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

出版时间：2012-10  出版社：汪丁丁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10出版)  作者：汪丁丁  页数：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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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是的，我决定要写这样一个以普通人开篇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为了说服我这套文集的编辑赵婕。她是我和我妻子许多朋友当中最体贴朋友的一位。说服她，说服这样一位认真而体贴作者的编辑，特别难。    我是一名普通的中国人。这一陈述，包含着太丰富的道理。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虽不像茨威格那样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目睹祖国的消亡，但也经历了足够丰富的政治思想运动、开垦祖国零下40℃的边疆、参与“12月党人”那种颠覆性的地下沙龙、参加高考、读研、出国……有了这一番经历，再普通的人，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也不再普通。所以，我要表达的第一层意思是，我从来不是“天才”。这也意味着，如果读者有兴趣读我写的文字，那就一定要记住：让我写了这些文字的，是偶然聚拢的一些机缘。这些机缘完全可能遇到另一个普通人，并进发出一些类似的文字。所以，我的第三层意思是，在宏观统计视角下，当代中国社会或许必须产生这些文字，至于由谁来写，并不重要。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物质生活的维度；和父母兄妹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社会生活的维度；更高级的诉求，诸如“横渠四句”或“孔颜德行”，是我们传统的精神生活维度。传统的生活方式，常以“耕读之家”来描写。问题之发生，是由于工业化势力太大而传统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从第一次洋务运动到今天，一百多年了，问题还在这里，挥之不去。世变之亟，究其本源，转型期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为生民立命”，而人生问题仍然是“为天地立心”。不同以往，对我们而言，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的求解是纠缠在一起的，算是同一根本问题的两面。    今天，我们日常生活的三个维度，不论要延续哪一个，都很难，因为它们同时陷入相互牵扯着的困境。物质生活的延续，称为“经济发展”问题。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呢，先富起来的有不少人为富而不仁。于是要建立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秩序，否则我们的社会生活势必瓦解。可是，谁之正义？何种理性？在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境里我们应如何做才好？这类问题将我们带入精神生活的维度，也是人生问题的求解过程。在这里，我们探讨诸如“何为幸福”或“为何幸福”这类问题。    在西方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了足够多的年头之后，我意识到西方稳态社会的生活实在平淡而无味——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类事件的永恒循环之中，我的意思是，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热闹生活相比。这种状况有它的制度原理：好的制度使生活趋于平淡，而坏的制度激发我们改造社会的努力。改造社会常常伴随着疾风骤雨，于是在舞台上可以有人性的伟大表演——善的或恶的。    改革和开放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极丰富的机缘，新的可能生活如漫山遍野的竹林里雨后出土的春笋，噼噼啪啪，目不暇接。生活，从何处下手呢？这就是选择太多带来的烦恼，可说是“成长的烦恼”。选择太多，这是市场社会的特征，它表明中国社会已经市场化，并患了市场化社会通有的疾病——“消费主义”。这是一种行为倾向，将生活的一切环节都视为单纯的消费。存在论的最早一位思想家祁克果，年青时就对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有所感悟。他将现代化概括为“图生活之方便”的运动，于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追求方便？方便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将我们带到生存论的哲学里面，让我们面对一个“不方便”的命题：任何信仰都是某种不方便。那么，方便的代价是不再可能有信仰。推论：人而无信仰，吾不知其可为人。那么，活着的意义呢？随之消失。    生活，只要是真实的，就一定不能仅仅是消费的，它还有其他的意义。热恋中的人，很容易断定他的爱不是一种消费。可是在其他隋境里，我们就很难克制消费主义倾向。谁愿意舍近求远呢？如果有洗衣机，为什么要用搓板？如果可以抄袭答案，为什么我要独立完成习题？如果撒谎带来好处，为什么我们要诚实？如果可以有更多的钱，为什么我们满足于只要较少的钱？这些问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时刻必须选择方便或选择不方便。处处图方便，最终便会丢失生活的意义。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因为我们的孩子，至少他们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学会了寻求方便，而不是寻求不方便。我们教育失败的渊源，根据党史学家高华的考证，可追溯到革命年代我们党“急功近利”的教育方针。    我以“普通人”自况，因为我有普通人的性格和弱点。例如，我喜欢美味佳肴，我不喜欢辛勤劳作，于是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另一方面，我也像普通人那样善良。例如，我喜欢帮助有才华的学生，我不喜欢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校园政治。最后，我和普通人一样意志薄弱，我和普通人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想不清楚，我和普通人一样不知道中国应往何处去。    所以，这套文集的文字，我由衷希望它们在读者眼里是普通人写的文字。只不过，普通人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了太多太大的问题，迫使我们以普通人的身份反省和抗争。结果呢？我和你们一样茫然无知，或许我们的反省和抗争将会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或许使它更糟糕，或许，仅仅因为我们反省过并且抗争过，我们拾回了生活的意义。

