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尼采

出版时间：2000-05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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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尼采中国接受史研究方面异军突起的一员,在八年前(1992),学习工科的成芳(本名“杜建成”)以其专著《尼采在中国》(南京出版社)引起了国内外从事“尼采与中国”这一领域研究者的广泛兴趣。该书考察了中国的三次“尼采热”(Nietzsche-Fieber),史料详实,立论基础牢固,具体总结论述了尼采在中国近百年的介绍、翻译、影响、接受的历程。对该课题素有研究的瑞士苏黎世大学汉学系的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和《尼采在中国简注书目》(Cheung Chiu-yee Nietzsche in China 1904-1992. An annoted bibliography.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2. XXXIV 1455.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y new seriesNo. 19.的作者、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的张钊贻博士先后在有关专业刊物上对此书进行了评介,此外德语文学翻译家钱春绮和书评家秋禾也在《大公报》撰文介绍评论该书。
八年时间过去了,成芳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本行(计算机信息网络)之外的业余研究。新近出版的成芳编《我看尼采——中国学者论尼采(1949年前)》就是他继《尼采在中国》之后推出的又一力作。该书在史料研究、资料建设上为尼采在中国的接受研究作出了值得称颂的贡献。这是成芳先生多年搜求、辛勤爬梳的结晶。
《我看尼采》一书分正编、副编。正编收1949年前中国学者论尼采文61篇。在资料的搜求上,编者下力甚巨。抗战期间,冯至先生发表在昆明《今日评论》上的两篇论述尼采的文字也被他搜求到,这是当时《冯至传》(199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作者周棉先生也未能办到的。为弄清这两篇文章的出处,他曾在冯至先生生前致信先生本人(顺便提一下,冯先生的这封回信见于书后所附的论文中,新近坊间见到的《冯至全集》书信卷,失收此信)。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若干篇当时译述的外国学者研究尼采的论文,这虽从体例上看欠妥,但倘若联系今日查阅晚清民国时期报刊资料的困难着眼,这一举措在保存利用资料上为后来的研究者将可能提供的极大的便利就不可小觑。现举一例。如王国维(最初发表时未署名)1904年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的《尼采氏之学说》,就已声明是译自日本学者桑木严翼的《尼采伦理说一斑》。佛雏在编《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时就因其为“译篇”而未列入“辑佚”范畴。读者在此不费翻检之力即可阅读,庶几对全面了解王氏的尼采观不无裨益。类似这样的译文,包括田汉、茅盾、符、丽尼等人翻译的国外尼采研究论文,达9篇,对研究当时的尼采思想的接受和中国现代翻译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原作者除上文提及的桑木严翼外,还包括M.A.Mugge、三木清、Henri Lichtenberger(是著名的歌德研究专家,其《浮士德研究》曾被李辰冬译成中文)、Edmond Jaloux、Anton Hellmann以及卢卡契等人。尽管这种文本的转录工作,并不能完全代替研究者亲自查阅当时报刊刊载的原文文本,但在民国时期的文献材料很难复制的今天,它无疑为今日的读者提供接近这些近代文本的机会。同时它也为校勘文本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本。
副编含《1949年前中国学者论尼采文索引》和《1949年前尼采中译文(本)索引》,都是很见编者功力的材料,如其中包括杨业治先生为《教育家之叔本华》译本(商务印书馆,1945年)所写的《校阅者导言》和贺麟先生的《编者后语》都囊括无遗。在《中译文索引》中收入了编者所见的“译者的前言后语或片段的译介文字”。编者搜罗所及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但亦有未见的,如郭沫若的《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译者识(刊载于1923年的《创造周刊》第一号),今收《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肖赣的关于尼采此书中的《序说》的译文则见于1921年的《出版周刊》。
附录所收的《出版的前前后后》是1998年成芳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主办的“尼采在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本文也可看作是对该课题的一个研究综述,内容丰富,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一个对该领域研究现状的鸟瞰。颇有遗珠之憾的是,成芳在文中未能提及他的校友殷克琪女士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可能他在写作该文时还没有能见到殷女士完成于1991年的博士论文《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这本书已在2000年3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译者就是南大的洪天富教授。读者可以把这部专著同成芳编撰的资料长篇对照着阅读。
最后,就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笔者再略申说几点。书中所收的申谷译的《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的“原著者署为L.凯迪,译者译自俄文《马克思主义旗下》杂志1938年第5期”(《我看尼采》第418页)。“L.凯迪”,实即大名鼎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Georg Lukàcs)是也。该文另有廖辅叔先生的从德文直接翻译的译文,发表在《昆明杂志》,具体时间待考(根据廖辅叔文集《乐苑谈往》一书中所附廖崇向辑《廖辅叔主要著述目录》)。实际上,书中所收的王元化先生署名何典的论文《鲁迅与尼采》,还曾以“洛蚀文”的笔名刊载在《鲁迅的创作方法及其他》(《新中国文艺丛刊》之三,重庆读书出版社,1941年10月初版,1942年5月再版)中,此文亦曾被收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226-231页)。此外,在对文本中的外文文字的校对上,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歌德Goethe,误排为CoetheAlfred de Vigny误为Alfred de Viguy(第128页)。在编辑体例上,删去“原文中不必要的外文和注脚”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