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介入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逸舟  页数：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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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在经历了新世纪的头十年之后，中国外交已跃上一个新的高地。在笔者看来，“新高地”有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关的显著特征:其一，凭借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外交努力，中国已初步具备世界大国的气象，差不多所有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事务都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表态，在某些领域（如推进世界贸易和投资、大范围推广脱贫减灾经验、拉动全球制造业景气等），更显现出带动国际社会进步、为人类整体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良好前景。这是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世界史从未有过的局面，也是占当今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罕见的机遇，当然其间包含着中国外交人的劳苦高功。其二，在骤然增加的机遇、压力和复合型的内外矛盾面前，中国外交受到来自不同方向、对错混杂的大量批评与建议，所谓“高处不胜寒”，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症（例如各个层次的战略先手不够，提供的国际公共物品不多，不善于应对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大众舆论，已出台的某些政策缺乏公信力，外交部门的自我评估与外界评价之间有差异）。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外交急需自我更新和再定位，在既定方向和适度调整之间发现新的平衡点，即以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基本路线为基础，加大参与国际事务和“有所作为”的力度。本书提出的“创造性介入”，正是就新高地的中国外交所提出的建言。它并非某种系统的思想学说或逻辑假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说和外交理论，而是一种介于形而上的理论和具像的政策解释之间层次的引导性说明，也可以说成是一种旨在激励更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倡导创造性解决方案的对外关系思想。这种“创造性介入”论说，主要受到近年来中国外交一些成功案例的启示，同时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及外交风格的延续性，参照了国际惯例及发展趋势，努力开掘国际外交事务圈的“中国特色”。大体上，“创造性介入”的要旨有三:（1）它判定世界总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趋势没有变，我国持续壮大和加深对外依存的趋势没有变，以此认知作为鼓励中国外交“给力”的大背景;（2）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把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力争在和平、合作和共赢的方式下解决纠纷，视为夯实“有所作为”方针的中心点;（3）它拒绝成为习惯思想和做法的囚徒，相反，“创造性介入”的特点在于，越是在困境和挑战面前，越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或巧妙想法，越要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发生在新世纪前后的一些“创造性介入”外交实践，预示着中国外交更大作为与责任的时代，揭示出未来中外关系更加积极和良性互动的力量源泉。“创造性介入”肯定需要付出大量智慧与心血，看上去对外交人和政治家增添了成本和辛劳;但它也有好的回报，最重要的是拓展了于我有利的空间、使中国外交家能够扬长克短、大展身手，它将为人民、为国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好的外部形象，彰显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富有智慧的一面。笔者的写作路径是，在大致厘定“创造性介入”的概念之后，挑选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中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或人物，梳理呈现它（他）们的创新之处并解释其普遍意义。案例选取的原则是尽量“厚今薄古”，以便与中国外交的下阶段对接;素材完全取自可公开查阅的资料，包括网上得到的信息，以表明中国外交研究可以不依赖特殊渠道和内部信息。本书不仅讨论每个个案的成功之处，也要探究它们有待完善的地方、局限性和风险;与其说是赞扬那些优秀的外交官和外交手笔，不如讲更希望鞭策、推动相关的变革及反思。在做完这一步之后，论说的重点转向有关“创造性介入”的各种支持性命题、观点和“理论”，看它们如何应用扩展至中国外交下一阶段的实践。在这本小书的最后部分，笔者试着设定若干场景，讨论“创造性介入”可能的切入点，希望这些场景有更多的再现和脚本。囿于作者有限的信息量和认识力，书里选取的案例，肯定有各式各样的缺失和不同的解说版本;所谓“理论”，也只是个人对中国外交实践过程的一种初步整理，绝非系统和成熟的学说。特别想提请读者注意的，不是书里的外交故事细节和精准度，而是“创造性介入”的思路，是这种新外交的基本取向。