内容概要

　　《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针对类似“中医应该被取消”这类打着所谓“科学”旗号的妄语，深入探讨中医、西医各自的历史起源、现实困境以及未来发展趋向，并且分析中医、西医与东方、西方这两大文化谱系的内在关系，以及这两大文化谱系不同的思维方式对个体维护自身健康的行为影响。《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还彰显了启蒙的价值：人，如果在观念上自负，思维的枷锁不打破，脑袋不属于自己，身体和生命就会被自动绑票，人就沦为自己的牺牲品。

作者简介

汪丁丁，1953年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当代深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数学学士、理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其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出版《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的视角》《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等数十部专著与文集。20世纪90年代归国后，在《读书》《财经》等重要媒体就“中国问题”“人生问题”不断发言，近年身体力行主持“跨学科教育”实验，知行合一，直面“教育问题”。长期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倡导批判性思维，尤其关心青年人的思想成长，与读者互动的搜狐博客被誉为网上的“柏拉图学园”。

书籍目录

身体与生命 略论今日西医之不科学 屠“缠腰龙”记 科学与科学主义之外 略论有知的无知 启蒙意味着为科学划界 何为“科学”？ 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 知识，秩序，悟性浅说 关于梁漱溟的几件往事 健全的理性 西医与中医 中医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医危机的实质 中西医的互补性 中医会消亡吗？ “取消中医”？ 我拒绝去医院 科学能不能解释一切 西医的危机 中医是人类未来医学的主流 中医是整体论原理 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医疗事业 对话难，则革命易！ 中医的实用性不容怀疑 中医的糟粕及其他 如何辩证看待中医与西医 中医药的出路在哪里？ 中西医结合的游戏规则 思考中医 西瓜的故事与传统文化糟粕 主流中医学与非主流中医学 上医与下医 中医与中国思想的精华 科学与启蒙 科学主义与神秘主义是对立面 启蒙的意义 启蒙在中国的历史 挑战全体科学主义者和非历史主义者 中国人是否有自我意识 本身充满价值意味的存在才能成为价值的源头 你将与人类的全部知识相遇 西方与东方 东方思维——常态，西方思维——变态 儒家政治理念与精英主义政治文化 中西文化互补论 编后记2•十年阅读汪丁丁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周末候鸟：如果仅从实用角度来看待中医药，其存废大可不必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而中医药因为不正确的认识而被错误地对待，从而有被废除的危险，才是我们争议的焦点。用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视角去审视这没有错，但不能因此丧失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很强，但美国人在国民教育中，强调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分量却很重，这很说明文化认同与传承，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退一步讲，假如中医药真的没有使用价值了，那么仅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受到保护、受到珍视。传统文化不应该被视为沾满尘土的“故纸堆”，需要我们灰头土脸地去翻检，而应该被当做矿藏，能够将历史的累积在今天发挥价值，我不知道这是否会使你“倒掉胃口”。 自由修行者：第一，中医的存废症结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否（！？），但是解决的办法如果还围绕在这里的话，似乎永远找不到出路，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说服科学主义者认同中医的朴素的自然辩证观，骂几句数典忘祖，根本没用。充其量只能做到相互理解，这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两个体系对话的困难，留给了每一个思考者。所以我对是否有“必要”把文化认同扯进来存有怀疑，仅此而已。第二，实用主义的提议是我从理查德•罗蒂那里获得的灵感。第三，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审视不是否定与拒斥，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任何分歧，我只是不喜欢思考的时候预设自己的立场。第四，我基本上算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和文化这些宏大的概念保持可能“不正常”的警惕，尤其是教育的时候还要让学生认同。

