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1998-12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立文 页数:629 字数:4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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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
内容概要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南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思想成为中国元以后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朝鲜李朝和日本江户时期的官学。本书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以理气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经济、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形神、动静、知行、心性、教育以及美学、伦理学、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分析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结构,诠释其思想致广大、尽精微之所在,肯定其在中国思想史和朝鲜、日本思想史上的地位。本书凝聚了作者35年多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和成果,是目前国内论述朱熹思想最全面的著作。
作者简介
张立文 1935年4月生,浙江溫州市瓯海区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专著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自序第一章 由禅返儒 集成理学 一、求学参禅为官 二、集理学之大成 三、名列伪学逆党 四、著作年代考释第二章 理气道器 分殊流行 一、哲学逻辑结构 二、形上学之追究 三、理气道器体用 四、气器阴阳功能 五、理一分殊圆融第三章 宇宙天文 气象自然 一、宇宙结构演化 二、天体运行历法 三、气象阴阳潮汐 四、实理实学实验第四章 形神魂魄 鬼神屈伸 一、形体神知阴阳 二、灵魂体魄关系 三、鬼神实然之理第五章 象数义理 变易交易 一、象数义理兼综 二、变易交易会通 三、河洛奇偶生克第六章 一二动静 变化中庸 一、一而二 二而一 二、动静对待融合 三、渐化顿变新生 四、中庸无过不及第七章 格致心思 持敬知行 一、格致体验天理 二、积累豁然贯通 三、知觉心思虑意 四、主体持敬去欲 五、知行先后互发第八章 心性情才 天地气质 一、人性物性异同 二、天地气质之性 三、心性道心人心 四、性情才统于心第九章 美善文道 诗理自然 第十章 重农开源 井田货币第十一章 天理君权 德刑人材第十二章 理欲义利 三纲五常 第十三章 心术王霸 元会道统第十四章 经史次第 春秋正统第十五章 人伦教育 小学大学第十六章 朝日官学 独尊朱子索引后记
章节摘录
(二)鹅湖之会浙江赈荒乾道九年(1173)主管台州崇道观。淳熙二年(1175)三月,吕祖谦从东阳(今浙江金华)到福建建阳寒泉精舍,留住约一月,相与读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的书,并辑出622条,分14卷,编成《近思录》一书。对《近思录》的指导思想作了探讨,作为体会周程张四子书的阶梯,亦是体认理学入门的书。五月朱熹、吕祖谦到江西上饶鹅湖寺,吕邀请陆九渊兄弟及江浙诸友赴会,这便是学术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此会按吕祖谦的初衷,是想调和、和合朱陆为学之方的分歧,但讨论的结果却明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不能归一的。朱熹的“格物穷理”,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而自称“易简工夫”。“支离事业”不能长久,而“易简工夫”终究要发扬光大。此外还就《周易》九卦之序等问题,进行了辩论。鹅湖之会后,朱熹认为对自己很有启发,他写信给陆九渊说:“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认识到自己解经,最守章句,未免“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以致“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对自己解经的方法进行反省,对其经学著作进行修定、改写。为了进一步探讨“四书学”,他与吕祖谦在淳熙三年(1176)三月相叙于开化县汪观国兄弟的听雨轩,对《诗经》的《毛序》有笃信还是怀疑的论争。另在《易》学和《尚书》学、《春秋》学上亦产生了分歧。淳熙五年(1178),由于史浩的推荐,朱熹被任命为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次年(1179)三月到任,朱熹从1153年任同安县主簿至此,已家居著书、讲学二十余年。他到南康后,便贴出《榜文》,规定:第一,本军土瘠民贫,役烦税重,以使“民力日困,无复安土乐生之心”。望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道利病的根源,悉具以陈;第二,请士民乡邻父老,每年集会,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敦厚亲族,和睦乡邻,有无相通,患难相恤”,以成风俗之美;第三,乡党父老,推择子弟,入学读经。是年,南康军灾荒。朱熹一方面发布《劝谕救荒》文,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如有余粮,要以公平价格和足秤粜给贫民,不使下户有“流移饥饿之患”;劝百姓不要离乡流亡,要“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只能向上户告籴,不得“妄行需索,鼓众作闹”。另一方面,他二次上疏,要求减除星子县的税钱。他说:“窃见本军诸县,大抵荒凉,田野榛芜,人烟稀少,而星子一县为尤甚。……而官吏节次增起税额,及和买折帛,数目浩瀚,人户尽力供输,有所不给,则复转徙流亡。”使百姓无顾恋乡井之心、为子孙长久的打算,破坏了安定。再一方面,他请求政府拨钱米修筑沿长江的石堤,以工就食,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他说:“自绍兴以来,不暇开修,逐年风浪冲击,砌石损动,往往多被回运空纲偷般压船前去。……每有大风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后抛失官私钱物不可胜计。”“本军旱伤至重,细民缺食”,修筑石堤,“使饥民就役,不致缺食”。既解决饥民的缺食问题,也解决修筑石堤问题,“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由此看来,作为一个官员,朱熹是有眼光的,是做好事的。朱熹在南康军任职期间,办赈济、减赋税、筑江堤,而且积极办学,以宣扬“理学”,以整士风。淳熙七年他在庐山唐代文人季渤隐居的地方,修复“白鹿洞书院”。