内容概要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已远离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以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姿态站立在全球高地上；它同时在调整改革开放头一阶段相对低调、“韬光养晦”的策略，转向更加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国际立场。如何在继承邓小平路线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更多地推动国际合作？本书对此做了独到精要的讨论，它以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多个成功案例为切入点，思索里面的创造性“介质”；作者用不同领域的理论发现和场景模拟，支持中国外交的更大作为与想象力。书中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寓新鲜深刻的道理于通俗易懂的叙述之间，展示中国外交研究的广阔空间与独特魅力。

作者简介

　　王逸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等职。主要著作有：《匈牙利道路》（1987）、《波兰危机》（198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西方国际政治学》（1998）、《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2003）、《中国外交新高地》（2008）。译著包括：《经济体制》（1987）、《政治与市场》（1992）、《政治学概论》（1993）、《权力精英》（1994）。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先后到过四十多个国家访学、研究和参会；其中，1996年到1997年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做访问学者。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念辨识
第二章　案例讨论
　案例1　斡旋缅甸
　案例2　帮助苏丹
　案例3　傅莹方式
　案例4　战略对话
　案例5　借力东盟
　案例6　运筹台海
　案例7　朝核机制
　案例8　北非撤离
第三章　理论支持
　学说1　全球治理说
　学说2　海外利益说
　学说3　新型主权说
　学说4　慎用武力说
　学说5　王道霸道说
　学说6　抑制惰性说
　学说7　战略疆域说
　学说8　社会民意说
　学说9　国际公关说
　学说10　利益分层说
　学说11　复杂现象说
　学说12　世界大势说
第四章　场景假想
　假想1　两岸中程架构
　假想2　中美日的对话
　假想3　驾驭南海大势
　假想4　中非新型合作
尾声
后记