后记

1．“汪丁丁”这个关键词    汪丁丁这个名字，我初次见到，是在《读书》杂志上。    汪丁丁夫妇，我初次见到，是在2003年秋天，可怕的北京“非典”终于被遏制住了，社会交往恢复了。    那一年在我人生中很特别。我在做了两年全职母亲之后，重返职场并且由时尚媒体转入出版行业，当时风头劲猛的中信出版社的宗旨是“提供知识和技能，以应对变化的世界”，希望“以商业思想改变商业时代”。    “知识”、“技能”、“变化”、“商业思想”、“改变”这几个词语，也是当时我的人生关键词。做了母亲，我的世界已经改变了，职业变化让我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必须了解商业思想。我在中信出版社的工作要点之一是联络专家名人，此时，我生命里一个关键词“汪丁丁”出现了。    他的书《海的寓言》《知识印象》《寻找麦田》《麦田里的歌》先后在中信出版社以“经济学家随笔”的方式出版，这也是我最早读到的汪氏著作。    2004年。我离开中信出版社，回到母校的北大出版社工作。我要打开新的工作局面，也希望实现自己一些小小的愿望。比如亲自编辑出版汪丁丁、梁小民等老师的著作。我与他们都是在中信出版社工作时结下师生缘分的。梁小民老师说他喜欢读陈平原的书，他和我的导师温儒敏先生在北大曾经是室友，种种机缘吧，梁老师把他的书稿《寓言中的经济学》给了我，这对北大出版社当时向市场转轨，对我的新工作帮助很大。我至今对梁老师仍很感激。接着我又编辑了陈平原先生的《大学何为》等书。但到了汪丁丁老师的书《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时，却出了一点波折，这本书最终由世纪文景出版了。    2．阅读汪丁丁    但，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波折。    当时编辑汪丁丁老师的《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我依赖的是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陈莉博士，再加上转移出版社，有些环节我无法亲自把关，最后，汪老师专门为这本书的每篇文章写的按语被删除了。这成了我心中深深的遗憾。那时，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十多年后中国会面临“毒奶粉”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汪丁丁就开始呼吁“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但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觉，甚至汪老师20世纪90年代那本小书也可能被遗忘了，因此，当他在十年后为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治已病”时，对照当初“治未病”那些文字写下按语，是非常重要的。    由这件事我想到，作为编辑，要编好一位作者的书，要做到对某段文字的增减得当，甚至对某个措辞的选择，除编辑技能外，必须结合为特定作者“定制”的知识背景、交往经验甚至情感倾向。    因此，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读完能够找到的全部汪丁丁著作，为将来编他的某一本书做最充分的准备。    我去万圣书园，让工作人员把汪丁丁名下的所有著作都替我找出来。他们甚至到库房去寻找，最后我得到了十几本，包括汪老师签名送我的其他书，我的书架上就占据了一排汪丁丁的著作。看这些书，以及追踪他的阅读地图看相关的书，我当时还不知道，它们不只是在养成一个在未来更妥帖的编辑，而是将要塑造我的人生，包括我的心性、情感哲学、知识结构、思维方式、美学趣味、对生命价值的内在判断、对健康的观念、对孩子讲话的语气……甚至是一种从此可以安身立命的稳定持久的状态。    3．进去容易出来难    汪丁丁的书，因为关心的是“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都是切身相关的议题，且无论巨细都有涉及，所以，很容易进入。他的写作方式也是很发散的写法，行云流水，性之所至，所以也觉得有趣味，有平易近人的表象。但是，他所有文字背后的支撑，却是深厚的学养，包罗万象的学识，思维高度训练之后不露痕迹的严密逻辑，以及严肃的思想出发点，庄重的价值追求。因此，汪氏著作进去容易出来难。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对汪丁丁的作品浅尝辄止的话，可能会被其表面的“容易”迷惑，以为这样的一流学者，不必写某些“琐碎”“散”的东西，误以为大学者都是体系的建构者，殊不知汪丁丁很多年前就说，他不会为了空洞的体系浪费生命。也许，这样的段落更有益于理解汪丁丁：“说到通才，我总要联想到顾炎武。他的学生在《日知录》序言里写过：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其术足以……其言足以……，是谓通儒。