朱熹自任洞主,杨日新为书院堂长。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他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五教之目”;把“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之序”;并以“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为“修身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接物之要”。“白鹿洞书院”便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也成为各书院的楷模。淳熙七年(1180),朱熹上《封事》,他提出要“恤民”、“省赋”。他说:“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如南康军土地瘠薄,“赋税偏重”,丰年还能苟安于目前,“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出”,应蠲减税钱,并进行救灾,使南康军渡过难关。这年张拭死,朱熹罢宴哀悼。淳熙八年在星子县设七处,都昌县设十一处,建昌县设十七处,开场济粜,使饥民渡过年关和春荒,而获得“政声报最惟清白”的美誉。淳熙八年(1181)二月,陆九渊来南康访问。自鹅湖之会后,朱陆之间经相互通信,情感上逐渐融洽。淳熙六年,陆九龄乘朱熹赴南康途经信州时,相会于铅山观音寺,三天的论学,陆氏弃却空疏而就实,朱熹亦认识支离之病而就简约上做工夫。思想渐趋接近。淳熙七年九月陆九龄逝世。陆九渊在这种情况下到南康,朱熹请他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使朱熹和听讲者大为感动,以至有流涕者。并请陆书写《讲义》,刻碑立于白鹿洞书院。朱陆学术宗旨虽异,但可在对待中互补。这年三月除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南归待次。七月除直秘阁,同月吕祖谦病逝,而有“吾道之衰一至于此”的哀叹。九月除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当时浙东饥荒,即日单车就道,途经衢、婺、绍兴,而至临安,向孝宗面奏七札。第一札借天的权威,饥馑连年,民多流殍的灾异,进戒皇帝要“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图自新”。第二札要孝宗存天理,灭人欲。“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要谨守十六字心传,正心诚意,力克时弊,以振朝政。这年十二月到浙东视事,“按行境内,单车屏徒从,所至人不及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以私访的办法,了解民情;并“访民隐,至废寝食”。因而使得他搞清楚了一些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他奏劾绍兴府差指使密克勤偷盗赈济的官米。密克勤从平江府押运救灾米过程中,偷盗四千一百六十石,而以“糠泥拌和”来补缺额。然而“臣所见嵊县一带饥饿之民,赢困瘦瘠,宛转道路,呼号之声不可忍闻,其不免于死亡者已不胜计”。在这种情况下,密克勤乃敢于偷盗官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应“牒绍兴府送狱根勘取见著实依法施行外,欲望圣慈先将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绍兴府疾速根勘监追所盗米斛,送纳入官,庶副赈济”。他还弹劾了隐瞒灾情,谎报政绩,横征赋税的浙江衢州守臣李峄,元差监酒库张大声等,在衢州遭大水之后,人民饥寒交迫,“取蕨根以充饥肠,赢瘦萎黄,非复人貌。岁前雨寒,死亡已多”的情况下,不仅“专务掩蔽,不以实闻”,“于荒政全不留意”,而且“一味差人下县,督责财赋,急如星火”。他认为,对于这样“病昏不能视履”的官吏,要按劾以闻,撤去其职位。
后记
我之与朱熹思想结缘,并非偶然。1960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留校到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研究室任教。教研室分配我除教中国哲学通史外,着重研究宋元明清哲学,因为当时教研室还没有专门研究这一段哲学的教员,于是我被派上了用场。经过整体的考察和探索,我选择了朱熹思想作为我研究的对象①。这大概是1962年秋末的事,并把自己的研究计划向教研室主任尹明先生作了汇报。这样我便开始了朱熹思想资料的搜集、研读和摘卡片的工作。从1960年到1964年秋,除讲授哲学系本科和研究生班的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及辅导外,考虑到宋明理学家几乎都研究《周易》,并借《周易》而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建构自己的哲学框架。因而在选修北京大学魏建功教授的《文字音韵训诂》课时,开始注释《周易》。由于我在1949年前读中小学的每年寒暑假都到邑庠生(秀才)张步禧、张学精父子开的私塾里念经书等,因此注释《周易》进展顺利,并在此基础上草拟了《周易思想研究》(198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从先秦到近代十来篇文章于报刊杂志,被认为是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人。1964年秋到湖南湘潭良湖公社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到北京海淀区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及江西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劳动,我都没有间断朱熹思想的探索。1972年由江西干校回京,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哲学系到北京师范大学,我利用北师大的丰富旧藏书,阅读了朱熹生平地方志及有关资料,并开始拟草稿。1979年50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修改完毕,并列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1980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杭州召开宋明理学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黄德志编辑出席这次会议,我与她谈起《朱熹思想研究》的书稿,黄先生希望由她们出版社出书,我觉得不好向金春峰先生(人民出版社编辑)交代,黄先生很自信地说:此事由她来处理。后来黄先生与金先生达成协议,《朱熹思想研究》便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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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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