章节摘录

案例1 斡旋缅甸让我从新华通讯社数年前刊发的一则公报说起———新华社仰光2007年11月16日电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14日至16日对缅甸进行了访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和发委）主席丹瑞15日会见了王毅。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高度评价近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取得的进展，愿共同努力发展中缅传统“胞波”情谊，深化互利双赢合作，把两国关系不断推向前进，造福于两国人民。缅方介绍了国内情况，表示将根据全体人民的意愿，采取积极、务实举措，加快推进七点路线图计划。同时，他们向中方表示将继续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推进民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努力。中方重申在缅甸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支持缅甸政府和人民实现政治和解、改善人民生活的努力，希望缅甸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加快国内民主进程。中方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及其特别顾问的斡旋努力，希望国际社会按照国际关系准则对缅甸提供积极和建设性帮助。中方真诚希望缅甸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早日实现长治久安。我的解读是，这个简短的外交公报，向国内外读者传递了两点重要信息:其一，中国政府通过与缅甸的友好关系，努力帮助联合国的调解取得进展。当时的背景是，缅甸国内正发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军人掌权的政府与一些抗议僧人和社会团体形成尖锐紧张的对峙，而东盟在调停这个成员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止步不前;出于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和国际机制的担心，缅甸政府还拒绝了联合国秘书长派遣特别顾问到仰光进行斡旋的请求。在僵局面前，中国政府派遣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王毅作为中国政府特使前往缅甸首都，劝说这个国家的执政者权衡利害、顺应时势，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予以积极回应，尤其是把赞同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到访，作为缓解危机并与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一步。王毅大使的努力最终奏效，缅甸军政府同意了联合国秘书长顾问的造访。僵持局面由此打开。虽然后面的事态依然曲折多变，各方普遍对中国特使的调解成效表示了赞赏。其二，更重要的是，它表明，中国在相互关系上并非只是追求狭隘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更不像某些西方大国那样粗暴施压、强人所难，而是在巧妙劝和的同时，用真诚朋友的态度，鼓励缅甸国家的政治对话与民主化进程。众所周知，中国与缅甸两国之间有着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关系，涉及能源、经贸和战略等多个领域，这种关系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历任中国高层领导人从未间断，其密切程度堪称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然而，国际上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缅关系存在一种误解甚至歪曲的看法，认为它不过是中国利用实力地位和地缘优势，为获取缅甸这个邻国的丰富自然资源与战略出海通道所建立的一种非正常关系，属于不对等的利益嫁接和依附模式。王毅大使的此次出访和事后发表的外交公报，令上述误解和歪曲不攻自破;公报用简明但深刻的文字，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友好邻邦稳定发展、长治久安的良好愿望，更展示出改革开放新面貌下中国人的先进政治观念。王毅斡旋缅甸的成功，在笔者看来，便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创造性介入”。这类“创造性介入”的特点，首先在于它运用国际上普遍使用，特别是大国外交上常用的派遣特使方式，针对现有机制无法解决的困顿和难题，直接介入有关国家和区域，凭借外交官的智慧与谈判技巧，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或思路。派遣特使而非驻在国的大使，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授权，表明其身份和传递的信息非同寻常，代表着派遣国最高层的意愿与要求。其次，中国政府特使的努力及其方式，还表现出中国外交官特有的亲和、耐心、平等待人与不事声张;在缅甸这类经常被西方外交官和媒体轻蔑地称作“麻烦国家”、“问题国家”的地方，中国外交家不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而是用平等的商量、耐心的等待、朋友式的真诚，赢得了信任与尊重，取得了柳暗花明、打破僵局的效果。然而，依照本书标尺，关键的创造性介质，当属那个简短的外交公报所表达的第二点讯息。它体现了中国外交家的高超智慧与技巧，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对双边友好关系的坚持和对国际大势的辩明，既坚守不干涉内政、尊重当事国主权、相互平等与和平共处等既定原则，又传递出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期待缅甸军政府趋利避害、实现良治、稳定政局的普遍愿望，表达了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立场;它还是中国公众政治意愿的折射，是对那种狭隘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观的超越。 须看到，此番中国政府特使的成功，也有一些特殊因素的助力。比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领导人在领土纠纷问题上表现的大度谦让立场，奠定了中缅长期特殊友好关系的基石。由于国内政治而饱受国际制裁和外部责难的缅甸，在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国际贸易和装备更新等问题上，确实指望保持与中国这个重要朋友的合作关系。换作其他邻国，同样是斡旋调解，同样耐心低调，中国特使未必都能如此有效。因此，不能忘记，斡旋缅甸这类“创造性介入”的成功，离不开对介入对象、时机和环境的可行性评估。比如说，笔者没有把握，单就两国关系而言，当缅甸与中国发生重大利益摩擦时，如对湄公河水资源利用的分歧，或涉及对与我国交界地区缅甸某些族际矛盾及武装团伙的处置，我们的“创造性介入”是否有别的方式并仍能奏效。但总体而言，此次王毅特使对缅甸事务的“创造性介入”，表达了中国外交未来的一种取向:向世界更多的地方和需要中国的不同领域，派遣更多的特使、特别代表和其他名义的调停人，以不同于西方强国的方式，用东方人特有的智慧和技巧，表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意愿和建议，促成地区内部和全球层次上的各种缓和与妥协。特使越多，中国的角色会更活跃和富有建设性。

