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中华 页数: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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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共分七章二十五节,对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儒学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全面论述。汉代儒学享有的独尊地位,使得儒家学术尤其是儒家经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儒家失去了独尊地位,不得不与玄学、佛学等共同争夺江湖地位,而各个儒家学者更是与其他派系门徒展开了激烈地论争。在这期间,又相互吸收、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故儒学的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正是立足于这一背景前提下,于绪论部分对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特点进行了系统地论述,脉络清晰地理出了儒学在这一时期大概路线历程。《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的后六章,又分节对不同政权统治下,儒学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各自代表学者主要论著及思想进行了详细论述。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三国魏晋之际的儒学
第三章 西晋时期的儒学
第四章 东晋时期的儒学
第五章 南朝的儒学
第六章 北朝的儒学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及经学思想
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节 朝政权与儒学刘裕建宋后十九年,即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遂正式出现南北政权对峙的局面,亦即南北朝的开始。其后北魏发生分裂而出现东魏与西魏。东魏后为北齐所灭,西魏后为北周所灭。后来北周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政权。但不久,北周政权又为杨坚所建立的隋所取代,并于公元589年南伐灭陈,南北朝结束,中国重归统一。从北魏统一北方,至杨坚灭陈,北方经历了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五个政权。下面将分述在北朝五个政权之下儒学发展的一般概貌。一、北魏政权与儒学北魏之建国,可以追溯到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386),鲜卑人拓跋硅继其前人代公猗庐建立魏国,并于东晋隆安二年(398)于定都平城称帝,是为北魏道武帝(魏太祖)。从道武帝建立北魏起,至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止,期间历经十一主,凡一百四十九年。北魏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面对中原的广大地区和繁庶的人口,其游牧迁徙的生活方式,如何过渡到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简陋单一的政权结构和崇刑尚力的统治方法,如何过渡到汉民族礼乐典章的德治轨道;以及其彪悍勇武的民族特性如何适应中原地区长期以来所保有的温文尔雅的儒学传统等等,成为北魏开国后所必须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北魏时期,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错复杂的时代,也是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方面激烈冲突的时期。其中的儒学与佛教的冲突尤为激烈。这一思想上的斗争,反映了北魏政权在政治、文化上的走向。从现有的史料看,有魏在近一百五十年的统治内,其思想、文化的发展变迁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间,儒佛道三家思想交相角逐,高潮迭起,表现了异质文化在融合过程中对政治的影响。第一阶段,可称为北魏政权吸收儒学,并力图以儒学为指导的时期。道武帝采取了引用汉族知识分子和尽量接受汉族文化的政策,同时,永嘉之乱后留在故土而未南迁的世族亦多半投入了北魏政权。如世族崔宏在道武帝时曾宫至吏部尚书,典学机要,魏的朝仪制度多由他手定。其子崔浩仕历三朝,显居要职。其他如崔玄伯、邓渊、高允、李灵、崔鉴、李先等,皆为北魏政权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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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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