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02-12 出版社:南京大学 作者:仓修良 页数:492 字数:3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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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内容概要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一生坎坷,却能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他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谱牒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独到见解。 本书系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全书共分11章,分别阐述了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等,并对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精彩之处。
作者简介
仓修良,1933年3月出生于江苏省泗阳县。现为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章学诚和》、《方志学通论》;古籍整理有《爝火录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第一章 “万马齐喑”的专制时代 第一节 专制政策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第三节 在“乾嘉盛世”的背后第二章 “穷困潦倒”的坎坷一生 第一节 “意气落落,不可一世”的青年时代 第二节 “不合时好”,不敢入仕的中年时代 第三节 为人幕僚,“坎坷潦倒”的晚年 第四节 集古大成,成一家之方的史志著作第三章 倡言改革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三王不相袭,五帝不相沿”的社会变革思想 第二节 “以吏治为急”的政治改革方案 第三节 “时会使然”的人才论第四章 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道不离器”的天道观 第二节 “效法成象”的认识论 第三节 “不负我生”的人生观 第四节 “天德天位”的伦理观第五章 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第一节 史学经世论 第二节 六经皆史论 第三节 史义论 第四节 史德论 第五节 史书编纂论第六章 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方志编纂理论 第三节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第七章 集古之大成的校雠学理论 第一节 椎雠学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节 校雠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第八章 “史部支流”的谱牒学理论 第一节 谱牒学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谱牒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谱牒的编纂原则和方法第九章 别具一格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跺“明道”、“用世” 第二节 倡导“文德”……第十章 蕴意丰厚的教育思想第十一章 浙东史学的殿军结束语索引后记
章节摘录
一、手段成为目的,博古而不通今 由于清政府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了乾嘉时期社会学术风气大变,与清初相比显然已经大不相同。清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他们所提倡的考据,确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的弊病,并且与反对清初民族压迫的现实斗争形势密切相关。他们提倡“实学”,要求研究历史真相,是为了博古通今,经世致用。所以,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和地理形势也就成为他们治学的重点,而各自著作,亦多言有所指,有理论,有思想,观点鲜明,决不作“无病呻吟”。可是,乾嘉考据学者虽然在治学方法上继承了清初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但却抛弃了大师们治学的精神实质。尽管他们把训诂、校勘等考据深入到经史子集各方面文献,可惜的是,他们把治学的手段变成了目的,为考据而考据,他们囿于古而蔽于今,博古而不通今,抛弃了“当世之务”的目标。考据学成为清廷用来粉饰所谓“乾嘉盛世”的点缀品,成为统治者歌颂“升平气象”的工具。生活在当时的章学诚对这种局面已深表不满,他在写给朋友的书信和许多文章里都批评了这个怪现象,指出:“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又说:“方四库征书,遗籍秘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绩之勤,为功良可不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余尝语君,史学不求家法,则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矣。”他把这些“逐于时趋,而误以襞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的考据学者斥为“俗儒”,嘲讽他们“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遗憾的是,在当时考据学以压倒一切的优势笼罩整个学术领域的情况下,像章学诚这样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为考据学风所囿而予以批评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他们依旧无法扭转整个时代的学术风气。 本来,在当时资本主义继续萌芽发展,新的市民阶层不断出现并与封建经济体系产生矛盾的社会条件下,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应该出现一种新与旧、生与死的对立冲突和尖锐斗争,产生一股生机勃勃、代表新事物新势力的力量,鞭挞旧世界,向往新的未来世界。但是,由于清政府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垄断控制了学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从而限制和扼杀了任何进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在这种局面下出现的乾嘉考据学,丝毫不代表社会的进步思潮,依然是封建专制主义幽灵的顽固体现。他们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大胆揭露和批判,更没有对未来新世界的憧憬和追求。他们甚至高呼“回到汉代去”的口号。他们从博古、求古、存古,发展到尊古,甚至是“舍古无是”,泥古不化。看看他们对于当代史迹的关心和记载情况,并与宋代稍作对比,便可一清二楚。宋代史学的最大特色,便是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能够及时地把现实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得失编写成书。有的学者早就指出,这是宋代史学最成功的地方。当时由于统治者非常注意时事的编纂,所以激起学者们私人编修当代史的勇气,许多人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当代史著的编撰上。如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自称“网罗收拾,垂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这与乾嘉学者的“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埋在故纸堆中形成鲜明的对照。宋代学者私人所编当代史著之多,除李焘所著外,著名的还有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度的《国纪》、王称的《东都事略》、熊克的《中兴小纪》和《九朝通略》、赵生生之的《中兴遗史》、李丙的《丁未录》、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江少虞的《皇朝事实类苑》、李攸的《皇朝事实》以及杜大硅的《名臣碑传琬琰集》等等。虽然宋统治者偶尔也曾有过几次“野史之禁”,但多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党派和权臣挑起,而且时间相对短暂,危害面也不大,绝没有像清朝一样,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一般的权臣奸臣,一致行动,贯穿始终,波及全国。所以,乾嘉学者私人编修当代史,几付阙如。 乾嘉学者的“博古而不通今”,再次证明清统治者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的残暴及其危害之极!诚如郭沫若同志早已指出的:乾嘉时代考据之学,“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于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 这种脱离社会实际、脱离现实政治斗争的学风,大大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束缚了科学的进步,打断了明末清初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阻碍了学术文化向近代化的发展。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应该说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自然不宜过高。尽管梁启超曾说过,“乾嘉间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这只能说明清代文化的成就不大。事实上非常清楚,当时除了训诂、校勘、整理古籍外,几乎很少有其它创造发明可言。所以鲁迅先生在评价乾嘉学术成就时说;“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但他接着指出,成绩不过如此而已,而所花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恐怕是件折本生意。鲁迅的话不仅说明了乾嘉考据学的特点和内容,也表达了他对乾嘉考据学的评价。《汉学商兑》的作者方东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考据学的实质:“只是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诂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乾嘉考据学,正是这样一种为考据而考据,“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的畸形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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