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教授的力作，着眼于从解剖外交实践出发，提出了“创造性介入”的理念，具有开拓性和前瞻性，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外交实践者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希望此书的出版能激发学术和政策层面对干涉内政问题的一次全面深入的讨论。——陈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大使）。 这部著作是王逸舟教授近年来深刻思考和认真研究的结晶，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和分析，值得任何一个关注世界、关心中国的人阅读。新时期中国外交需要理论支持，借用这本书的说法，需要学界的“创造性介入”。——秦亚青（中国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中国人该登场了！《创造性介入》一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新时期中国的全球行动者（包括外交官、涉外政府机构、公司、社会公益组织、个人等）在世界舞台上进取有为的大外交画面，彰显了中国从中华民族复兴到世界意识复苏的精神转化和升华过程。本书细节铺展处见灼见，平实叙事中见真知，非常值得一读。——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65年前，乔治•凯南规划的外交策略为美国开创了一个时代。今天，这本书所提出的“创造性介入”在为世界迈入中国时代提供外交上的思想助力。——Samuel Liu(美国《中国安全》季刊编辑)。 王逸舟教授从中国外交的丰富实践中提取出多个案例，回击有关中国在全球政治和经济所发挥作用的各种质疑。无论理论或实践意义上，这本书都为中国深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极富思想性和创造性的导向。更深的结合有时或许造成行为体之间的摩擦，但正如王教授指出的那样，它同时令中国和其它行为体有更紧密的利害关系以合作方式解决全球问题。――江忆恩(A.Iain Johston)（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编辑推荐

《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当代中国外交呼唤新的思维，需要新的理论支持，以开拓新的局面，本书的出版或将成为一个破局之举。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本书中倡导一种“创造性介入”的外交新理念，无论对于学术讨论还是对于政策决策，都颇有启发！《广州日报》《东方早报》等多家媒体已抢先报道。迈上新高地的当代中国外交，如何创新思维、创新局面？北大国关学院副院长王逸舟畅谈中国外交新思路！

用户评论 (总计1条)