相比而言，俗儒的特点是不懂得如何从细节通达天下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汪丁丁的书，最受有自我完善动力、有思维消化能力的青年人喜欢，这样的青年心胸敞开，没有想当然的成见，不屑于不懂装懂。    我是中文专业出身的，再加上，我早年思维训练的缺失，对于汪丁丁的著作阅读就是进去容易出来难的那一组。    但直觉又告诉我，宝山已入，不能空手而归。于是，那种“外行看热闹”的阅读起点，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内行看门道”的渴望。就像从未见过海的小孩，把一片蔚蓝当成家门前的池塘，为了奇异的贝壳跳进去，忽然被一个浪头卷走，又有幸游回了岸边。这大海带来的新鲜吸引，就让这小孩，一次次蹈海，并不断寻求生还的刺激感。    对于我来说，这每次的“蹈海”，每次的“生还”，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雕刻，甚至是某种顿悟带来的一次次局部生命脱胎换骨之感。    在汪氏著作和思想的汪洋里，我至今还在不断“呛水”，还是出不来。汪丁丁，谈的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但，他惊人的知识更新能力，惊人的思想常新的动力，还有他一直遥遥前瞻的习惯，让勤奋的追随者仅靠勤奋是很难跨越彼此之间的素养鸿沟的。因此，我常常羡慕那些更为聪明的脑袋，更加敏锐的心灵，以及训练优良的思维者，他们在阅读汪丁丁的时候，那种从容与深邃的共鸣该是多么壮丽酣畅。另一方面，在阅读汪丁丁的岁月里，即使我获得的只是一知半解的好处，我知道，我的人生状态，因此得到的跃迁，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实在是让我感激难言，我有了一种“不分享就是罪过”的意识。    4．如果我更早读到汪丁丁    读汪丁丁的书，往往是事半功倍的，就像有人说的“买物有所值的贵重物品才是最便宜的”；读汪丁丁的书，不仅仅是读汪丁丁的书，他还让你站在他的肩膀上看见古往今来那些值得阅读的心灵和头脑；读汪丁丁的书，不只是纸面上的思想和常识，他还让你拿这些常识与思想来雕刻你自己的人生；读汪丁丁的书，你便知道这个时代最新的变化与最恒定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我更早些读到汪丁丁先生的书，如果我更早地思考明白汪丁丁究竞在说什么……    那么，我的人生……    ——这是很容易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假设句。    比如，读汪丁丁的书，我逐渐知道了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比如，读他的书，我解决了人生的情感困惑问题。    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初中同学就说“情感泛滥的人终究会被情感所伤。”朋友们喜欢我，但也不得不担待我的纠结内耗。我的家人一方面知道我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但往往也要躲开我某些时刻的锋利，我先生多次提醒我，你明明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了，但有时候还变成了恶人，一种不智慧的，太“真”而不“美”的“善”伤害了“善良”本身。    这样的状况，成了我生命的气候。我的生活质量、人生状态都被其笼罩。无论看多少心理书、励志书，在现实中碰多少壁，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我相信感情至上，我蔑视智力、误解智力对于“纯粹情感”的“亵渎”。比如童年时代在乡下，堂弟掉下悬崖，十岁的我不假思索不顾性命，也跟着滑下悬崖去救他。幸好我们都掉在了石头缝隙之间的草丛中。这就是我生命中典型的象征事件。    阅读汪丁丁，我逐渐懂得汪丁丁夫妇身上所有的一种深赋激情与仁的中道精神、精致自然的行为方式，让自己和他人都各得其所地美好。当然，背后自有看不见的对人世间悲欣交集的担待。    我对汪丁丁的文字很“信”。我信，汪氏的文字是经过他的生命实践的。而他的生命呈现出来的元素是如此丰富。汪丁丁读的书，他愿意推荐出来的书与文字，也是他的一种表达，也是过了他的心，穿越了他的生命的。    所以，有一天，汪老师引用的一个简单的句子：“除非我们以智慧面对生活，而非仅以智力或情感来处理它……”，犹如小小的钥匙打开了我尘封的思维之门。    克里希那穆提的书，我是有很多本的，但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汪老师在一个恰当的情景中，把这句话引用出来，让我瞬间推倒了自己的“盲目情感”哲学，釜底抽薪，我的困境迎刃而解。    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就是一座山与一层纸的区别；同一件事情，对于不同的人，也是一座山与一层纸的区别。