文名家”,“康熙壬辰(五十一年,1712)、癸巳(五十二年,1713)间,虽在长安,名犹未彰,为撰《太仓相国神道》一碑,而文名遂以大震”。”故袁枚人学院后,即将其少作《高帝论》《郭巨论》二论呈予先生求教。杨先生阅后,对袁枚反传统的胆识与文章的气势大为赞赏,题文后云:“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先生的高度评价,使袁枚备受鼓舞,“从此肆意述作”。袁枚一生古文创作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与冲决传统观念的勇气,杨文叔的鼓励与指导功不可没。    袁枚尝云:“民之秀者,已升之学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学院。升之学者,岁有饩;升之书院者,月有饩。此育才者甚盛意也。”书院中众学子“师师友友,弦歌先王之道以自乐”。可见学院乃是优秀学子荟萃之所,很少“有害群之马俯张佻险于其间”。万松书院不仅学习环境优越,而且有名师指导,这自然激发了袁枚刻苦学习的热情。袁枚后来作《万松书院》诗回忆道:    万松环一岭,书院建其巅。    我昔来肄业,弱冠方童颜。    当时杨夫子,经史腹便便。    门墙亦最盛,济济罗诸贤。    我每遇文战,彻夜穷钻研。    至今咳唾处,心血犹红鲜……    书院的秀美,老师的博学,门墙的兴旺,自己学习的坚韧,皆得以生动的表现。    罗聘居普惠寺时曾无米卜锅,袁枚闻知,即派人送米来,罗聘深受感动,赋《谢简斋太史馈米》诗云:    正报诗粮尽,行厨冷夕曛。    且临《乞米帖》,不作《送穷文》。    清况谁知我?高情独感君。    炊烟看乍起,一袅袅秋云。对袁枚雪中送炭的“高情”厚谊,表达了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    或许是袁枚对罗聘高超画艺的欣赏,或许是罗聘为报答袁枚的帮助,于是有了罗聘在江宁时为袁枚画像之事,并引发了一场争论。袁枚于《戏题小像寄罗两峰》中称:“两峰以为是我也,家人以为非我也,两争不决。”想来此像重神似而不重形似,故以写实眼光欣赏此像的家人会认为画得不像。袁枚乃发高论解决此“争端”。他认为:“我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两峰画中之我,一我也。人苦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犹两峰之不能自知其画也。毕竟视者误耶?画者误耶?或我貌本当如是,而当时天生之者之误耶?又或者今生之我,虽不如是,而前世之我,后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两峰且舍近图远,合先后天而画之耶?·然则是我非我,俱可存而不论也。”此论反映了袁枚通脱的人生态度,即凡事不可“过于执”,不可拘泥常理,应该多角度的看待世间之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样人生就不会有烦恼。其中不无老庄意味,又有点禅意,尽管袁枚并不佞佛。袁枚怕此图自藏为家人毁坏,乃“托两峰代存”,认为罗聘“势必推爱友之心,自爱其画,将与《鬼趣图》,冬心、龙泓两先生像,共熏奉珍护于无穷,是又二我中之一我之幸也。”自己的画像竟让画者收藏,此举亦出乎常情,匪夷所思,看来袁枚亦可划归“怪”之列矣。    (一)随园女弟子生成原因    随园女弟子的生成不是偶然的,首先,有其时代、地域、自身等经济、思想、文化的原因。    随园女弟子大多具体生卒年不详,但基本上是袁枚晚年所收,无疑是乾隆后期至嘉庆前期之人。这个时期虽为乾隆盛世后期,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特别是女弟子所生活的地区乃以是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富庶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水平仍很高,尤其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城镇经济的繁荣,社会也基本安定,市民生活尚可温饱。这都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达,激发了人们的文化需求。        文化发达的重要表现之一是诗歌创作的繁荣。自南宋以来中国诗坛中心已向江南转移,江南诗人大放光彩;至明清尤其是清代前期,诗坛大家、名家大半在江浙苏杭地区。如苏州地区的钱谦益、吴梅村、顾炎武、归庄、金圣叹、吴兆骞、叶燮,杭州地区的毛奇龄、吕留良、朱彝尊、查慎行、厉鹗,等等,不胜枚举。苏杭地区悠久的诗歌创作传统与丰厚的诗歌遗产,足够时人汲取;而从事诗歌创作,亦自然成为满足人们文化需求的重要内容。加之乾隆皇帝诗兴之浓,为历代天子所少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乾隆时期,江南知识分子写诗蔚然成风,知识女性耳濡目染,深受影响,很多人加入诗歌创作队伍是极其自然的。        江南教育此时亦很发达,大有利于女子掌握文化,学习作诗。例如:一,书院众多,私塾更遍及城乡。士子固然为学而优则仕,而刻苦读书;仕女亦不甘做文盲,多好学上进,以提高文化素质。二,文化家族兴起。江南一些大家世族,或为子孙求仕,或为追求风雅,而进行家庭教育投资,父母、子女,乃至婿媳,皆以读书作诗为荣、为乐,形成书香门第。这其中培养了不少好学好诗的女子。三,学界大儒、诗坛巨匠招收弟子之风盛行,如王士稹、沈德潜、翁方纲皆招诗弟子,并形成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但都是男弟子;受此风影响,袁枚、任兆麟等亦广招诗弟子,而且破格广收女弟子,这对女子学诗是很大的鼓励与推动。        此外,江南苏杭地区或曰太湖流域优美的自然环境,温润的气候,明秀的景色,也颇有益于女子作诗。它们不仅赋予了女子创作的灵气,也提供了创作的审美对象。此地的青山绿水,小桥流水,春华秋实,禽鸟鱼虫,特别符合温婉柔弱之女性的审美情趣,容易引发女性诗人的诗兴,此乃江山之助,亦是丹纳关于地域环境对创作产生影响的观点的体现。    其实,江浙女子作诗,于明代即颇盛行。钱谦益编《列朝诗集·闰集》曾选收明代“香奁”123人之诗作,大半是吴越女子,并评说道:“诸姑伯姊,后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弃组红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滨,闺房之秀代兴,彤管之诒交作矣。”