•   　　20111103卢莲《创造性介入》书评
  　　
  　　2011年，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革命与战争这两个名词已与中国逐渐远离，我们已经许久没有听到炮弹的轰鸣，也许久没有见到鲜血淋漓的场面。经过了十几年的“韬光养晦”，中国已经以一个新兴大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但是在这不平凡的一年，日本核危机、南海争端、利比亚撤侨、卡扎菲倒台，种种国际热点事件频发，中国该以一个怎样的姿态来显示他的自信和霸气？站在新世纪的十字路口，我们该继续选择韬光养晦、发展经济的策略，还是转向更为积极的国际立场？举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大旗继续对国际事务不闻不问是否还符合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姿态？继续凭着低调含蓄、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否还能继续创造经济奇迹？我们该如何在继承先辈革命精神的基础上更好的维护本国利益，并且又能更多的推动国际合作呢？
  　　王逸舟的新书《创造性介入》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路，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建议中国应当以“创造性介入”全球事务为契机，在各种复杂的外交困境和挑战面前，更为重视有想象力的斡旋方式和巧妙想法，避免陷入强硬而简单的对抗解决方式。王逸舟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和博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主任。先后到过四十多个国家讲学、访问，主要著作有：《中国外交新高地》、《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等。“创造性介入”是由他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外交理论，这本书就是对他这一理论的独到而精要的阐述。它以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多个成功案例为切入点，思索里面的创造性“介质”，采用不同领域的理论发现和场景模拟，支持其为中国外交新构思所做出的巨大设想空间。书中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寓新鲜深刻的道理于通俗易懂的叙述之间，展示了中国外交研究的广阔空间与独特魅力。
  　　平易近人的叙述、深入浅出的解析，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学问论政的典型之作。王教授并不是一个政客，更不是一个外交官，仅仅是一个研究国际事务的学者，他完全从一位学者的视角来观察和评析当代中国外交案例，从一个新的国际战略思维出发，尝试着提出新的外交方式构思，这既包含了他向高层决策者建言的肺腑之语，也有着向普罗大众分析时势的满腔热诚。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21世纪新时代知识分子询政问政言政的铿锵之声。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站于高台之上，掷地有声的说着——“我亦有发言权”。
  　　如果不是因为王教授的搜集和整理，我们并不知道原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被面纱蒙蔽的所谓国际事件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王教授从一个个外交事件的细节铺展处挖掘真知灼见，在平实叙事中点睛人性。除去了猎奇的成分，在书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外交舞台上外交工作人员兢兢业业的付出，更看到了许多平和外表下暗涛汹涌的复杂局势。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新时期中国的全球中国外交行动者的华美画卷，在这幅宏大画卷中，无论是政府外交官、各种涉外政府机构和公司、各类社会公益组织以及弱小到个人角色，都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他们不仅仅在世界舞台上承担着展示中国进取有为形象的责任，更彰显了中国从中华民族复兴到世界意识复苏的精神转化和升华过程。同时这本书也为我们解答了一些困惑许久的疑问。
  　　一、 为何我国对于国际上的热点事件总是显得波澜不惊？
  　　我国的报纸和媒体对于很多国际热点事件总是表现得波澜不惊，即便是像美国911事件，次日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是这一新闻，但是唯独中国例外。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似乎将自己隔绝于世界之外。甚至很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政府过于冷漠，失去了与全世界共鸣的普世价值。在“民主小贩”杨恒均的《黑眼睛看世界》中就特别拿出一章来阐述中国的价值观不被世界接受的内容。其实这实在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误读。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一直秉承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而这一政策至今为止也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些时事热点事件往往与中国直接关联不大，所以中国政府最多只是从外交层面做出原则表态，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则更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实际上已在经济层面介入了许多国家内部，也带来了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方面的影响力。因此，我国媒体对于国际热点事件的关注也因应着这一形势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变动，但是仍然坚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法，进行选择性的报道。这并不是我们价值观的冷漠，更不是人性的泯灭，而是保持一种中规中矩的冷静和客观。所以如何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同时，正确认识“介入”的实际，制定更切合实际的、互利共赢的“介入”政策，已是我面临的新挑战。而这，正是王教授提出“创造性介入”理念的核心原因。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则必须介入其中，凡事总以世外桃源的姿态，恐怕难应时局之变化。
  　　二、 为何热血青年呼喊“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反被压制？
  　　我们常在一些强国论坛上看到热血青年高呼“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他们呼喊着老毛的杀戮年代，他们认为“枪杆子里出政权”才是硬道理。而这些帖子，总会在第一时间被版主删除。为何热血青年的呼唤总被压制，难道我们真的只能选择“韬光隐晦”的外交方针，任凭别人再次欺负到自己头上？事实上这又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另一个误读。2011年9月6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以抵制国际上的“国强必霸”论调。这里涉及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应该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关系里面的“王道”和“霸道”，又该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交错关系？王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有段非常经典的阐述“在中国贫困弱小、刚刚发展的阶段，特别要抵制外部压力、拒绝列强霸权；而在中国崛起、强大的过程中，则要防止自己的言行不自觉染上西方的强权恶习。有的时候，大众媒体和网络上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显示出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新局面下滋生的可能，暴露出悠久辉煌的大国古代历史和屈辱悲愤的近代遭遇带来的某种负面效应。他们在表达上述看法时，并没有顾及国际公意和国际制度，并没有考虑国际法和外交常规的解决途径，并没有思考中国与世界在新时代建构新关系的可能性，并没有认真想想打倒一种霸权的同时自身也变成另一种霸权的后果。由古人反复论证过的霸道王道观里不难发现，真正的王道必须首先把自己的体制、政治、社会和内部管理理顺，然后才有可能抗拒乃至消除各种霸道行径；在对外交往里，王者应当重道义和仁义，防止师出无名、狭隘自私。”真正的王者，并不是要战胜谁，而是要担当更大的责任，让更多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感到安心和放心。在这个层面上，《创造性介入》正是对《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的一个学术注解。
  　　“如果说65年前，乔治•凯南规划的外交策略为美国开创了一个时代。那么今年，这本《创造性介入》所提出的新理念在为世界迈入中国时代提供外交上的思想助力。”看着塞缪尔的对这本书的评价，我想所有关心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读者都会对这本书产生兴趣。政治不完全属于政客，尽管微弱，我们也能发出“我亦有发言权”的掷地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