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仁回忆文集

出版时间：2012-5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友仁  页数：208  字数：265000  

前言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1901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国富论》(一名《原富》)，标志着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正式引入，此后北京大学一直是中国传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镇。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也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至1931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系陈启修教授首次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册，在传播B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功不可没。因此，不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北大经济系都是领时代潮流之先，在中国现代史中占据独特的地位。    拥有深远历史渊源和悠久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一个多世纪中涌现出马寅初、陈岱孙、赵逼抟、樊弘、陈振汉、胡代光、赵靖、厉以宁等在学界享有崇高声誉、学养深厚、影响深远的大师级人物，为我国经济科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2012年是一个对中国经济学科发展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年份，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已走过了110周年历程，北京大学经济学门(系)也迎来100周年的隆重庆典。为了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暨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建立110周年，我院编写了这套《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100周年纪念文库》，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作为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最早的经济学科，它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以及所走过的道路，必然对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奠定了百年北大的精神基调。今天，我们庆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系)创建100周年，也要秉承兼容并包的创新精神，在继承北京大学经济学科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以积极的姿态吸纳世界前沿的经济学成果，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经济学人应有的贡献。

内容概要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教育和科研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是我国综合大学中最早建立的经济系科，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基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商学科，1912年严复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始建经济学门（系），1985年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基础上组建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成为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院

作者简介

　　张友仁教授，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原籍浙江省黄岩县，1923年11月生于浙江省上虞县驿亭镇五夫村。1942年经过浙江省会考，以成绩优异取得保送免试升入大学的资格。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并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一”运动。1947年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北大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兼任西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北京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理事、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史研究会顾问、《经济科学》杂志编委、《经济学家》杂志学术委员等职。

书籍目录

周炳琳教授的生平
周炳琳与北京大学
周炳琳与恩师蔡元培
马寅初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贡献
赵抟教授的生平和学术
杂忆北大经济系顾孟余主任
陈岱孙教授的成长道路和学术贡献
蒋硕杰教授的生平和学术
怀念恩师周宪文教授
狄超白传
李大钊同志与北京大学经济系
忆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邓拓同志
忆沈从文教授
忆季羡林教授
薛暮桥教授和北京大学
许德珩教授
深切怀念吴恩裕教授
悼念严仁赓、叶逸芬夫妇
杂忆毛子水馆长
杂忆胡适校长
周炳琳教授和胡适教授的友谊
回忆熊正文教授
艾思奇同志与北京大学
东厂胡同忆旧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周炳琳与北京大学周炳琳(1892—1963)，字枚荪，浙江黄岩人。1919年，获国立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又入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深造。1925年回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及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自1932年6月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并长期担任此职。其间，兼任法科研究所主任及经济系主任，主讲社会经济史、经济学等课程，又曾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4年8月，担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兼法科研究所主任。三校回迁，仍任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9年后，辞去院长职务，专任经济系教授，曾经主讲“外国经济史”等课，又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法文部分译成中文出版。周炳琳教授自青年时起，就积极参加社会改造运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运领袖，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归国后，加入国民党。北伐中，参与了收回汉口租界的斗争。抗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主张国共合作，倡导民主宪政，反对独裁统治，同情学生爱国运动。抗战后，拒绝参加伪国大，探求和平建国之路。解放后，曾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作为一个爱国进步的学者，周炳琳教授为中国的社会进步与民族振兴、为北大经济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周炳琳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北京沙滩(五四大街)中老胡同32号北京大学教授宿舍，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大院落，里面住着二十多位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走进32号的南大门向西约10公尺是二门，乃一座垂花门。通过二门和第一个四合院，后面就是周炳琳教授住的10号宅。周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法学院(下辖政治、经济、法律三系)院长，同时，还曾兼代政治学系主任和法律学系主任。他曾任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委员，又是1931年以来的北大法学院院长，是北大大权在握的实权人物。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在1947年6月19日致周炳琳函中写道：“现在北大的局面，尤其是适之先生在那里受苦，兄比任何人负责都多。”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的郑听教授上世纪50年代对周炳琳先生在北京大学的作用有过这样生动的描述：胡适、傅斯年那样骄傲，自以为“学问老子天下第一”，但关于学校的大事在作出决定前都要“问问枚荪”。遇事让你三分。蒋梦麟在北大那样专横跋扈，说“我从来就姓蒋”，在国民党内摆老资格，在北大是专制魔王，谁也不敢碰他，只有你敢和他吵架，你凭的是什么？甚至当你出去做官，做什么厅长、次长的时候，北大法学院院长这个位置还空着等你，不让别人来做，为什么？是什么东西造成你在北大的地位呢？我替你说穿了：你是“挟国民党以见重于北大”的。(《北大三反快报》1952年4月23日)周先生北京解放前后都住在北京大学中老胡同教授宿舍内的第10号宅，直到1952年10月北京院系调整后才迁往海淀燕园燕东园29号。在中老胡同，它的东边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朱光潜教授宅，它的西边是北大教育学系陈友松教授宅。我在这所住宅里见到过多位大学校长、文坛巨子、科技精英和革命将领等人物。早在1930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蒋梦麟部长电令周炳琳代理清华校长。周认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生，如果代理了清华校长，清华人将认为清华大学成了北京大学的殖民地，故坚辞不就。早在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提名时，胡适校长感到自己对社会科学界学科的人选不熟悉，特请周炳琳代为提出候选人名单。周炳琳于1947年7月12日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院士提名，承嘱提出入文组经济学法律学两学科的候选人。兹为法律学提了郭云观、吴经熊、刘志砀、李浩培等四人；为经济学提了马寅初、陈缒(岱孙)、赵适抟、杨西孟、蒋硕杰等九人。周炳琳和何思源周炳琳(1892一1963)和何思源(1896一1982)是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的同学。在北大周炳琳先读预科后读经济门，1920年毕业于经济系；何思源先读预科后读哲学门，1919年毕业于哲学系。他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在学习和运动中，他们结成了亲密的同学和战友关系。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周炳琳留学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又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何思源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学位，又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大学。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周炳琳、何思源等十二位代表反对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在大会上大吵一场后立即退出。从而，他们本来已被内定为中央委员的，就都被取消了。回国后，周炳琳历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织部长、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河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副秘书长等。何思源历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法学科主任，训育部副主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当时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人选空缺，由何思源主持工作)，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等。当何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时，曾经请周炳琳帮助推荐人员到政治部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放弃山东，1938年1月被蒋介石枪决。这时作为一介书生的何思源竟组织武装队伍，开展游击战争，收复了半个山东省，被蒋介石政府简任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当他赴重庆述职时，被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周炳琳教授请到昆明西南联大向全校师生作了精彩的报告，缕述他在山东开展武装斗争，部队被击溃之后，再组织，再击溃，再组织，终于取得胜利的经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派嫡系军人接管山东，何思源被解除了山东的军政大权，改派到北平当一位没有军权的北平市市长。194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何思源乘飞机刚到北平的当晚，就同他的法国裔夫人一同到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看望老友周炳琳、魏璧夫妇，他(YA)们用法语亲切地交谈，何对周视同自己的兄长和老友，既亲密又尊敬。后来何思源夫妇住入中南海内西花厅，他们和周炳琳夫妇仍有经常的来往。西花厅的沙发座椅，每次坐下都会弹一首歌曲。何思源在北京饭店屋顶花园上举行宴会，也曾有周先生夫妇参加。周炳琳夫人魏璧女士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曾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学数学。这时她闲居在家，何思源提出要请她出来担任北平的一所女子中学的校长，但是不得调换原有的总务主任。魏璧担心如果财务上出现问题，将由她自己负责，而没有接受该校长职务。在解放战争时候，“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3页)在北平的历次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周炳琳都要关照何思源，你作为北大的校友，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何思源也积极和周炳琳保持联系，力图防止和制止国民党特务对广大学生不幸事件的发生。何思源在1948年4月12日致教育部朱家骅部长和胡适校长的密电中写道：“源(何思源)随时与梅生(枚荪、周炳琳)、宜生(傅作义、华北剿总)、自昭(贺麟、北大训导长)保持联系，力谋平息途径。”