可以想见闺秀学诗风气之一般。至清代此风更是大为盛行,此是历史的延续。据有人统计,《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收录女诗人1262人,浙江524人,江苏465人,共989人,占总数的78.37%,《历代妇女著作考》收录清代女作者3671人(基本上是诗作者),经抽样调查,江浙女诗人所占比例与上书相近。清代女诗人远远超过历代女诗人的总和,易顺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序称:“……所传名媛,不少诗家。至于有清,遂臻极轨。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而这其中大半是江浙女诗人,甚至可以说大半是苏杭地区的女诗人。而随园女弟子正是清代江南女诗人之中的一批佼佼者。恰如清晖楼主《清代闺阁诗钞》序所云:“至有清一代,闺阁之中,名媛杰出,如蕉园七子、吴中十子、随园女弟子等,至今犹脍炙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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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自从二十年前我以《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为题做硕士论文,即与清代乾隆诗坛盟主袁枚结下不解之缘。回想当年,袁枚尚背负着“文革”前郭沫若先生等学者所加予的种种恶名,长时间无人问津袁枚研究课题;但随着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热潮的兴起,时代赐予了我为袁枚作翻案文章的机会,很是兴奋。此题又激发了我对袁枚进行多方面研究的渴望,于是袁枚研究成为我科研计划的重要部分。此后一发而不可收,陆续撰写了《袁枚与随园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续诗品泽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袁枚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土993年版),使我对袁枚的诗歌创作与理论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而主编了《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7年再版),并撰写了《性灵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袁枚》(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袁枚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后,则使我对袁枚的生平、思想其文学创作等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无疑这些研究为我撰写《袁枚评传》作了前期准备。    为袁枚写一本评传是我长期的愿望。七十馀年前曾有杨鸿烈先生的《袁枚评传》问世,这是关于袁枚的第一本评传,其开拓之功令人钦佩。此书的袁枚年谱颇有价值,为后人研究袁枚提供了方便;评论亦十分大胆开放,富于启迪。但它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亦有许多不足。比如以年谱代替“传”,无法描述袁枚的生平与思想的发展轨迹,更不能进行分析评价;评论部分则嫌粗略,注重资料而阐释不够;思想观点有些偏激:体例亦欠完善,等等。因此重写一本《袁枚评传》是极有必要的。但建国五十馀年来尚无第二本《袁枚评传》问世。故我颇有弥补这一缺憾的兴趣。当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命我撰写《袁枚评传》后,正中下怀,我未犹豫即应命,这将促使我对袁枚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给了我满足宿愿的机会。    把袁枚列入“中国思想家”,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主编匡亚明先生的卓识。尽管杨鸿烈先生早就过誉袁枚“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但其后数十年罕闻有人再称袁枚为“中国思想家”者。在许多人心目中袁枚只是个风流才子,或者是个性灵诗人,顶多是乾嘉诗坛盟主而已,都是在纯粹“文人”的层面上大做文章。这对袁枚显然是不公正的,或者说是知之不深的。因为袁枚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具体而言,我把袁枚定位为思想学术批评家。袁枚主要是在批判理学、汉学、以及佛教等学术思想中显示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其诗论与古文论也是通过批评时弊显示其独特的观点,是所谓破中有立。其思想不仅高出世俗,而且时时惊世骇俗,对封建传统思想具有极大的破坏性,这正是其思想价值所在。而我们有时会发现袁枚的思想不无矛盾之处,又表明他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思想家,是他在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新旧思想杂糅,或者说旧思想尚未蜕尽而新思想还不稳定、成熟的反映,这是袁枚思想及其矛盾的时代意义。    但评传如何写却是令我踌躇的问题。理想的模式是评与传水乳交融,合为一体。但成功的范例似不多,因其难度甚大,容易顾此失彼。我初写评传,尚不敢尝试。常见的模式是传与评分为两块,这相对来说好把握一些。但传、评的份量亦各不相同:有的传甚少,论极多,类似于某某研究;有的传甚长,论较少,又近乎某某传记。我决定采取折衷办法,传占五分之二,评占五分之三。传主思想的非主要方面结合其生平于传部分穿插评论;思想的主要方面则于评部分专门阐释。这样或许更有利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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