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胡军 等 页数: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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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儒学”中“现代”不只是一个历史的分期,更是对此段历史时期性质的断定。所以,本书所说的“现代”也就进一步有了“现代化”或“现代性”的含义。为了挖掘“现代”的含义,《中国儒学史.现代卷》对陈独秀、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的儒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将视野延伸到1949年以后。本书并不是对这一时期内思想家个案研究的累积,而是致力于揭示传统儒学思想现代化的必要性,并研究那一段时间内思想家们的努力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同时也注重分析了他们思想努力的得与失。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目标:新人生论
第二节 打倒孔家店
第三节 陈独秀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第四节 新文化运动的反思
第二章 梁漱溟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由佛入儒、儒佛并重的思想历程
第二节 文化三路向说
第三节 儒家直觉主义精神
第四节 儒家的理性至上主义
第五节 未来世界文化的展望
第三章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第一节 会通儒佛、直探本体的学思历程
第二节 体用不二
第三节 翕辟成变
第四章 冯友兰的新理学
第一节 《新理学》的形上学
第二节 新理学的共相理论
第三节 天地境界论
第四节 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探索
附录 重建还是拒斥形而上学
第五章 贺麟的新心学
第一节 生平和著述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第三节 知行合一新论与直觉论
第四节 心即理的唯心论
第五节 儒学思想基督教化的努力
第六章 方东美的儒家思想
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历程
第二节 儒家的人文价值
第三节 中国哲学源于儒家思想
第四节 儒家的价值论
第七章 牟宗三的道德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理论渊源及其历史背景
第二节 道德主体的确立
第三节 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
第四节 智的直觉的证成
第五节 两层存有论
第六节 圆善与圆教
第七节 贡献及其评价
第八章 唐君毅的心通九境论
第一节 生平及思想渊源
第二节 道德自我的含义
第三节 道德自我的展开及途径
第四节 心灵九境
第五节 唐君毅形上学的特质
第六节 唐君毅形上学的地位
第九章 钱穆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阐扬中国文化的一生
第二节 士统即道统
第三节 经验直觉主义认识论
第四节 历史大视域关照下的中国文化观
第十章 徐复观的儒学思想
第一节 徐复观与当代新儒家
第二节 治学研究方法论
第三节 文化哲学
第四节 政治哲学
第五节 徐复观儒学思想的当代定位
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何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晚清以来自觉思考中国文化前途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焦点。贺麟也不例外。他八岁时就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从《三字经》、《干字文》、《百家姓》一直读到“四书”、“五经”,“自小受到儒家熏陶”,“特别感兴趣的是宋明理学”。青年时远渡重洋,在美国和欧洲学习西洋哲学。从其个人的学习经历及其学术分野来看,他的思想“似乎比较接近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洋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可以清楚地看到,贺麟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成长起来的学者,因此如何来协调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为他自觉关注的一个大问题。事实上,他本人学术生涯中考虑的重点之一就是文化问题。他为此专门撰写过《文化的体和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等文章来阐发他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或理论。在他之前的学者在此一问题的讨论上过于注重实用、十分关注现实的利益,所以他们的讨论很少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审视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压力下显得多少有点情绪化。与此不同,贺麟关于此一问题的讨论却显得更为理智、更为客观和冷静,且能够站在形而上的文化哲学的高度,对于诸如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体、什么是用、体和用的关系及如何处理都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并能据此文化哲学理论提出处理文化问题的政策性意见。所以他关于文化问题的看法更应该受到我们的注意或关注。但遗憾的是,在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中,人们眷顾得更多的是“中体西用”、“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等看法,而很少涉及贺麟的相关看法。怎么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价值和生命力依然是一个我们必须关注的大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源于西方,因此这一问题的实质仍然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贺麟关于文化关系的理论即使在现在也并没有过时。重温他的文化理论或许对于我们现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会有益处。所以要重新讨论文化问题是因为贺麟不满意当时现有的文化讨论的状况。第一,他指出:“几种比较流行的口号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本位文化’,‘全盘西化,等似乎多基于以实用为的目的的武断,而缺乏逻辑批评的功夫。”第二,他的讨论的真正目的是要人们重新认识西洋文化的实质。这一说法含义在于他认为当时的人们对于什么是西方文化的体的认识还未到家。即便是作为“五四”运动精神的“自由”、“民主”也并不能说是代表着对西方文化之体的认识。在他看来,自由和民主不是西方文化的体,它们仍旧还是用。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西方文化。既是讨论文化问题,那么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含义极其广泛,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属于文化的范围。因此其结果也就是:第一,关心文化的学者特别得多,众说纷纭,然文化究竟为何物,却仍然莫衷一是;第二,给出一个涵盖文化方方面面内容的精确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但既要讨论文化,就不得不给它一个定义,否则有关文化的讨论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从中国现代文化讨论的情况看,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几十种。积极参加文化讨论的李大钊、胡适、梁漱溟等人都曾给文化下过定义。如李大钊认为,文化是对人类生活的整体的解释,他说:“把人类生活作成一个整体的解释,这生活的整个便是文化。”①梁漱溟则指出,所谓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胡适则说,所谓的文明或文化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所有这些对文化的解说严格说来并不是定义。但从其中大约可以看见,这些关于文化的解说有这样一个总的特点即都没有能够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概括出文化的根本特点。这些学者严格说来并没有系统的哲学知识和正当的方法论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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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现代卷》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我们为什么要编著一部《中国儒学史》,这是由于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进程之中。民族的复兴必然与民族文化的复兴相关联,而“儒学”在我国的历史上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是由历史原因形成的。儒学自孔子起就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它曾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我们没有可能把这个根子斩断。如果我们人为地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因此,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就目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估计在二十一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为什么儒学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更与“西学”(主要指作为精神文化的西方哲学等等)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所进行的全方位的冲击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化(“中学”)在与西方文化(“西学”)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或“全盘苏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在这样艰难的“中学”日衰的形势下,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一方面坚忍地传承着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着“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因此,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自我反省的机会。我们逐渐知道,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应该发扬什么、应该抛弃什么,以及应该吸收什么。因而在长达一百多年中,我们中国人在努力学习、吸收和消化“西学”,这为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基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结成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该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反本”必须要对儒学的源头有深刻的了悟,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对儒学的来源及其发展了解得越深入,它才会越有对新世纪的强大生命力。“开新”要求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思想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这必须对儒学作出适时的、合乎时代的新解释。“反本”和“开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可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二十一世纪“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以贡献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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