我只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旁人可以类推，却不必简单对应。因为我的问题，在有些人那里就不是问题。    因为汪丁丁的述与作，是“问题导向”与“方法旨归”的。而我，带着“问题”到他的书中寻找答案，尤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果，就是水穿石一般的塑造，日积月累，一种趋向清明的内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灵魂，一种不卑不亢的力量带来俯仰自如，懂得尊重自己与尊重他人是浑然一体的，知道了内在与表达之间的紧密关联。精神上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就像从风雨不定的春天热烈潮湿的夏天，进入了秋高气爽的季节。体会到自我解放之后如释重负的轻松，并且在人生的限度与潜力之间找到了恰当的自知之明，然后，觉得安妥自在。    5．如果更多的人更早读到汪丁丁    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读汪丁丁先生的书，如果更多的人更早地思考明白汪丁丁究竟在说什么……    那么，我们的国家……    ——这也是很容易出现在我脑子里的假设句。    是的，我们的时代，不再习惯像胡适那一代人那样忍辱负重又意气风发地说“我们回来了，从此不一样了”，也不再习惯像梁漱溟那样慷慨激昂地说“吾曹不出苍生何”，虽然，我们的时代也不乏“麦田的守望者”，但，乐观者会说他们是杞人忧天，悲观者会说他们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聪明者会嘲笑他们是愚公移山……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在自杀前留给梁漱溟这句话。梁漱溟追问了长长的一生。    这个世界怎样才能更好一些或者不要加速度地坏下去？人的幸福是什么？    这是汪丁丁一直在追问的问题。他也是在用“知行合一”的方式既言传又身教，诲人不倦言说不断。这样的问题，既是“人生问题”也是“中国问题”。    有人说，汪丁丁是先知先觉者，是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有人说他有见识，有情怀。在很多人眼中，他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I吾水乳交融。他在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之间，在流连象牙塔与走出玻璃轿子之间，在王元化那样的老一辈与最年轻的孩子之间，在古今、中西、文理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气魄与分寸之间，在小骂与大帮忙之间，在知与行之间，在教学与著述之间，他海纳百川的气象已成。    汪丁丁自己会说：这是为己之学。    让我们感谢这样的为己之学。当我们的世界上，有巨大的蔚蓝，有水之王者存在，我们还满足于自己的狭小和停滞，不求上善，不信水滴石穿，那只是我们自己的遗憾。    我该如何行动，翻开哪一页书？    6．出版者的责任    钱穆的母亲曾说，要为钱家留下读书的种子。中国这个曾经的诗书大国，耕读传家的文化，有天然的生态力量保护民族的读书种子，何况生生不息的新生者，每一个都是干净的种子。    并非我们没有种子，我们需要改善的是土壤和播种者的责任心，还要影响人文气候。    “种子们”的手是会翻书的。但是，要让他们翻开什么样的书？    这，就是著述者和出版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像汪丁丁这样的著述者，他的责任是尽到了。接下来就是出版者的事情了，最后是读者的事情。    我十分感谢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这个一直致力于协助电大帮助全国350万以上的年轻人，实现继续学习梦想的教材出版社，在衣食丰足的情况下，进入社科图书出版领域，由“普及终身教育”到“传播文化精品”，自觉担当更广泛的文化责任。出版社决策者用实际行动支持独立策划人出好书出精品，以良好的政策为无言鼓舞。我和马浩楠因此才有幸，能在《汪丁丁·青年对话录》这样的好书上用心用力，能为有幸的读者尽一份我们的心意。    这篇编后记够长了，但无论如何不能略去我对以下人士和机构的深深感谢：    感谢李维莲女士、马浩楠女士、刘臣社长、任岩总编、吴力超主任、韩新生主任、雷宁先生、江单女士、王思飞女士、邹怡茜女士、王菊萍先生、孙勃先生、刘震先生、舒展先生等对于“汪丁丁·青年对话”第一辑和第二辑出版与发行所做的各方面的支持工作。最后还要感谢当当网社科总监王华伟先生经销好书的慧眼和魄力，使得《汪丁丁·青年对话录》第一辑很快进入门类畅销书前三名，还有在著名的万圣书园，本丛书也进入了畅销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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