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史(清代卷)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汪学群  页数: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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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儒学史·清代卷》,以“儒学”标示研讨之鹄的,从官方提倡、推动与学术自身发展两者相结合的角度,完整展现了清代学人对丰富儒学内涵所作的贡献,及呈现出的特色,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那一时代,和儒学在那时代里演进的脉络,提供了新知。全书正文十一章,作者汪学群在儒学体系内,循着宋学(从王学到朱子学)与汉学(从古文经学到公羊今文经学)这两条并行于时,且互有消长的学术线索,依时序铺陈。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理学的发展与衰落
第一节 明代遗民的理学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的理学
第三节 乾嘉时期的理学
第二章 王学的延续与余波
第一节 孙奇逢的心学
第二节 黄宗羲对心学的改造
第三节 李颙的体用之学
第四节 李绂对心学的总结
第三章 朱子学的发展
第一节 张履祥的平民朱子学
第二节 陆世仪的用世之学
第三节 李光地的正统朱子学
第四章 张载之学的阐扬
第一节 王夫之的自然观
第二节 王夫之的知识论与人性论
第三节 王夫之的历史观
第五章 反理学与务实学风
第一节 顾炎武的经学
第二节 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
第三节 颜李学派的习行思想
第四节 唐甄的政治思想
第六章 汉学的复兴与发展
第一节 汉学的成因与源流
第二节 汉学的发展与别出
第三节 汉学的成就与局限
第四节 汉学家的“以礼代理”说
第七章 汉学家的义理学(上)
第一节 惠栋对汉易的发挥
第二节 戴震的反理学
第三节 洪亮吉的天人观
第八章 汉学家的义理学(下)
第一节 凌廷堪的礼学
第二节 焦循的变通之学
第三节 阮元的务实之说
第九章 汉学的别出及对汉学的批评
第一节 钱大昕的经史之学
第二节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第三节 方东树对汉学的批评
第十章 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想
第一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第二节 公羊学的发展
第三节 经世思想的涌动
第十一章 春秋公羊学
第一节 庄存与的赵氏公羊学
第二节 孔广森的另类公羊学
第三节 刘逢禄的何氏公羊学
结语
后记

章节摘录

版权页:方东树反驳说:“若谓义理即在古经,训诂不当歧而为二:本训诂以求古经,古经明,而我心同然之义理以明。此确论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①他也承认从理论上说本着训诂以治经则经明,经明则义理明。但实际当中训诂如果出现讹误,义理便不会明,反而出现错误。汉学诸家所关心的是由训诂引出义理,训诂在他们那里是给定的前提,似乎也是正确的。方东树则关注的是训诂本身的真伪问题,而且在训诂当中出现错误是习以为常的事,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建议应以义理为主,以义理指导训诂。他又说:“故宋儒义理,原未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政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②宋儒并没有割裂训诂与义理,有时不用训诂是因其不可信而影响求义理之真,“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③。言外之义是说汉学家墨守训诂是得不出义理之真的。凡此皆强调义理不同于考据的特点,反对把训诂明义理明作片面化、僵化的理解。引阮元言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亦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④以比喻说明文字训诂是治经的门径。又引钱大昕言说:“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又“训诂之外,别有义理,非吾儒之学也。”⑤强调不存离开训诂之外的义理。方东树反驳说:“夫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事,入圣之阶,端由知行,古今学术歧异,如杨墨、佛老,皆非由文字训诂而致误也。而如汉儒许、郑诸君,及近人之讲文字训诂者,可谓门径不误矣,而升堂入室者,谁乎?至卑视章句,其失不过空疏,与求名物而不论道粗浅者,亦不同伦。凡此皆所谓似是而非,最易惑乱粗学而识未真者,不可以不辨。”①文字训诂只是小学之事,不过是通经的阶梯。古今学术歧异的根源在于文字训诂上的讹误,如杨墨、佛老皆如此。许慎、郑玄等汉儒在文字训诂上大体不误,但仅限于治经方法,而未能“升堂入室”即求得孔门儒学大道。他又说:“戴氏言,自汉以来,不明故训、音声之原,以致古籍传写递讹,混淆莫辨。汉学诸人,皆祖是说。于是舍义理,而专求之故训、声音,穿凿附会,执一不通,若此类也。六经之言,一字数训,在《尔雅》、《说文》中,不可枚举,故曰诗无达诂。”②汉学诸家舍弃义理,以声音训诂为治经的根本,其结果必然是“穿凿附会,执一不通”,其实六经中一字往往有多义,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语境或话语中,其字的意义是不同的,没有统一或惟一的训诂标准。所谓“诗无达诂”,意为不存在通行不变的训诂。方东树指出墨守训诂考据的社会危害,说:“夫义理、考证、文章,本是一事,合之则一贯,离之则偏蔽。二者区分,由于后世小贤、小德,不能兼备,事出无可如何。若究而论之,毕竟以义理为长。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干条万端,卒归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③在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上,以义理为重,这是因为“考证、文章,皆为欲明义理”,它们都是为明义理服务的。汉学诸家限于训诂考据,贬低义理,有害于人心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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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清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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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总计3条)

 
 

  •   还没来得及细读。但会有帮助。
  •   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本书,清代卷,值得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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