后记

这本《张友仁回忆文集》，都是我写的怀念北京大学的各位恩师的文章。    我于1942年经浙江省会考以第一名的成绩保送升入大学，我将第一志愿填写为当时位于云南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学院航空工程系。抗战时期，从东南浙江到西南昆明的交通阻隔，我电请国立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代为保留学籍一年。    1941年冬，周宪文教授到浙江省临海县来为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招生，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录取。1942年春，到达福建建阳在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报到入学。可是，当时的东南联大的教授们尚未从上海迁到建阳，我被派到已经有许多教授从上海迁建阳的暨南大学借读。    不久，我告别恩师周宪文教授，离开福建建阳，跋涉数千里奔赴云南昆明。    我于1943年秋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大报到入学后，听老同学说，读航空工程系毕业后在中国并不能制造飞机，只能装配从美国运来的飞机的零部件，而且在入工厂工作之前，必须先填表加入中国国民党。我是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就要转入“经国济民”的经济学系。我打了报告给西南联大教务主任杨石先教授，他是主张科学救国的，批示“不准”。我又找到西南联大大学一年级班主任李继侗教授，要求转入经济学系，这时适逢经济学系主任赵遒抟教授从生物系李继侗教授办公室的外面路过，碰到了李继侗教授，他告诉李教授：张友仁同学是经济学系周炳琳教授的外甥，他要转入经济学系，请你帮助办一下吧!就这样，我就成为西南联大经济学系的学生了。    我在西南联大经济学系读了三年，即从1942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故都北平，我在北京大学又读了一年，于1947年7月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    毕业后，我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任助教，收到胡适校长签发的聘书。然后逐渐升为讲师、政治课教员、副教授、教授、博导、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经济学学位委员。并兼任北京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北京经济学总会理事、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会顾问；《经济科学》编委、《经济学家》学术委员；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荣誉顾问、美国传记研究院顾问等职。2012年4月被选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友会副会长。    我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工作期间，得到许多恩师们的厚爱和教导，现在将它一一写出，留作永远的纪念！    张友仁    2012年4月2日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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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仁回忆文集》旨在深入梳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北京大学经济学科的历史底蕴和历史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一个世纪的经济学科发展历程中反思我们的学术走向，为中国经济学科未来的发展提供一种更为广远和辽阔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