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学智 页数: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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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对明代儒学的叙述,主要放置于当时文化政治环境下,根据各时期发展的特点采取不同方式进行叙述。明朝中前期的儒学发展,挑选主要代表人物进行讲解,并由此衍射至其他人。而关于阳明之后明代中后期儒学的叙述,则不限于阳明弟子,虽然阳明弟子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即使对阳明弟子的叙述,也不采用“阳明学”的研究方法,即分其弟子为现成派、归寂派、修正派等,而是采取分地域介绍阳明弟子的做法。这样做可以避免在分派上过多的理论枝蔓,而直接切入其学说及产生这些学说地域上的原因,更多的具有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色彩。此外明代的民间讲会非常兴盛,对于明代儒学尤其是阳明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为避繁冗,《中国儒学史·明代卷》的论述以主要学者的思想宗旨及其发生的影响为主,其他则不过多涉及。
书籍目录
导言 明代初年国家的儒学政策
第一章 明代初年的儒学
第二章 明代前期的儒学
第三章 陈献章、湛若水与明代心学的起始
第四章 五阳明的儒学思想
第五章 浙中王门的儒学思想
第六章 江右王门的儒学思想
第七章 泰州诸人的儒学
第八章 明代中后期王门以外的著名儒者
第九章 丘濬与张居正的儒学与吏治
第十章 东林与蕺山的儒学思想
第十一章 明代经学概述
第十二章 明代儒学与宗教思想的融合会通
章节摘录
版权页:万历年间冯复京所著之《六家诗名物疏》五十四卷,不主义解,专释名物,于明代一般注诗之家为别体。故在明代诗经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所谓六家诗,即齐、鲁、韩、毛之诗与郑玄笺、朱熹集传。其中齐、鲁、韩诗已亡,存者余三家而已。而齐鲁韩诗,仍可从群书之引诗中得其仿佛,故仍名六家诗。此书卷首有序例,交待作疏之体例,首言此书之旨趣专在考释名物。对古今注诗第一公案之小序,认为非古经之旧,小序之作者,又古今聚讼纷纭,故对小序置而不论。此书释名物,所下工夫甚大,首先其所释之名物,分三十二门,如天、神、时序、地、国邑、山、水、人体、亲属、姓氏、爵位、饮食、服饰、器具、布帛、宝玉、礼、乐、兵、舟车、颜色、艺业、夷狄、鸟、兽、鳞介、虫、木、草、谷、杂物等,诗中名物,包罗略尽。每门中所释之物有多有少,多者数十,少者数种。每一物下必注出篇名出处。并于每个古字奇字下,皆注出反切。字同用异的,两见皆注,以示不同。声异字同的,只注一音,以绝异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疏释名物,引用书目至为繁多。计有古今《诗》注60部、《礼》注33部、《乐》注10部、《春秋》注17部,以及《孝经》、《论语》、《孟子》、《尔雅》、《小学》,下迨谶纬,共计经部引书240余种;正史、杂史、职宫、地志、谱牒等史部书115种;子类引书更杂,儒、墨、道、法、名、阴阳等九流,下迨天文历数、兵法医方,无不包罗,计180余种;集部分总集、杂集,亦不在少数。引书虽多,但选择精审,考据详核。自谓:“此疏之设,本为明经。以经解经,譬犹以水投水,虽欲无合,其可得乎?故详加莧辑,鲜或缺遗。子史文集,则简汰浮华,导扬指要。”①对历来诗注中有争论的地方,则援据古书,出以己见:“诗人咏物,据谣俗以属篇;先哲解经,缘师门而聚讼。所以种类纷糅,训故舛驳。予不揆祷昧,辄附管窥。庶或助锦带之挥麈,解青衿之疑网。”①释《诗》之名物之专书,以三国吴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为最古。后人多有仿作。但因草木虫鱼,古今异名,加之递相注解,舛讹良多。孔颖达《毛诗正义》,对名物颇为注意,尽量加以释注。宋郑樵有《尔雅注》三卷,其中有草木虫鱼之释,但数量不多。朱子《集传》,名物多有解释,但务为简明,不多援据,故所注多简略。明儒注《诗》,多由义理。名物之注多且细者,冯复京此书为仅见。故《四库总目》对此点特为表彰,谓征引颇为该博,改正《集传》之误多处;议论皆有根柢,为征实之学。焦弦为此书所作之序,认为诗有实有虚。虚者为诗之宗旨,而说诗者往往以穿凿坐实;实者诗中之名物度数,而说诗者往往以孤陋而不注。至于草木鸟兽这类非援据不明,非参证不实的,往往置而不顾,故诗之真正意旨难求。冯复京此书,“取疏略而广之,缀辑昔闻,参以新义。自鸟兽草木而外,如象纬、堪舆、居食、被服、音乐、兵戎,名见于经者,种种具焉。足以补陆(玑)郑(樵)之遗而起其废疾。至诗人之意则存而不论,俟读者虚心而自得之。此于孔门之言诗,不庶几近之也哉?”②这篇序对冯氏卓异之处指陈甚为明白.对他在诗学史上的贡献评价恰如其分,可谓深得此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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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明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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