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2-6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页数:402 字数: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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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彭国翔先生合作,决定为我出版一套别出心裁的“作品系列”。这一系列包括一部散文集、一部自序集、一部怀旧集,也许还加上一部访谈录。我为什么说,这一系列是别出心裁呢?因为其中所收都是我个人所感所思之作,与我在一般史学论著中尽量将自己放逐在外的风格,适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概念,前者属于“有我之境”,后者属于“无我之境”。这“有我之境”便是本系列的别出心裁之所在。一九四九年秋季,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过一学期,燕园的师友和风景后来一直萦系在我的心头。一九七八年十月我随美国汉代研究代表团访问北京大学,其他团员当然都认为到了北大,只有我一个人感觉是回到了离别二十九年的母校。我清楚地记得,在我们一伙人经过未名湖畔时,我还极其匆忙地独自跑到当年的宿舍(燕大第二食堂)去探望了一下。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刊行作品系列,我却仿佛感到:这是母校对于一个远方校友的亲切照顾。彭国翔先生费了极大的心力编选这一系列,我对他的感激不是一句寻常道谢之语能够表达于万一的。是为序。 余英时 2012年2月10日于美国普林斯顿
内容概要
如果说陶渊明的诗中篇篇都有酒,那么,余英时先生的文字中,可谓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先生常把自己比作曾侨居陀山的鹦鹉,时时想为中国文化生命之赓续光大尽一点心意。先生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余英时作品系列·余英时散文集:中国情怀》几乎囊括了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坐隐篇、母校篇、自述篇。展卷其中,读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
作者简介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哈佛大学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耶鲁大学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校聘讲座教授、康奈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和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曾获国际多所大学的荣誉和名誉博士学位。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终身成就奖”(the John Kluge Prize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著有中英文著作数十种。
书籍目录
价值篇
中国近百年价值观的变迁(1993)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1999)
恢复人类文明的元气(1999)
重振独立自主的人格(2000)
晚节与风格(2001)
容忍与自由(2002)
文化篇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1981)
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1985)
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1985)
论文化超越(1990)
美国华侨与中国文化
历史篇
关于中国历史特质的一些看法(1973)
史学、史家与时代(1973)
中国史上政治分合的基本动力(1995)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2005)
关于中日文化交涉史的初步观察(2007)
士人篇
道统与政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1980)
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1991)
商业社会中士人精神的再造(1999)
漂流:古今中外知识人的命运
--刘再复《西寻故乡》序(1996)
儒学篇
儒家君子的理想(1985)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1985)
儒家思想与日常人生(1995)
现代儒学的困境(1988)
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2006)
读书篇
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1958)
古典与今典之间
--谈陈寅恪的暗码系统(1984)
怎样读中同书(1990)
记吴宓的“殉道”精神(2003)
