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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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精选中外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尤其是具有学科元典意义的社科名著,或重译或重编,增加名师点评和插图,致力于为我国读者打造一套易读宜藏的经典精粹。《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通览日本文化,解读日本矛盾国民性,基运用文化模式的概念研究日本,是人类学的重要经血一,也是日本研究的典范。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 译者:何道宽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模式论创始人、二战前后美国两大人类学女杰之一、心理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她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英国文学,1919年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人类学研究,师从人类学历史学派创始人弗兰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1923年获得博士学位。她于1927年开始研究印第安部落文化,后写成《文化模式))(Pattern of Culture,1934)一书,开拓了文化和个人性格研究的新方向。1940年完成《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民族性的研究,而其中以对日本的研究——《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一书的贡献最大。二战结束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病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受命研究日本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安其位 第四章 明治维新 第五章 欠时代和社会的恩情 第六章 滴水之恩,难以回报 第七章 情义的回报“最难承受” 第八章 维护名誉 第九章 情感的世界 第十章 道德的两难困境 第十一章 自我修养 第十二章 儿童的学习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译者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人们还从天皇以下的人那里承受恩惠。当然,人人都得到父母之恩。这就是著名的东方孝道的基础,父母据此而拥有对子女的权威。孝道可以表述为子女如何欠恩及如何报恩。因此,日本子女竭力服从父母,与德国的情况略有不同;德国也是父母对子女拥有权威的国家,但德国的情况是:家长强使子女服从。日本人东方式版本的孝道是非常现实的。有这么一句谚语表达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其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就是说,父母之恩就是实实在在的,是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呵护与操劳。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父辈及记忆中的祖辈。这使他们更重视童年时代依靠的父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实际照料过自己的人。当然,无论哪一种文化都有一条显而易见的至理名言:每一个成年男女都经历过孤立无助的婴儿期,离开父母就活不下去;成年之前,人人都必须依靠父母提供衣食住行。日本人深感,美国人轻视这一切。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在美国,牢记父母之恩就是要对父母好,仅此而已。”当然,日本人不会让孩子背上“恩”的包袱。对孩子的悉心照料乃是对自己孩提时代父母恩惠的报答。人们像父母当年照顾自己那样去呵护自己的孩子,甚至做得更好,借以在一定程度上报答父母。人们对孩子的义务只不过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属下的一个子项而已。 人也承受老师和主人的恩惠。老师和主人都助人成长,所以人要感恩,将来必要时就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困难时向他们伸出援手,他们去世后,对他们年幼的亲属要予以照顾。要不遗余力地尽责报恩,时间不会减少所欠的恩情。随着时间的流逝,恩情只增不减。恩情像利息,越积越多。欠恩情债是严重的事情。日本人常说:“难以报恩于万一。”这是人的重负,“恩情的力量”总是压倒个人之所好,这一看法确有其理。 上述报恩的伦理的顺利实施取决于一个前提:人人都自视欠下了大笔的恩情债,而且自觉履行报恩的义务,没有怨言。上文业已考察,日本的等级制组织严密,渗透到生活的一切领域。与等级制伴生的习惯,他们会认真遵守,绝不懈怠,日本人履行报恩的义务一丝不苟,到了西方人无法想象的程度。但如果把上司看成善待下属的人,这就比较容易想象了。日语中有一个词很有意思,足以证明,上司的确被认为是“爱”其下属的。日语中的“爱”,相当于英语的“love”。在19世纪,传教士觉得,日语的“爱”似乎是翻译基督教中“love”这一概念的唯一选择。在翻译《圣经》时,用日语的“爱”表达上帝对人类的爱以及人类对上帝的爱。但“爱”这个词在日文里特指上司对下属的“爱”。西方人也许会觉得,日语的“爱”其实是严父般的慈爱(paternalism),但实际上日语的“爱”没有这个意思,其意思是“温情”(affection)。当代日本的“爱”仍然是严格意义的上对下的爱。不过,这个词也用于同辈之间了,也许基督教用语的影响是一个因素,官方打破等级界限的努力肯定是另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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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论》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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