书中乾坤大(2004)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青年》反儒家的火力集中在家族制度和妇女解放两大问题上。除了陈独秀本人的文字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吴文则要直接摧破《论语》中关于孝弟的理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批判便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近儒家经典的核心了。从第二卷第六号起,《新青年》又开辟了“女子问题”的专栏,提出有关妇女解放的种种问题的讨论。例如吴虞的夫人吴曾兰女士便在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女权平议》一长文,以后还有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女子问题》、周作人译日本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和唐俟(鲁迅笔名)的《我之节烈观》等。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新青年》攻击家族制度和倡导妇女解放可以说是继续并完成了谭嗣同所提出的“冲决伦常之网罗”的命题。所以从《仁学》到《新青年》,其间贯穿着一条内在的理路。这就是说,五四反纲常名教的运动在社会现实的根据之外,同时还有思想史的根源。我们之所以能这样断定,是因为五四一代的思想领袖在传统批判方面仍没有完全脱出《仁学》的典范。但五四确是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因为文化的各方面恰好都在发生变化,而且互相支援。从1918年起,白话文开始风行,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运动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当时青年一代的心理上所激起的震荡,我们今天已很难想象了。鲁迅用新文学的笔触揭露纲常名教的残酷性的一面,其感人的力量远比陈独秀、吴虞等人的正面攻击为深切。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之后也深受感动,特别在1919年8月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举出中国史上许多记载来证实鲁迅的控诉。从此“礼教吃人”便成为五四时代一个最著名的口号了。《狂人日记》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的是“吃人”两个字,这句话的含义却已远远超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而笼罩了全部中国文化的传统。所以客观地说,五四反传统的基调是在鲁迅的笔下奠定的。
后记
1949年秋季,余英时先生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就读。燕园之内,未名湖畔(甚至还有湖上,因为余先生曾经在冬天未名湖的冰面上自修过溜冰),都曾经有过余先生的“游踪”。当年的燕京大学,早已是北京大学的校园;而昔日余先生住过的燕京大学第二食堂,现在也已是北京大学人事部的所在。既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已经“合二为一”,如今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来出版余先生的这套作品系列,也可以算是余先生与燕京大学之间缘分的继续了。 这套“余英时作品系列”包括三本余先生文字的结集和一本余先生的访谈录。四本书分别是《中国情怀——余英时散文集》、《卮言自纪——余英时自序集》、《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和《学思答问——余英时访谈录》。余先生著作等身,除了义理和考据的专业学术著作之外,不乏饱含史思而笔端常带情感的辞章之作。《中国情怀》精选其代表性的散文,分为“价值篇”、“文化篇”、“历史篇”、“士人篇”、“儒学篇”、“读书篇”、“坐隐篇”、“母校篇”、“自述篇”。展卷其中,读者必能感受到其发自深厚学养和真诚良知的对于中国文化的眷眷情怀。在半个世纪以上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的自序往往是其著作的点睛之笔。《卮言自纪》几乎囊括余先生历年来各种重要代表著作的自序,为读者提供了得见宫墙之美的津梁,读者由此可以领略其学术思想之大端与旨要。《师友记往》则是一册非常有意义的“回忆录”,收录了余先生数十年来缅怀与纪念师友的文字,情致款款,音韵绵长。透过这些“温其如玉”的追记,读者足以深刻感受像余先生那样老一辈中国知识人的深情厚谊,以及真正的文化人对于价值、理想和学术的追求与信守。至于余先生的访谈录,则汇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内外诸多报刊杂志对余先生的各种访谈,读者从中可见余先生对历史、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问题的深刻观察和精辟见解。 各书的内容,自然无需我在此赘述。其间一些不得已的少量文字删节,缘由也是众所周知。我想在这篇编后记中特别指出的,则是贯穿余先生几乎所有文字之中的“中国情怀”。在我看来,从1951年1月1日在《星岛日报》发表第一篇文字《能忍自安》(1950年12月22日撰于九龙)至今,余先生各种文字撰述背后,除了学术思想自身的理路之外,“中国情怀”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原动力。 在余先生的文字中,“中国情怀”一词最为人熟知的,大概出自他1985年发表于《联合报》和《明报月刊》的那篇《“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谈我的中国情怀》一文。1988年台湾允晨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一本文集《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余先生的“中国情怀”更是由此广为人知。不过,如果说余先生每次抒发自己的“中国情怀”,几乎都会引用明末清初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二中“鹦鹉救火”的佛教故事,那么,至少在1981年,余先生为其1954年香港版的《到思维之路》一书撰写的“再版自序”中,已经引用这个故事了。而在那篇自序中,余先生特意提到,在他1950—1955年就读香港新亚书院钱穆先生门下期间,这个故事是最让他感动的。在此,我想再次将这个故事记录如下: 昔有鹦鹉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鹦鹉遥见,入水濡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日:“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国翔按:“常侨居是山”句《太平广记》、《佩文韵府》等古籍皆作“尝”,惟周亮工文中作“常”。) “中国情怀”中的“情怀”自然是名词,表示一种情感的怀抱与眷注所在。2010年,香港天地公司出版了一本题为《情怀中国》的书,也是余先生的一个散文集,当然,其篇幅远不如这本《中国情怀》为多。“情怀中国”中的“怀”字,是作动词用,即将“中国深怀于自己的情感”之意。当然,无论是“情怀中国”还是“中国情怀”,意思是同样的,表达的是对“中国”的一种深厚的情感。这种深厚情感的表达,正是余先生一再引用的“鹦鹉救火”故事中“常侨居是山,不忍见耳”这句话。 不过,这里的“中国”对余先生来说,正如中国历史上“中国”一词本身主要的涵义一样,是一个超越了地域和政治的文化概念。如果我的理解不差,在余先生的心目中,“中国”代表的是一种承载了价值与文明的文化连续体。余先生之所以有这样一种“情怀”,之所以情系于此,正反映了他在情感上对于“中国”的眷恋。这种情感之所以在余先生那里格外沉重,原因不在别的,正在于他亲历了这个悠久的文化连续体被内忧外患特别是中国人自己凌迟的过程,在于他亲眼目睹了这一文化连续体几乎“随风而逝”的命运。余先生的“中国情怀”和“情怀中国”,都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由内心所发。这样一种对“中国”的热爱,自然不是一般狭隘与肤浅的民族主义者所能理解的。 1985年4月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了刘绍铭先生一篇关于大陆“游学生”文学的文章,其中引了当时国内一位文化官员“义正词严”的“爱国主义”质问,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你芝加哥的和纽约的、旧金山和洛杉矶的美籍华人都加在一起,能懂得这两句诗的含义吗?”对此,余先生首先指出:“‘美籍华人’显然都是1949年以后出现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1927年国民革命之后,甚至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都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所谓‘美籍华人’这种奇怪的动物。”继而,余先生引了陈垣(1880—1971)《通鉴胡注表微》“民心篇”第十七中如下的一段话,作为“不是答案的答案”: 孟子日:“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泽不下于民,而责人民之不爱国,不可得也。去国必有可爱之道,而后能令人爱之,天下有轻取其国,而甘心托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硕鼠》之诗人日:“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何为出此言乎?其故可深长思也。 陈垣先生历来被认为是一位最富爱国情操的史学大师。他撰写《通鉴胡注表微》之日,正是在爱国情绪昂扬的抗战时期。他能写下以上这段话,并指出“其故可深长思也”,绝非偶然。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实在是值得深思的。罗素的名言“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固然未免偏激,但对于爱国主义这一冠冕旗帜之下悖逆人文和理性的观念和行为,倒也未尝不是一副清醒剂。 余先生一直关注国内的各种动态,近年来对于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更是关怀备至,为建设一个人文与理性的中国不懈陈词、倾注心力。这一点,在我看来,正是出于他不愿中国老百姓承受各种苦难的“不忍之心”。余先生的这一“不忍之心”,自然与孟子、陆象山和王阳明的“恻隐之心”、“本心”和“良知”同样千古不磨,而落实在具体的时空之中,即直接表现为其“溥博渊泉”而跃动不已的“中国情怀”。陶渊明的诗中篇篇有酒,余先生的文字中则篇篇都饱含“中国情怀”。余先生对于中国历史上以及当今各种问题的关注,只有在这一“中国情怀”之下,才能获得相应与深切的理解。当然,我相信,余先生之所以屡屡引用“鹦鹉灭火”的故事,_方面是其“不忍见耳”之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故事里天神助鹦鹉灭火之喻,也反映了他对于未来的某种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次编辑余先生的四本文集,我的学生李卓、王硕和邬正杰出力不少。我相信,他们之所以欣然其中,也都是出于对余先生人格与学问的敬佩和景仰。 彭国翔 2011年12月28日 于燕园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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